雙重收費

2006年，中國證券業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就在謀划著對收費進行改革，大致思路是統一收費、集中使用。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計劃一直都沒有實行，儘管也在會員

大會上進行過討論，但最終沒有結果。現實的情況是，每家證券公司現在都面臨著證券業協會雙重收費的問題。現在協會向法人會員證券公司收費，而各地方的證券業協會再次向各證券公司下屬的分公司和營業部徵收費用。證券公司營業部盈利的寥寥無幾。接近中國證券業協會後發現各地的證券業協會都是自發成立的，並不是中國證券業協會本來的分支機構，但在中國證券業協會成立之後，各地證券業協會也紛紛成立，最後掛到中國證券業協會下面，但控制力並不強，尤其是在費用上雙方互不干涉。2006年前，協會就在謀划改革收費方式，試圖統一收費、集中使用，但最終沒有結果。協會近年來由於從業人員資格考試、保薦人資格考試和相關培訓有了穩定的收入，收費改革也就擱淺了。再加上協會的領導處在變動中，還沒有顧得上這方面的事情。作為證券業自律性組織，協會自成立以來一直積極的發揮著政府與證券行業間的橋樑作用，並推動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同時，作為民間組織，國家並沒有給予其財政上的支持，因此協會的運營完全依賴自身。網站資料顯示，證券公司類118家，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類15家，證券投資諮詢機構類79家，特別會員3家，而會員費是協會的主要收入來源。2004年度深圳證券業協會對轄內會員收費的標準是：總部年費15000元，營業部每家3000元。一家證券公司總部和營業部每年向協會交納的會費總數在5萬元以上，其他機構的會費相對低一些。這些會費是通過地方協會轉交到證券業協會，再統一安排。從協會收取會費的標準來看，覺得還是合理的，這也是維持協會正常運作的必要資金來源。即使是環境相對較好、營業部相對較多的北京，北京證券業協會也為會費收不齊而苦惱不已。有的會員甚至都拖欠了兩年以上。而拖欠一年的就更多了，協會多次催繳都如石沉大海。除會費外，人員的後續培訓費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經對券商形成了經營負擔。協會的主要收入除了會員交納的會費，其他的還包括對從業人員的持續教育和業務培訓的收費。證券公司高管的培訓是由協會北京總部來組織，而其他人員的培訓則由各地方協會負責。2008年3月19日和20日，深圳各家證券公司的人員參加深圳地區證券從業人員後續職業培訓，每人10學時200元。同樣的培訓，廣州、上海等地也在進行，而北京等地證券公司人士則稱沒有此類統一培訓。不過，廣東證券業協會《關於組織開展證券從業人員後續職業培訓工作的通知》中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總體部署，按照廣東證監局和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精神，決定對轄區內有執業資格的從業人員進行培訓。而且，廣東證券業協會說今年要加大培訓力度，要求所有有執業資格的人員都去培訓，畢竟這個收入加起來算就很可觀。本來這個培訓完全都可以由券商自己做，但有些地方證券業協會要求培訓12小時，中國證券業協會制定的辦法，沒有指定這種培訓非要由當地協會來做，指定培訓是違反行政許可法的。而且，從2000年開始，協會為提高證券行業從業人員的從業水平，在全行業內組織了證券及期貨從業人員資格考試，並對考試合格的人員發放從業人員證書。通過考試及認證的方式加強從業人員的水平，但是協會在這一過程中的相關收費似乎有些偏高。在這些資格考試中，證券從業人員資格考試共5門，期貨從業人員資格考試2門，保薦人資格考試2門，其中證券、期貨資格考試每門收費70元，保薦人考試每門收費180元。參加證券、期貨從業人員資格考試的人數一年就超過16萬人，並且由於2003年資格考試向全社會公開，參加資格考試的人數不斷增加，如果按照這樣的人數計算一下，協會僅僅因組織資格考試每年就能收入4500多萬元。

從1997年高等教育全面收費以來，中國一直按照文史、理工、外語、藝術等大的學科門類分別核算教育成本收取學費，同一學科門類內部尚未詳細區分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收費的差別性。但在勞動力市場上，大部分應用學科的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行業，技術進步快，市場效率高，收入 豐厚；而基礎學科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工資收入偏低。幾乎相同的教育投資、不同的預期收入，這種利益驅動和導向就使預期收入頗豐的應用學科成為理性的受教育者所選擇的熱門，一流人才雲集：而基礎學科備受冷落，考生成績偏低，從而造成基礎學科長期以來缺少高水平的科研人員，尤其缺少能夠領導學科發展的“帥才”。這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基礎學科發展的“瓶頸”問題。因此，如何解決基礎學科入才匱乏這一“瓶頸”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並採取了相關措施，如設立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便是其中之一。在教育日益投資化的情況下，應該發揮教育收費在人力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實現高等教育的雙重收費。將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差別定價。雙重定價體制是現代經濟學解決自然壟斷行業定價問題的有效辦法，在高等教育收費中實行雙重定價也正源於高等教育的自然壟斷性。傳統上將高等教育界定為準公共用品，它具有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第一，所謂排他性是指某種物品一旦被某個消費者所消費，便排除了同時被其他消費者消費的可能。高等教育的購買者在消費上是排他的，因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員總數是一定的，這個人消費了也就意味著那個人不能消費。另外，高等教育具有有效的排他手段，通過收費，高等教育可以用極其低廉的交易成本將未付費者排除在服務之外。第二，所謂非競爭性是指任何人對於數量既定的物品的追加消費都不會減少它滿足其他人消費的能力。高等教育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只需追加極其低廉的社會成本便能連續地為追加的消費者所消費，因此它的邊際成本(MC)曲線是富有彈性的，這說明高等教育明顯地具有非競爭性。當一種物品有排他性但是沒有競爭性時，可以說存在這種物品的自然壟斷。高等教育正是這樣的物品，因而可以在高等教育收費中應用雙重定價的方法。

橫軸表示高等教育的容量即產出，縱軸表示高等教育的價格，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是理性人，這決定了向右下方傾斜的高等教育需求曲線D，又因為人們對高等教育有較強的需求慾望，所以曲線D的彈性較小。AC、MC分別代表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因為高等教育是自然壟斷產業，不可避免的在相關產量範圍內伴隨有規模經濟發生，則平均成本(AC)和邊際成本(MC)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均向右下方傾斜且邊際成本(MC)在平均成本(AC)之下。對應用學科實行定價P1，接近高等教育

的AC，其產出為OQ1，發生少量虧損ABCP1；對基礎學科實行定價P2，接近高等教育的MC，其產出為Q1Q2，發生虧損DEFG。整個高等教育的產出達到OQ2，虧損總和為ABCP1+DEFG，由國家做出成本補償。 1、應用學科與基礎學科的收費水平均低於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這取決於高等教育的外部正效應。所謂外部正效應是指沒有在正常的價格體系運行中得到反映的一個經濟活動者對其他經濟活動者福利的增進。高等教育給受教育者帶來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但受教育者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發展主要靠知識創新的推動，高等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就更顯著了。這種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個人與社會共同享有了高等教育的收益。按照市場經濟“成本利益對稱”的一般原則，高等教育的成本理應由社會和個人共同承擔，則應用學科與基礎學科的價格P1、P2都低於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虧損部分由國家進行成本分擔(Johnstone.B.)。

2、基礎學科收取的學費低於應用學科，接近高等教育的邊際成本(MC)，這是基於二者不同的產品特徵。基礎學科進行的基礎性研究更具有公共用品的特徵。它除具有非競爭性以外，還很難低成本的實現“排他”。基礎研究涉及基本的科學原理或自然界事實的發現，儘管某一特殊的超導材料的發現可能會被授予專利，但像超導體這樣的事實，甚至存在著某些在絕對零度以上溫度呈現超導性的材料，這樣的事實是不能被授予專利的。然而，發現這些自然界的事實，對於技術進步是非常重要的，當其他研究人員應用這些基礎性成果時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眾多應用學科的新突破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應用了基礎學科的科研成果和建立在基礎學科的科研成果和建立在基礎學科之上的，但基礎學科很難對自己勞動成果的這種“無償應用”索取任何經濟報酬。相反，應用學科卻依據《知識產權法》、《專利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擁有了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並理所當然地對社會進行有償服務，這客觀上就造成了應用學科的外部正效應相對小於基礎學科。加之中國尚未完全改變和消除“腦體倒掛”的收入分配差別，基礎研究人員的工資收入依然很低，這就更人為地擴大了不同學科間正外部性大小的差別。根據“成本利益對稱”的原則自然得出：依據不同學科的特點，將高等教育收費差別定價，基礎學科私人總體付費水平應低於應用學科。在校大學生中有60%來自經濟落後的農村地區。從1999年底約1.4億萬元的農村居民儲蓄額來看，平均每位農民的儲蓄僅1500元，三口之家也不過4500元左右的儲蓄，僅夠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如此沉重的學費負擔使得差別定價，會有相當數量的來自低收入家庭的考生選擇基礎學科，而家庭收入與考生質量並無必然聯繫，所以不僅考生對基礎學科的需求會有很大增加，考生質量也會有較大的提高。另外，基礎學科的學費接近相當低廉的高等教育邊際成(MC)，貧困考生個人可以花費極其低廉的教育成本來接受高等教育，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樣也有利於推進社會的公正，能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的社會平衡器作用。

3、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曲線是富有彈性的，而高等教育個人需求曲線的彈性卻很小，這就使得模型中高等教育基礎學科的產出Q1Q2遠遠小於應用學科的產出OQ1，符合了高等教育學科調整的趨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學科結構的調整應該符合應用學科和基礎學科的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部分應用學科對應的行業收入豐厚正是因為該行業對本行業專業人才的需求遠遠大於高等教育的產出供給。高等教育應該順應市場的潮流，擴大這部分應用學科的招生數量，滿足市場的需要。同樣，基礎研究人員收入偏低，其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基礎學科的人才供給大於其市場需求(但供給質量較低)，所以高等教育應該縮小基礎學科的產出規模，基礎學科走“少而精”的發展道路。如前所述，差別定價會使考生對基礎學科的需求增加，這與基礎學科產出規模縮小互相作用，必然使得考生競爭進入基礎學科“競爭”可以全面提高基礎學科考生的質量，從而解決基礎學科發展中高層次人才匱乏的“瓶頸”問題。同時，基礎學科人才供給的減少也有利於基礎研究人員收入的提高，從而吸引高質量科研人員的進入，形成良性循環，提高中國基礎學科的科研水平。綜上所述，高等教育收費中區分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實行雙重定價體制，以價格為導向提高基礎學科的人才供給的質量是解決基礎學科人才匱乏，促進基礎學科發展的有效辦法，同時也符合高等教育學科調整的趨勢。如果能夠在充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合理地確定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定價差別，一定會取得良好的效果。當然，應用學科學費的提高給來自低收入家庭考生的進入帶來了障礙，有違初始公平的原則，崇尚過程的公平性，即在起點不平等的現實中，通過相應的制度、政策繼續體現和維護高等教育的公平。需要儘快完善“獎、貸、助、補、減”的綜合資助體系，尤其是助學貸款制度，給這部分考生以機會上的平等，儘可能地維護社會公正。

4月6日，中國計算機學會在北京就“微信收費”事件發表特別聲明，反對三大電信基礎運營商對微信收費，認為這是一場壟斷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之爭，三大國有基礎電信運營企業在未經有關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試圖增加收費名目是沒有依據的，涉嫌雙重收費，建議國家加強對電信領域壟斷行為的監管。

中國計算機學會認為，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提供的是通信設施服務，已經向客戶收取了使用通信設施費用，如果再收取客戶的費用(無論是對增值服務商還是終端客戶)，則涉嫌雙重收費，於法於情於理均站不住腳。電信運營商是對網路上的信息流量收費，而對於網路上傳輸的內容則在法律框架內不應予以干涉。如果開啟對微信的收費，則所有中國增值電信業務都可能被強制收取所謂的“信令費”，如電子郵件、網路遊戲、網上交易、搜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