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觀漢記

漢明帝劉庄命班固、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撰《世祖本紀》。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迹，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是該書的草創時期，著書處所在蘭台和仁壽闥。安帝時，劉珍、李尤、劉騊駼等奉命續撰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等傳，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間，終於安帝永初時期，書始名《漢記》，寫作地點從此徙至南宮東觀。此後伏無忌、黃景等又承命撰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和南單於、西羌傳，以及地理志。桓帝時，又命邊韶、崔寔、朱穆、曹壽撰孝穆（劉開）、孝崇（劉翼）二皇傳和順烈皇後傳，外戚傳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傳增入崔篆諸人。崔寔又與延篤作百官表和漢順帝朝功臣孫程、郭鎮及鄭眾、蔡倫等傳。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規模。靈帝時，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等又補作紀、志、傳數十篇，下限延伸到靈帝。

《東觀漢記》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巨著，記錄了東漢從光武帝至靈帝一百餘年的歷史。該書由班固、劉珍、蔡邕、楊彪等人編撰，歷經自漢明帝至漢獻帝幾乎一朝時間尚未最終完成。《隋書·經籍志》所錄《東觀漢記》有一百四十三卷，經唐宋至元朝逐漸散佚，今天所見為清代及現代人輯本。 《東觀漢記》一書之所以得名，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在編撰之初，圖籍盛於蘭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於此。班固等雖作《世祖本紀》及《列傳》二十八篇，但並未匯成一編，當然也不可能有一個正式的書名。

漢章帝、漢和帝時期起，國家藏書之地由蘭台徙至南宮東觀，《東觀漢記》的撰修地點也從蘭台移到了東觀，直至東漢末年。但是既便如此，《東觀漢記》在當時也未見“東觀”命名，只以《漢記》為名，至東漢末年，從應劭《風俗通義》等書的引用來看，依然以《漢記》相稱，直至三國兩晉時期，包括《三國志》中的記載亦未見《東觀》之稱。究竟何時開始使用《東觀》之名，史籍未見記載，但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傳篇》中，已經把《東觀漢記》簡稱為《東觀》；此外，劉孝標作《世說新語注》，於《言語篇》引《東觀漢記》馬援事做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是三次引征《東觀漢記》，一次引征《東觀記》。劉勰、劉孝標和酈道元三人處於同一時代，即公元六紀上半期，所以《東觀漢記》的得名當在此之前。

《東觀漢記》的撰寫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東漢明帝時期，班固私撰《漢書》，漢明帝看后很欣賞他的才能，詔詣校書郎，除蘭台令史，后又升遷為郎，典校秘書，繼續撰寫《漢書》。在《漢書》的撰寫之外，明帝又令班固先後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以及杜撫、馬嚴、劉復、賈逵共同編撰本朝史。先行撰成的是《世祖本紀》，后又陸續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是《東觀漢記》的開篇之作。

安帝永寧年間，鄧太后又詔令謁者僕射劉珍以及諫議大夫李尤、劉騊駼、劉毅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而劉珍等人所撰不止於此，還包括了從建武至永初時期的紀和表，這就使《東觀漢記》具備了國史的規模。隨著劉珍等人的去世，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繼續撰寫了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和南單於、西羌傳以及地理志。桓帝元嘉元年，桓帝令太中大夫邊韶、大將軍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作《孝穆皇傳》、《孝崇皇傳》和《順烈皇後傳》，又增安思皇后等入《外戚傳》，崔篆等人入《儒林傳》。崔寔、曹壽又與議郎延篤作《百官表》和漢順帝功臣孫程、郭鎮以及鄭眾、蔡倫等人的傳。這次續補，主要增加了人物傳記，而《百官表》為崔寔、曹壽新創。

《東觀漢記》的最後一次續修是在東漢靈帝、獻帝時期。《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蔡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註記。至於明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蔡邕等人究竟做了什麼樣的工作，至今只能通過《後漢書·蔡邕傳》知其撰補了《靈帝紀》和列傳四十二篇、以及“十志”。

范曄《後漢書》問世前，該書影響較大，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人多誦習。范書流行后，才逐漸被人忽視。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全書一百四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為一百二十七卷，可見唐代官方收藏本已減少十六卷。《宋史·藝文志》著錄為八卷，已散佚殆盡。

《東觀漢記》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散佚。在《東觀漢記》流傳之初，為世人極為看重，與《史記》、《漢書》並稱為“三史”，地位極其重要。晚出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作，如三國吳謝承、晉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曄、梁蕭子顯的七家《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記》，無不取材於《東觀漢記》，所以《文心雕龍·史傳篇》有“後漢紀傳，發源東觀”的說法。

在諸家《後漢書》之中。在諸家東漢史作中，由於范曄的《後漢書》集諸家之大成，加之屢有人注音釋義，遂大行於世，《東觀漢記》於是逐漸浸微。於唐貞觀年間編撰的《隋書·經籍志》錄得的一百四十三卷是東漢末年楊彪整理的版本。東漢末年，亂經歷董卓之亂，《東觀漢記》書稿已經開始散佚。至楊彪許在許都續補《漢記》之時，蔡邕等人的原稿已經無法補齊，而經歷魏晉南北朝《東觀漢記》未有散佚。

《舊唐書·經籍志》將《東觀漢記》錄為一百二十七卷。《舊唐書·經籍志》抄自毋煚的《古今書錄》，作成於唐玄宗開元九年以後，為集賢書院官本。由此看來，至唐開元年間，官本《東觀漢記》已經散佚了十六卷。

傳至兩宋，《東觀漢記》散佚更多。《通考·經籍考·雜史類》引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文源》曰：‘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讎校，刪著為八篇。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弘《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完具’。”羅願為南宋初年人，說明到北宋末至南宋初年，《東觀漢記》已亡佚至四十三卷，缺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便是這一版本，不久也便“渡江亡去”，后又有蜀本，但錯誤很多，經校讎后僅存八篇。至元代，《東觀漢記》完全散佚。

雖然《東觀漢記》逐漸散佚失傳，但直至唐宋時期，《東觀漢記》仍然流傳不絕，人們記述東漢史事仍然經常引用其中文字，因此，在傳世文獻中，還是保存了《東觀漢記》的許多片段。不過，清代之前，長期無人進行輯集，直至康熙年間，錢塘姚之駰成《後漢書補逸》，輯集了有關東漢的八種史書，其中第一種即為《東觀漢記》八卷，所據之書限於《續漢書》十志劉昭注、《後漢書》李賢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五書，遺漏很多。

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館臣以姚輯本為基礎，參以《永樂大典》諸韻所載，又旁考其他各書，補其闕失，所增達十分之六，釐訂為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佚文一卷，刊入《武英殿聚珍叢書》。該輯本比姚輯本完備，但仍有一些脫漏，如《稽瑞》、《開元占經》、《事類賦》、《記纂淵海》等書所引的某些條目沒有采入。由於輯者使用的《北堂書鈔》是陳禹謨的竄改本，所以被陳禹謨刪去的《東觀漢記》條目，該輯本也沒有收錄。

由於《四庫全書》館輯本的以上缺陷，因此，到了現代，依然有對《東觀漢記》輯本進行進一步完善的必要。一九二八年，由吳樹平先生與中華書局的趙明先生開始了對《東觀漢記》重新輯錄的工作。

由吳樹平先生確定需要翻檢的古籍，趙明先生負責檢索和輯錄。此後，檢索輯錄遺文的工作又由吳樹平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唐中瑜先生分擔。

輯遺完成後的《東觀漢記校注》第一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中華書局2009年再版。

《東觀漢記校注》對《東觀漢記》進行了重新的輯錄，凡姚之駰和《四庫全書》館館臣所採用過的各種書籍又都全部做了檢查；前書所謂採用的書籍，如《風俗通義》《世說新語》《隋書》《史略》《證類本草》《太平寰宇記》《事類賦》《事物紀原》《書敘指南》《海録碎事》《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記纂淵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玉海》《翰苑新書》《急就篇補註》《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等，也都進行了檢索。

同時，吳樹平先生在對《東觀漢記》進行輯遺和校注的過程中，對前人輯遺過程中採用底本版本的問題也進行了特別的注意。例如姚之駰和《四庫全書》館館臣所參考的《北堂書鈔》所用的是陳禹謨刻本，又參用唐類函中所錄《北堂書鈔》的部分，此本增刪篡改比比皆是，因此也導致了《東觀漢記》的輯本出現了諸多錯誤。吳樹平先生輯校《東觀漢記》採用的是孔廣陶校注本《北堂書鈔》，又參用了明抄本和活字本，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他各書也皆類此，盡量選用善本進行輯錄。

《東觀漢記》共二十二卷，體例遵從了從《史通》、范曄《後漢書》李賢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劉昭注、《北堂書鈔》等書所載的體例，分為紀、表、志、傳幾個部分，分為紀三卷、表一卷、志一卷、傳十五卷、載記一卷、散句一卷。

全書紀傳的排列多參考了范曄《後漢書》，基本上按時間順序排列，但遇到同屬一族或者同類型、有關聯的人物，則打破時間的界限，前後歸在一處。少數人物時代不明，一律記載在傳的最後一篇。志的排列主要參考了《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所注的《東觀漢記》諸志的次序，同時也參考了《續漢書》八志的次序。紀傳中文字的次序，參考《後漢書》，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逐條進行排列，個別條目文字簡略，無法確定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則一律綴於篇末。

《東觀漢記校注》中各篇正文所蔡邕的文字，文末皆註明出處，未被採用的各條文字，一律作為校勘的資助，在校注中做出說明。

《東觀漢記》作為編撰時間最早的東漢史料，有著其他資料難以企及的優勢，也是其他各家東漢史作最重要的底本。《東觀漢記》的逐漸散佚，對東漢歷史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之姚之駰、《四庫全書》館館臣以及吳樹平先生對《東觀漢記》的輯遺、恢復工作，意義十分重大。

《東觀漢記》與《後漢書》《後漢紀》《八家後漢書》《資治通鑒》一起，作為記載東漢歷史最基本、最全面的史料，在東漢歷史的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現行的《東觀漢記校注》作為史料，在使用時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東觀漢記》作為一個輯遺本，脫漏處很多，且內容很不連貫，在研讀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讀者必須在讀過《後漢書》，理清人物事件線索的基礎上，方能對《東觀漢記》加以使用。

其次，《東觀漢記校注》在輯遺過程中，一些材料在多處都有記載，在選擇時不可避免的會和原文產生一定的誤差。吳樹平先生在《敘例》中也說道：“一條文字往往有幾處引征，詳略不一，文字正誤情況也不盡相同，凡遇到這種情況，則取其詳者。如果詳略相同，則取其文字無錯訛或錯訛較少者。如果幾處引征的文字有有一些不足之處，筆者則把幾條文字彙為一條”，這樣終究是離原文有了一定的距離。雖然這樣的情況不多，但總會造成一些史料的損失。

第三，中國古代學者在引用書籍章句的時候往往只取其義，不在意文字的一致，因此《東觀漢記》輯本中的文字大多與原文不同，很多時候甚至影響到文意的理解，所以在使用材料的時候還要與《後漢書》、《後漢紀》等其他史料相互印證方能保證文字的準確性。

因此，在使用《東觀漢記》時必須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在充分掌握《後漢書》、《後漢紀》等保存較為完備的史料的基礎上，《東觀漢記》是東漢歷史研究的重要補充，能夠用以補充《後漢書》、《後漢紀》等史料中的很多不足，糾正很多錯誤。《東觀漢記校注》作為《東觀漢記》到目前為止最完善的輯本，將各處零散的資料彙集到一起，為我們展現了《東觀漢記》的很多珍貴的史料，也為東漢歷史的研究帶來了很多的方便，是東漢時研究必備的資料。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與《單於》、《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紀。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

《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註《司馬書》，引《袁崧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曆紀》。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為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章懷太子《范書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後漢書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范書·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台，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雲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

《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間紀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為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注《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后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 始以秘閣本讎校，羅願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

自元以來，此書已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為八卷。然所采只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註》、《後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掛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刻版，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考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

今悉加釐正，分為《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考者，別為《佚文》一卷，而以《漢紀》與《范書》異同附錄於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群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政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為疏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尚有所稽。則其有資考證，良非淺鮮，尤不可不亟為表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