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邦額

和邦額（1736？ ～ ？），鑲黃旗滿洲佐領下第四參領第四佐領福僧額佐領下人。其生卒年月，無定論，有研究者推測其生於清乾隆十三年，卒於乾嘉年間或稍後，或有認為生於清乾隆元年(1736)，卒於嘉慶初年(1795后)。和邦額祖父和明，字蘊光，號誠齋，能文善詩，著有《淡寧齋詩鈔》，做過涼洲、福建、廣東等地的總兵。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武進士，為聖安佐領，曾在甘肅武威縣、陝西宜君縣、青海烏蘭縣、廣東右翼鎮及福建汀州鎮等地任過軍職。和邦額之父，名號事迹未見史籍記載。和邦額自幼跟隨祖父，先後到過甘、陝、青、閩、粵等許多地方。祖父去世后，他轉到京城的八旗官學讀書。直到38歲時，才得以考中舉人，出任山西樂平（今昔陽）縣令、鈕祜祿氏副都統等職。

和邦額自小跟隨祖父轉宦南北。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和明調任福建汀州鎮總兵，十五歲的和邦額亦隨行“自三秦人七閩”(《夜譚隨錄·香雲》)。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和明病故，和邦額“從家君扶祖徐自閩人都”(《夜譚隨錄·人同》)，不久以八旗子弟“俊秀可以學習者”(《欽定八旗通志》卷九十七之《學校志之四·咸安宮官學》)選人一等官學咸安宮官學。五年期滿后，曾出任山西樂平縣(今昔陽縣)縣令。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邦額中舉。

和邦額是位多才多藝的滿族作家。在北京，他與永忠、敦誠、敦敏、墨香、慶蘭等人形成的一個滿族作家群關係密切。這些遭際相似、品格相類的文人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常常互相酬唱，以此交流藝術、抒發心志。

和邦額文學才份很高，又有少年時代遍游西北及東南地區的經歷，視野與學識都相當地豐富，這為他的文學創作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居京期間，他又與永忠、墨香等人組成的滿族文人群體有過十分親密的交往，更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氛圍。據記載，他不僅創作了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文言小說集《夜譚隨錄》，還撰有詩歌集《蛾術齋詩稿》和戲劇作品《一江風傳奇》。可惜的是，后兩部作品現在都已經失傳了。現存永忠《延芬室詩稿》稿本上，有和邦額署名寫的眉批多達二十五條。和邦額也將其詩集《蛾術齋詩稿》送給永忠評閱。永忠為此在《延芬室詩稿》乾隆五十一年(1786)稿本上，寫了一首《書和界園邦額蛾術齋詩稿后》，對他的文學修養以及成就大加讚賞：：“暫假吟編向夕開，幾番撫幾詫奇哉。日昏何惜雙添燭，心醉非是一復杯。多藝早推披褐日，成名今識滴仙才。詞源自是如泉涌，想見齊諧衷衷來。”永忠還在詩中寫了三條注文:“奇哉”一詞后注云:“奇哉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出內典。”詩的第五句末注云:“先生綺歲所填《一江風》傳奇早在舍下。”全詩末章節附註雲:“蘇文如萬解泉不擇地而出。”具體地對和邦額在詩詞、傳奇和文言小說創作上的才氣和成就進行了讚賞。

失傳的《蛾術齋詩稿》與《一江風傳奇》

《一江風》原稿已佚，僅知有二卷三十六齣，演鄭梓和高靜女事，曾在北京流傳。《蛾術齋詩稿》今未見，但鐵保所輯《熙朝雅頌集》中存有九首，略可管窺，如《答成六致仕閑居韻》:“兩袖清風去酒泉，歸來衣櫛果蕭然。謝瞻門戶芭籬隔，仲舉交情草榻懸。此日蒲團堪坐破，當時鐵硯已磨穿。白衣蒼狗須臾事，宦海飄零二十年。”

《夜譚隨錄》

《夜譚隨錄》是和邦額的文言小說集子，是他唯一保存完整的作品。全書一百四十一篇，為其傾注半生心血精心結撰之作。(康熙字典》引《五音集韻》釋“閑”雲:“智少力劣。”和邦額以“閑齋”為字，大有自謙之意。而“蛾術”即“蟻術”，是為勤學之喻。他取“蛾術”為齋名，很能見出其一生尋尋覓覓於搜奇、孜孜不倦於著述的可貴精神。自少年起，和邦額便喜聽奇事趣聞，樂於搜集記載，《夜譚隨錄》中多有體現。《香雲》篇謂其十五歲隨祖父人閩時，“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飲食之，碑各述見聞離奇怪誕。”《人同》篇謂其扶祖捺由閩人都時，“對月當風”，向老僕“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而在咸安宮學習期間，又常聽教習及同學談狐說鬼，（《夜譚隨錄》卷之十二《阮龍光》及卷之六《夜星子》）平時也愛“閑覽《太平廣記》及誌異諸書。”（《夜譚隨錄·請仙》）他在《<夜譚隨錄>自序》中甚至明言:“每喜與二三友朋，於酒筋茶榻間滅燭譚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輒為記載，日久成軼，聊以自娛。”長年的搜集記載，並加以整理再創作，和邦額於四十四歲時將之付梓，成為了當時眾多文言神怪小說中有自己的創新和特色的珍品。和邦額對文言神怪小說，有自己獨特的理論。他一反歷來神怪小說作家所秉承的“發明神道之不誣”的寫作態度，強調自己“志怪而不悖其理”的主張。他所謂的不悖其理，其實是要求小說的真實性，這個真實性在於“理”。他在《自序》中說:“子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績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他肯定怪，但認為怪須貫穿理，而在小說創作中務求傳奇性與真實性統一。這一點，與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不無關係。和邦額一生，受其祖父影響甚大。自小跟隨祖父轉宦南北的人生經歷，使他積累了極其駁雜的社會見聞，給他的小說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素材來源。整部《夜譚隨錄》題材涉及面十分廣闊，故事的地域特徵格外明顯。他對異族風尚習俗、異域旖旎風光、異地特產奇物的描摹展現，是其它任何文言小說所不能與之相比的。它寫粵西的癲犬、吐魯番的獺；它寫巴里坤的度氣、澎湖的驚濤；它寫滇南的山水、平陽的窯洞……各地的勝景名物、風情理趣幾乎無所不包而奇異班駁。它還反映一些地區“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的陋習惡俗，記述“斷袖之癖”、“龍陽之好”之類的穢事醜聞，諸如《碧碧》、《異犬》、《劉鍛工》等篇。另外，和邦額曾長年居住北京，小說中記錄了不少北京的奇聞趣事，使作品具有濃郁的北京鄉土氣息。比如《三官保》一篇，和邦額在文言中巧妙運用北京口語，把兩個土生土長的北京滿族旗人打架鬥口的情景寫得活靈活現。由此，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稱其《夜譚隨錄》“記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確為的見。

《夜譚隨錄》對清中期京旗生活的描畫

在滿族文學史上,《夜譚隨錄》是第一部全向度、多側面刻畫旗人生活的文學作品，其中明確涉及旗人題材佔了全書1/5重。所牽涉內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見怪異，還有乾隆年間已經日趨嚴重的旗人生計問題，滿人特有的風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滿人漸習漢俗但仍保持的獨特民族個性。

成年以後的和邦額餘生基本都定居北京。這個城市自從公元1420年起就開始被營造成皇城，見證了明王室在此二百年的興衰成敗，也眼見從關外奔踏而來的滿族在此經營，生息繁衍。《夜譚隨錄》誕生的時候，滿族的傾城進駐已經持續了135年。一百多年來，北京城在原有的恢弘大氣中被慢慢注入了閑適和優雅的氣息，勇武、好禮、俠義而又喜好風雅的旗人個性也被吸納，形成北京城獨特的文化性格。

《夜譚隨錄》中明確涉及旗人題材的包括:《紅姑娘》、《阿鳳》、《小手》、《伊五》、《某馬甲》、《來存》、《永護軍》、《鋦人》、《紅衣婦人》、《怪風》、《大眼睛》、《高參領》、《嵩杉篙》、《春秋樓》、《貓怪三則》、《異犬》、《那步軍》、《佟犄角》、《譚九》、《額都司》、《紙錢》、《三官保》、《某領催》、《護軍女》、《多前鋒》、《堪輿》凡26篇，佔了全書1/5重。所牽涉內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見怪異，還有乾隆年間已經日趨嚴重的旗人生計問題，滿人特有的風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滿人漸入漢俗但仍保持的獨特民族個性。

在《夜譚隨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乾隆年間北京中下層社會比較真切的反映。在他筆下收羅了相當繁複的各行各業人物，單旗人中就有步軍、護軍、甲兵、筆貼式、僕人、婢女、領催、都司、中書舍人、侍衛、驍騎校、佐領、參領、前鋒、統領、宗室王子，甚至還有薩滿。其他人物則更為廣泛：秀才、監子、富商、小販、屠戶、童僕、鍛工、船工、幕僚、役卒、知縣、縣尹、私塾先生、僧道、巫士、花戶、農民、市民、醫生、汛兵、力夫、店主等等，儼然一幅豐富多彩的社會風情畫。

其中與滿族或者旗人生活相關最為密切的題材，是和邦額最為駕輕就熟的。《夜譚隨錄》中，最為耀眼奪目的也是此類篇章。凡人遇狐是志怪小說中常見的題材，在《夜譚隨錄》中則體現為旗人遇狐，文中此類故事比比皆是。和邦額將鬼狐寫入旗人生活，或許並不是刻意所為，但正是他利用了自己獨特的民族身份，才把清代滿族旗人帶入整個中華大民族談鬼說狐的大氛圍。通過如此眾多的旗人遇狐故事的講述，滿漢思想文化交融的痕迹也清晰可現。

清代文言神怪小說在清代中期取得豐碩的成果。和邦額作為一位滿族作家，其文言小說集子《夜譚隨錄》，無論在題材的開闊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還是在藝術性的造詣上，都稱得上是有自己的創新和特色的珍品。

《夜譚隨錄》中表現滿族八旗官兵生活的，有《某馬甲》、《伊五》、《紅姑娘》、《譚九》、《塔校》、《永護軍》、《多先鋒》等數篇。和邦額在這些小說里，對“八旗生計”引出的滿族下層人民悲慘遭遇深表關切。另外，書中“記朔方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魯迅語），《怪風》、《蜃氣》等都可看作是描繪北方奇景異風的佳作，《三官保》、《護軍女》等則特別生動準確地勾勒出京城市井生活的畫面，可以說是領北京滿人小說“京味兒”傳統之先的作品。《三官保》中這樣描寫了兩個旗人的鬥嘴：佟大言曰：“汝既稱好漢，敢於明日清晨，在地壇后見我否？”保以手拊膺雙足並踴，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不如期往，永不為人於北京城矣！”

雖然《夜譚隨錄》是一部文言小說集，這裡所摹擬的京腔京調，卻十分活靈活現。滿族作家在本民族早期寫北京故事的小說中就如此注重推敲和傳遞口語的神韻，於此足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