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講

唐，寺院講唱唱導擔，互配合， 轉讀唱導講化俗段。僧講尼講舉，側講份差異；僧講俗講提，則味講容講差異。俗眾講，俗故講唱，勸輸寺資講唱。俗講源寺院傳統唱導，俗講僧尊，俗講唐帝王支持展鼎盛。俗講技藝寺院，轉，終宮廷，眾遍布唐五代時中土社會的各個階層。

唐唱藝術。隨佛傳播，印佛徒誦講歌唱式傳。唐朝傳播佛思隆盛，僧侶佛譯雅；宣講，故編俗演唱，散敘述，歌唱（韻）鋪陳渲染。演唱佛形式，稱“俗講”，即俗講。腳稱“”，即改編佛。《阿彌陀》、《乾蓮冥救》。，篇府詩《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已具有說唱的雛形。民間的這種傳統和佛教的唱經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這種宗教性的說唱藝術。

寺廟娛彩，北魏楊炫的《洛陽伽藍記》中記載：“景樂寺至十六齋，設女樂，歌聲繞樑，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唐代長安的一些寺院更是演齣戲劇的場所。“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在薦福、永壽。”（《南部新書》）這裡的“慈恩”、“青龍”、“薦福”、“永壽”都是寺名。《資治通鑒·唐孝宗大中二年十二月》中還記載了萬壽公主到慈恩寺看戲的事。這說明了寺廟活動的娛樂性與世俗化的程度。由於俗講的故事動人，歌唱悅耳，成為寺廟活動中極受歡迎的節目。隨之產生了專業的“俗講僧”，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長慶年間(821～824)的俗講僧文敘(即文漵)。史料中記載了唐敬宗於寶曆二年(826)駕臨興福寺，觀看文敘俗講的事實（《資治通鑒·唐敬宗寶曆二年六月》）。

由於俗講的宗教色彩逐漸淡薄，不限於講說佛經，而較多的接近現實社會，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因此受到正統派僧人和封建統治階級的迫害。文敘曾被冠以“假託經論”的罪名，屢次遭到杖脊和流放(宋趙□《因活錄》)。可見俗講內容的世俗化已非嚴酷處分所能禁止。其後，俗講完全脫離了宗教，成為民間說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其題材愈加廣闊，音樂上日趨民族化。敦煌發現了一些非宗教性的變文，如歷史故事《舜子至孝變文》、《列國傳》(伍子胥過昭關故事)、《秋胡變文》、《明妃曲》（一題《王昭君變文》），敘說唐朝時事的《西征記》（一題《張議潮變文》），民間故事《韓朋賦》等。俗講的名稱，始見於唐初，實即六朝以來的齋講，乃是應用轉讀、梵唄和唱導來作佛經的通俗講演的。本來隨著佛經的傳入，就有轉讀（即詠經）和梵唄（即歌贊）的發生，另外又有唱導的繼起。唱導原為說唱教導之意。從講解經論義理，變為雜說因緣譬喻，使一般大眾更易理解佛教教義，這就是慧皎所謂“宣唱法理開導眾心”（《高僧傳》卷十三唱導）之法。唱導與俗講的性質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時制宜隨類化俗為主要的方法與目的，並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廣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簡文帝《唱導文》一篇，王僧孺《禮佛唱導發願文》一篇，巴黎圖書館所藏《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及倫敦博物館所藏《迴向文》，其體例與《廣弘明集》所收，俱約略相似。因此俗講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於唱導。俗講開始時，只有講經文一類的話本，後來漸采民間流行的說唱體如變文之類，以增強其化俗的作用。但變文與講經文的體制不同，也別有其淵源。中唐時代，約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長安諸寺往往有奉敕開演俗講的法會（一般俗講，是不依敕令的）。寶曆二年（826）敬宗還親臨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三《唐紀·敬宗紀》），由此推知其開講時當有莊嚴的儀式。近人發現巴黎圖書館藏P．3849號敦煌卷子一卷，紙背文字二段，一為《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一為俗講儀式，后附虔齋及講《維摩經》儀式。所記俗講儀式有作梵、禮佛、唱釋經題、說經本文、迴向、發願等，與講經儀式無大出入，唯多說押座一式，這大概是俗講所特有的。此外參加俗講的也有法師和都講，法師主講，都講唱釋經題，與正式講經無異。

據敦煌所出作品分類，大別有三：

此為俗講話本正宗。這類作品，大抵分散文與韻語二部分，散文亦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經結構的；韻語以七言為主，偶爾夾雜一些三言、五言、六言在內，末尾總以“某某某某唱將來”的格式收束。內容以敷衍全經者為多，摘述一段故事者甚少。敦煌所出這類作品，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無常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敦煌變文集》下集）等，都是。

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六，押通作壓，座即四座之座，蓋開講之前以梵唄引攝，使聽眾專心一意。日本《大正藏》收有史坦因的2240號四種壓座文：即《維摩經押座文》、《溫室經講唱押座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均以七言或八言的韻文為中心，是短品。這四種的末尾均有“某某某某唱將來”一句，可見押座文還有隱括全經引起下文的一種作用。另有緣起文一種，與押座文作用略同，唯較押座文篇幅更長而已，兩者當即後世入話、引子、楔子之類。

亦稱變文、唱文、講唱文、緣起等。變文為僧侶所作，與俗講有密切關係。它本來是講唱用的，以佛教經典為主題，使教義通俗化而成為人所共知的講唱形式，最宜於俗講使用，因此也用為俗講的話本。俗講雖有三種話本，卻以講經文為宗，押座文為引子，變文不過是補充材料而已。俗講盛行於文宗時代（827—840年），其發生時似在唐初。如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善伏傳》所載伏日聽俗講事，即貞觀三年（629年）頃俗講即已存在。五代以後，俗講雖不大流行，然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良渚之言，俗講至南宋理宗時（1225—1264年）還未盡絕。這樣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前後存在大約五百多年。以區域而論，長安為俗講的中心，定時奉敕舉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長齋月）各有舉行。地方俗講與唱導差不多，而俗講僧、說法師、邑師、化俗法師等為數亦不少。

俗講流行區域極廣，存在時間久長，但在北宋時，由於政治的原因，與異教一齊遭受禁止，至南宋已名存實亡。但它的影響卻極其廣大，宋以後說話人（分小說、說經及說參請、講史書、合生商謎四科）、話本、寶卷、諸宮調、彈詞等，均可溯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