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金文是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金文可略分為四種，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東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漢金文（前221年～前219年）。

商朝金文

縱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銅器，金文之始，實在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西北）后。初時只有寥寥數字，及至周初，已達千二百餘字。商末鑄有金文之青銅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簡略，多為鑄者或其先祖之名諱。至商亡時，方有文章出現，然其時最長之文，仍僅有四十餘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漸興，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記述。

東周金文

自平王東遷以降，鐵器漸見，鍾等青銅樂亦漸多，且亦能鑄文於青銅器外側，故金文所錄，已非如當初般，只為王公大臣之事，戰功、音階等，皆有鑄錄。此時金文被廣泛使用，堪稱全盛時期。

秦漢金文

秦始皇一統天下后，詔令書同文，並於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為小篆，且不再刻銘文於鐘鼎之上，由是金文漸衰。及至漢代，民間多鑄銘文於鐵器之上，青銅之器，不復使用，金文自是不見於史。

殷周金文被鑄在青銅器的內側，但是怎樣在鑄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確定。根據在工場遺址所發現的大量模具所推斷，青銅器的製造方法如下：

1、利用粘土做一個與製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另外再用粘土包裹著模型，待干透后切開外層的粘土，作為外模。

2、將模型削去外層，作為內模，在內模刻上圖案文字。組合起外模和內模，並在之間放入銅片作為間隔空隙以待注入銅液。

3、將已溶化的銅注入，將模冷卻打破，取出青銅器。

在內模上加上文字圖案等，至今仍然是一個謎。由於在青銅器內側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內模上的文字應該是凸出來的。加上這些凸出來文字的技法，有各種不同的假設：

1、將溶成泥狀的粘土，逐漸貼上。此為清朝金石學權威阮元提出的假設，但沒有實證實驗。

2、在內模貼上薄粘土，再削去多餘部份。這是民國以前被提出的假設。工序中必然會在內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銅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實際上並沒有。

3、先在木片或龜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滿后，再將粘土移印至內模上。經實驗證明這個方法可行，但是沒有發現相關的物證，因此仍只可當作假設。金文與甲骨文十分相似。

金文早在漢代就已不斷出土，被學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戰國文字的主要資料，也是研究先秦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與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筆道細、直筆多、轉折處多，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筆道肥粗，彎筆多，團塊多。銅器上的銘文，字數多少不等。所記內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內容大多是頌揚祖先及王侯們的功績，同時也記錄重大歷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個字，記事涉及面很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最早的甲骨文隨著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為周代書體的主流，因鑄刻於鐘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鐘鼎文。據考察，商代銅器上便刻有近似圖畫之金文，其後繼續演進，至商末之金文亦與甲骨文一致。此種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緒延至秦漢。但商代器物和銘文皆少，秦漢以已至末流，所以應算周代為主流。

據統計，金文約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於鐘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

金文之全盛時期為周，周以平王東遷分為西周及東周──西周趨於端整雄渾，造成金文之黃金時代；東周因列國割據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別介紹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書風，直到成王時方產生獨特的風格，書體雄渾典麗而壯觀；在昭穆之後，則變為嚴謹端正。

學術文化之發展多少會受到社會及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於天下統一，社會安定，加上周公制禮作樂，堪稱太平盛世，故書法家得以表現雄渾典麗之風格，內容亦有逐漸加長之勢，如大盂鼎即為此期最典型之傑作也。

而至昭穆之後，書風漸變，筆畫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書風極為嚴謹端正。端整典雅之頌鼎、典雅整贍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風之毛公鼎等，皆為此期之代表。

東周：周平王東遷之後，秦遷都於雍，承襲了西周的故地，同時也承襲了西周的文化。正因為如此，春秋戰國時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如此，當東方各國的文字因地區特點和文化上的原因發生橫向變異時，文化落後的秦國文字反而卻成為漢字的正統（即使不考慮最終由秦統一中國並統一文字的事實，也可以認為，在漢字發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漢字發展的主流，而六國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字可以大別為兩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國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戰國，六國系乃指戰國時的東方各國）一般文字學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東土文字」。

秦統一六國之後開始了文字規範的措施，即所謂的「書同文」。秦規範文字是以秦文字為基礎的，秦以後的漢字的演變也是在經秦規範過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書寫形式的古隸的基礎上發展的。秦「書同文」之後，六國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啟漢魏隸書，乃至楷書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的變化可以看作是漢字按自己內部結構規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學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較之六國文字更為重要，因為它是漢字的直系血親，而六國文字則是旁系分支，雖然它們之間也相互影響、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漸至末流，所存石刻書跡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統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業，皆刻或鑄於銅鐵之上，以頒行天下。其以曲線為主，間架平穩，整齊中寓變化，氣勢奔放，堪稱小篆之傑作，也為後代習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資料.

相較於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國金文研究的歷史更長。據《說文解字·序》、《漢書·武帝紀》和《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明帝紀》等傳世文獻記載，早在秦漢之世，已有青銅器陸續出土。自那時起，人們對青銅器及其上銘文的關注也拉開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認為漢至唐這一時期所出青銅器多被視為祥瑞之物，且缺乏專門著作，並因此忽略了這一時期人們的認識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自清代學者阮元提出“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以來，學者多從其說，言金文研究必從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載，此說恐非全部事實。

自漢到唐末的1000多年時間內，陸續被發現的青銅器見於史書記載者，確實數量有限。據晚清學者方濬益所舉，漢至唐間史書記載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銅器的具體數目已不可考。不過，筆者據史書記載的大致情形推測，其絕對數量或應在50件以上。這些青銅器有被視為祥瑞之物而薦宗廟，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漢書·武帝紀》記載，武帝時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號為元鼎。《漢書·郊祀志》亦載，“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但是，最後因“此鼎細小，又有款識”而“不宜薦見於宗廟”。可見，並非所有青銅器都被視為神瑞而獲薦宗廟，漢時已然。事實上，自漢至唐青銅器已被視為玩好，進入了私人收藏領域，此風並非自宋才有。據《史記·孝武本紀》記載，漢武帝就藏有古銅器。如今，在發掘的漢墓中也曾經不止一次地發現過商代的青銅器物，也證明了早在當時，青銅器已經成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漢之後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紀》載，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於是歸諸瑞物，藏於相府”。

漢至唐1000多年間雖未留下青銅器的器物圖和銘文，整體上看以金文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氛圍亦極其淡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此期間對金文做過大致正確釋讀者不乏其人。比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漢書·郊祀志》記漢時“美陽得鼎”之事，當時好古文字者張敞對此鼎（即尸臣鼎）進行了大致準確的釋讀。他據該鼎所出之地而斷定其為周器，並據銘文指出此鼎是周王為褒賜大臣，大臣的子孫銘刻其祖先之功而作，並將其藏於宮廟。他的斷代方法和銘文釋讀基本是正確的，並對後世學者的研究產生影響，事實上已進入了金文的研究範疇。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漢代張敞外，還有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南北朝時期的劉顯、劉杳和劉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陸廣微等。儘管對他們具體釋讀方法未有詳載，但其釋讀結果的正確，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應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時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證古器之風。《梁書·劉杳傳》曾記劉杳考證鄭玄所謂象尊之事，結果雖不準確，但證明了當時考證之風已然興起。梁時已經有對古器物的輯錄，如江淹的《銅劍贊》等，其中所論與史實相合者亦較多。可見這時金石之學至少已處於萌芽狀態。

漢唐間的金文研究儘管是零星進行的，帶有一定偶然性，尤其無專著問世，但這些零星研究及其貢獻在學術史上不應該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學大興，絕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可以說正是漢唐間青銅器的陸續發現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釋讀、考證金文的嘗試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終正式形成專門學問作了學術上的積累和鋪墊，是長期積澱而致的必然創穫。

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䏝《 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 古籀拾遺 》、《 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 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金文書法，是以金文筆意創作的書法。

金文的發展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西周時期的金文是一種很成熟的書法藝術，向為書法史家所重視。它改寫了長期以來認為的，談書法只能從隸、楷書始和魏晉南北朝以後才有真正書法藝術的傳統認識，並把中國書法藝術的歷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書體，一般稱為大篆或籀書，也有稱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時的史官，籀書即為他所寫的字書。青銅器銘文是按照墨書的原本先刻出銘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鑄造出來的。由於商周時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銅鑄造技術，所以翻鑄的金文一般都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出墨書的筆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實際上是一種墨書的書法藝術。

商代的金文書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礎上產生的。它的字數不多，字體瘦長，筆道遒勁雄美，行氣疏密有致，結構嚴謹，情勢凝重，各有風韻。有人曾歸納為兩種風格，一種是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劃起止多露鋒芒，間有肥筆，另一種則是運筆有力，形體瘦筋，筆劃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鋒芒。

周滅商以後，商王朝鑄造青銅器的工匠相繼歸周。周人繼承了商人的金文書法，使之發展成具有獨特風格的金文書法藝術。

西周早期的金文從書體和書法風格來看，總的情勢是清秀優美，筆道首尾出鋒，有明顯的波磔，結構嚴謹，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風格質樸平實，多挺拔的懸針筆法，仍帶有甲骨文的影響。如武王時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稱大豐簋），字體平易古樸，筆劃方圓兼備，具有凝練平直之氣。利簋僅用短短 32 字就記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歷史事件，因而被稱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見西周最早一件鑄銘銅器，開創了西周金文書法的先例。後期的風格凝重雄放，已顯出金文的獨特藝術。如成王時的令■、保卣，康王時的大盂鼎、大方鼎等，書法凝練奇古，雄偉挺拔，遒勁華麗，從人形或以人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筆，用筆輕重明顯，被書法家稱之為“波磔體”。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記載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偉績，其文字端莊典雅，大小得體，形態生動，為成康之世金文書法造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書法大家所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