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大師

鑒真大師（688-763），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創始者。本姓淳于，揚州江陽（江蘇揚州）人。

鑒真的父親是一個在家信佛的居士，曾在揚州向大雲寺的智滿禪師學過佛法，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鑒真少時稟賦聰穎，常隨父進入佛寺，祈求消災降福，受到佛教信仰的影響和熏陶，培養了濃郁的宗救情感。

長安元年（701），他14歲時隨父親到大雲寺，見佛像便萌生出離俗之念，遂向父親提出出家要求。父甚感吃掠，但很快便應允了他，並推薦給智滿為門徒。於是鑒真便成了大雲寺的一位小沙彌。數年中，他認真閱讀經籍史書，僧房內常傳出他的誦經聲。

神龍元年（705）春，佛教南山律宗創始人道岸應大雲寺智滿和尚的邀請，從長安來到了揚州。由智滿推薦，鑒真在大雲寺從道岸受菩薩戒。那年鑒真18歲。他勤奮好學，從道岸那裡學通了不少佛義，通岸又是當時著名的建築專家，親自向鑒真傳授繪畫和建築藝術。鑒真晝夜苦思，精奧透髓。

神龍二年（706），道岸帶著他修建了廣陵龍興寺和開元寺。鑒真的好學使他佛業大進，很得南山宗的青睞。在長安、洛陽滯留期間，鑒真歷訪叢林、遍參高僧、潛參高僧、潛心佛典。先從濟融律師習《南山律鈔》（佛教律宗南山宗的創始人道宣所著）等書；又在長安樣定寺隨義威律師聽講法礪律師的《四分律疏》；從西明寺遠智律師聽講《律疏》；在洛陽再聽授記寺金修律師等講《律疏》；又至長安聽觀音寺大亮律師再講"礪疏"（名僧法礪為《四分律》所作之疏）5遍。當鑒真

開元二年（714），離開繁華的京都時，已成為精通律義、學有所長、知識淵博的名僧。佛教重要的是宗派師承，宗派間對佛教的某些教義、宗旨的理解及實行有所不同。當時的律宗分成3派：南山宗、相部宗、東塔宗。鑒真對各家學說互為參照，以南山宗為主，廣為吸收，成為南山宗的嫡傳；同時又成為三宗的集大成者，成為繼道岸與道岸弟子義威之後，全國眾望所歸的授戒宗主，成為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這期間，他前後宣講《大律》和《疏義》40遍，宣講《律鈔》70遍，宣講《輕重儀》和《羯磨疏》各10遍。多年以來，他臨壇授戒，度人4萬餘，弟子中的西京安國寺睿光、揚州興雲寺惠瓊、江州大林寺志恩、蘇州開元寺辯秀、天台國清寺法雲等35人，都是各地著名僧寺的律師，在佛教界享有極大的聲譽，鑒真可謂是桃李滿天。

公元六、七世紀之交，佛教在日本已相當流行，但在戒律等方面仍有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中日兩國早在東漢以來，一直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唐代，日本不斷地派留學生來華學習政治、法律、文化藝術，其中也有不少專門研習佛教種種教義的留學僧。他們在學習的同時，還渴望把唐代先進的東西移植到日本，給日本帶來繁榮。

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四月，日本第九次譴唐使分乘4船，於當年八月抵達蘇州附近海岸。蘇州刺史錢惟正奏聞后，朝廷派通寺舍人韋景先為接待使，陪引使團循大運河經揚州至汴州，然後陸行到達洛陽。引使團一到揚州，立即到大明寺謁見了鑒真和尚，鑒真的聲望與學識使他們傾倒，他們頂禮膜拜，啟請鑒真前往日本作導師。又向鑒真介紹了當時日本佛教情況，說明日本佛教的困境，亟盼他能到日本講習律學，為日本建立完善的授戒制度，使日本佛教得以弘揚，走向正規。他們真誠懇切的態度，對佛教至真至誠的感情，使鑒真深受感動。加之當時唐玄宗不時地實行崇道抑佛政策，抑佛事件時有發生，鑒真感慨“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而當時日本對道教卻不推崇。熱情的相邀，使得他決心離開故土，東渡扶桑。

第一次東渡決心已定，他們便著手為遠航做各種準備。廣陵郡司倉參軍李湊，受李林宗的囑託，為榮睿等修造大船．籌辦糧食給養。但除榮睿等以外的大批僧眾並未獲得政府的許可。為了不致引起唐朝政府的阻礙，榮睿便假稱是循海道到天台山國清寺去供養僧眾的。在此名義下，他們抓緊備辦各種用品，以及攜回日本的經典、佛像等，積聚在榮睿寄住的既濟寺中。普照等人則分別寄寓在開元、大明等寺，積極準備啟程。自天寶元年（742）冬至次年春，準備工作大致就緒。不料，禍起蕭牆，從此揭開了東渡磨難的序幕。事端是道航和朝鮮籍僧人如海發生矛盾而弓起的。第一次航海東渡的計劃便這樣被擱置了。

第二次東渡

榮睿、普照覺得空還無益，仍決定請鑒真和尚一道赴日。出獄后，再度拜見鑒真和尚，傾吐了自己的心愿，並徵求鑒真和尚的意見，希望他仍能率眾弟子東渡。鑒真佩服榮睿、普照的意志，安慰他們總有達到目的的一天，答允盡一切努力，用一切方法來完成計劃。於天寶二年（743）十二月從揚州舉帆啟程。他們循大運河人江，然後東行入海，但行至明州餘姚郡（今浙江餘姚）狼溝浦，遭到惡風巨浪的襲擊，船被擊破，眾人被迫登岸，潮水衝上岸灘，水到腰部，鑒真和尚坐在烏草上，其餘的人都淹在水中。時值隆冬，天寒風急，情景狼狽萬狀。船被毀壞，一時難以成行，只得先上岸住下，等待著下一次航行。

第三次東渡

第三次航行是在一個月之後。他們修好船，移舶在大嶼山，等天氣風向轉化后，開始啟航。但在桑石山行進時，又遭到了大風，船飄來飄去，無法操縱。好不容易才靠近岸邊，船又觸礁破損，人船被擱淺在荒岩上，水米俱盡，饑渴3日，困苦難當。幸好風定以後，被漁夫發現，才接濟了水、米。又過了5天，才有巡海官員來問明情況，報請餘姚郡太守，把他們安置在遛縣〔今浙江鄞縣）阿育王寺。至此，第三次東渡計劃又落空了。在阿育王寺，附近寺院的僧人聞訊而來，紛紛懇請鑒真去宣講律學，設壇授戒。鑒真和尚先赴越州（今浙江紹興）龍興寺，隨後依次應邀到杭州、宣州、湖州講律授戒。其時，越州的僧侶得悉鑒真和尚要去日本．便向越州官府要求挽留，並認為鑒真和尚赴日，純系日本僧榮睿的誘引，只要處置了榮睿，便很自然地打消了鑒真和尚的赴日計劃。於是越州山陰縣尉逮捕了榮睿，竟要遞送進京。後來，方因病請假釋，報稱亡故免於刑。

第四次東渡

榮睿、普照二人，為了日本的佛教事業，堅邀鑒真東渡，矢志不拔，百折不撓，雖歷經萬般艱苦，毫無退悔之意。這種為佛教而獻身的精神深深打動了鑒真。為了完成這一夙願，鑒真派遣大弟子法進，帶了兩個管事，攜帶“輕貨”（即名貴貨物）前往長樂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買船，同時採辦糧食用品，為第四次東渡作準備工作；同時又親率祥彥、思托、榮睿、普照等30餘人，一路巡禮佛跡，取道南下福州。登山越嶺，縣經臨海郡（今浙江台州），準備入永嘉郡（今浙江溫州）進入閩境。不料此時又發生了意外。四次東渡失敗，仍未能動搖鑒真東渡傳法的決心。

第五次東渡

天寶七年（748）春，榮睿、普照由舒州（今安徽潛山）同安郡至揚州祟福寺，又和鑒夏和尚相會，籌劃第五次東渡，籌劃后即著手造船購糧，準備東渡。至六月，準備完華。這次同行的僧侶有祥彥、神倉、思托、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榮睿、普照等，連同水手18人及其他隨同人員共35人，於六月廿七日從揚州祟福寺出發，在揚州新河上船啟程。先沿運河南下，很快便到了越州境內的三塔山，在那裡停泊了一個月；遇好風航行至署（一作暑）風山，又停了一個月。當再次啟程，到東海時，遇到了東北風，風濤起落，又把他們吹向西南方向。在海上的來回折騰，耗費了不少積存物資。普照只能每日給同行的人於中午時分發少許生米以充饑。舟中淡水又已用盡，半粒米都難以下咽。海水又無法飲用，碰到雨天，才有少許接濟。如此艱苦漂行了半個多月，仍未能到達日本，而是漂到了海南島的延德郡。

第六次東渡

天寶十二年（753），日本第十次譴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等一行，來到揚州參見鑒真和尚。他們得悉鑒真曾五次渡海東去，準備向日本國傳教，便奏請唐玄宗准許前往。但玄宗同時派兩名道士一齊赴日，而日本國不祟通道教，遣唐使不便攜帶道士回國，只得奏請僧道一律不帶。大使等表示，如鑒真自願前往，則乘便船赴日，使團可以協助。鑒真和尚當即許諾，願意赴日，了卻心愿。可是揚州的僧俗都不願讓鑒真和尚赴日，對龍興寺防衛甚嚴，難以成行。當時東陽郡（今浙江金華）仁翰禪師，知悉鑒真決心難移，願意協助成行，乃密具船舫，在江邊等候。鑒真和尚於十月二十九日夜黑后，趁人不備由徒弟護送，密出龍興寺，至江頭登船。其時，有沙彌24人，趕至船上悲泣相送，具言大和尚今赴日本，今生已無緣拜見，請求預結來生之緣。鑒真和尚也不勝依依，當場為這24人摩頂授戒。隨即連夜啟航，前往蘇州附近的黃洫浦，搭乘遣唐使團回國的大船。古黃泗浦鑒真第六次東渡啟航處樹立的石幢這最後一次同行的有：揚州白塔寺法進、台州開元寺思托、泉州超功寺曇靜、揚州興雲寺義靜、衢州靈耀寺法載、竇州開元寺法成等14人；其中思托、曇靜、法載3人是第一次東渡時就發願前往的，尤其是思托，前五次東渡都曾隨行，艱苦與共，在前後12年中備嘗辛酸、後來又為了追思大師的活動，曾撰寫《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尚鑒真傳》3卷，可借失傳。此外，還有大批佛橡、綉軸、舍利．金塔模型及其他法器。所攜帶的東西沒有前幾次多。但仍很有價值。不久，普照也從餘姚郡趕來會齊。回日的使舶於十一月十五日啟航。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十二月二十日抵達日本九州南部的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結束了11年的艱苦行程，終於實現了夙願。此時，鑒直已是66歲高齡的失明老人。

登岸之後，鑒真和尚一行即向大宰府（日本邊防衙門）進發。

天平勝寶六年（754）正月十三日，大伴古麻呂等譴唐使將安全回國情況，奏聞聖武天皇。二月初一日，鑒真等人在普照的陪伴下抵達難波，中國僧人崇道接待了鑒真。初一日，簽真等入河內府（今大阪），大納言正二位藤原仲麻呂代表日本政府歡迎，向鑒真一行人慰勞。日本僧侶中、靈福、賢、曉貴等30餘人以及早期到達日本的唐僧道睿所派來的弟子善談等都趕來迎接。初四，鑒真、普照等離河內國府，騎馬而行。當到達當時的日本首都奈良時，天皇派安宿王為敕使，在奈良城正門羅城門前迎候。在安宿王的引導丁，鑒真一行人進入東大寺，又有天皇朝廷的公卿武士和僧人出迎，場面相當隆重。又由東大寺首座少僧都良辯陪同，入客屋休息，由敕使致慰勞之詞。初五日，鑒真在東大寺再次受到日本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迎，朝廷中的顯赫人物一一前來禮拜；接著又接受了前來日本的中國僧人道睿及印度僧人菩提仙那、林邑僧佛哲謁見。在鑒真初到的一個月里，每天前來拜謁的絡繹不絕。鑒真和尚以將近古稀之年到達日本后，忙著開壇授戒，營建唐招提寺，佛事冗雜，嚴重地影響他的身體健康。

天平寶字七年（763）五月初六，76歲的鑒真溘然長逝。在寂化之前，弟子們為他模影寫真，這就是至今仍保存著的乾漆象。

唐大曆十二年（777），日本第十四次譴唐使來華。副使向揚州僧俗傳達了鑒真寂化的消息，揚州各寺僧眾，均穿喪服向東（日本）舉哀；又在龍興寺設大齋會，表示悼念。對佛教至死不渝的鑒真在臨終前囑咐弟子們繼續修繕唐招提寺，弘傳佛法。他的弟子思托等跟他一樣艱苦奮鬥，使律宗在日本佛教中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宗派，與三論、成實、法相、華嚴、俱舍並稱南都六宗。

鑒真大師一生致力於的弘傳，五十六歲時，更受日本遣的邀請，準備將戒律傳到日本，前後共經歷六次出海，耗費十二年的光陰才到達日本，因此有“東征和尚”的尊稱。由於鑒真大師的毅力，雖歷經艱難，最後失明仍不改其志，終將南山宗的戒律傳入日本，被賜名為“傳燈大法師”。鑒真大師在十八歲時，先從密教大師一行法師與道岸法師受菩薩戒，兩年後，單身到長安參學，二十二歲時跟隨南山宗的恆景律師受具足戒。依中國傳統，戒律雖有大乘戒和小乘戒之分，但不論是大乘戒或是小乘戒的出家眾，都必須守小乘具足戒，單持大乘戒並不被認為是菩薩僧，鑒真大師也不例外。鑒真大師曾講演道宣律師的《行事抄》七十餘遍，以及《羯磨疏》《輕重儀》各十遍；另外也曾弘法、講法歷律師的《四分律疏》四十餘遍。對於大乘戒，他更是積極地傳授，並且對信徒們講說。他對菩薩戒講解，主要依據智周與法銳二位法師的菩薩戒疏，而這駐解又都是依據歷史智者大師的《梵綱經菩薩戒義疏》，另外根據天台宗的道素法師學法。因此可知，鑒真的思想與所傳的菩薩戒，與天台宗淵源甚深。鑒真大師一生對社會的教化有非常大的貢獻，在中國弘法期間，曾行經廣西、廣東、江西、湖南、浙江、江蘇等地。傳授菩薩戒，不只凈化人心，同時也凈化了社會。鑒真大師後來不幸失明，仍然到處講律、授戒、建寺、造塔、修塔寺、救濟貧民，廣大的慈悲心與毅力，足為後世的楷模。大師到了日本，除了為日皇、百官授戒外，更依據唐朝寺規模建築唐招提寺，供養十方僧伽，不論沙彌或比丘，一律平等供養。而鑒真大師所傳去日本的不只是佛法而已，另外，他還帶了大批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生活上的衣食等用品送給日本，將中國的文化、建築、文學等輝煌的藝術傳揚海外。統計大師一生曾寫大藏經三部，修造伽藍八十餘所，開無遮大會數場，布施三千嶺，講大乘、小乘戒無數次，授戒弟子多達四百餘人，真是名副其實的“傳燈大法師”。在傳授中又以法礪的《四分律疏》、定賓（屬相部宗）的《飾宗義記憶》與道宣的《行事鈔》三書為主，重點尤在法礪、定賓所著兩書。在佛教建築、雕塑等方面，他也頗多建樹。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后歸淮南，教授戒律，每於“講授之間，造立寺舍，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

在醫學方面，博達多能，品鑒極精，曾主持過大雲寺的，為人治病，親自為病者煎調藥物，醫道甚高。鑒真熟識醫方明，當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時，唯有鑒真所進藥方有效驗。據日本《本草醫談》記載，鑒真只需用鼻子聞，就可以辨別藥草種類和真假，他又大力傳播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的知識，留有《鑒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

鑒真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在營造、塑像、壁畫等方面，他與弟子採用唐代最先進的工藝，為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增添了異彩。如唐招提寺建築群，即為鑒真及其弟子留下的傑作。整個結構和裝飾，都體現了唐代建築的特色，是日本現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的建築。鑒真去世前，弟子們還採用乾漆夾紵法這一技藝，為他製作了一座寫真坐像，日本奉為國寶。1980年2月，日中友好團體為了增進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情誼，曾將坐像送回北京、揚州兩地供中國人民和佛教徒瞻禮。鑒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長書法，去日時攜帶王羲之、獻之父子真跡，影響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猶熱愛中國書法藝術不衰。當時日本佛典，多從朝鮮傳入，口授、手抄，錯誤在所難免。據《續日本紀》記載，天皇曾為此委託鑒真校正經疏錯誤。鑒真對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貢獻，是醫藥學知識的傳授，被日本人民奉為醫藥始祖。日本豆腐業、飲食業、釀造業等也認為其行業技藝均為鑒真所授。

大明寺位於江蘇省揚州市西北的蜀崗中峰上。創建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故稱大明寺。

隋仁壽元年（601），曾在寺內建有（今僅存遺址），寺從塔名，故又稱棲靈寺。因寺在隋宮之西，也稱西寺。其後寺、塔時毀時建。宋時仍稱大明寺。宋末、元、明，幾經變亂，大明寺夷為荒丘。后重建。清代不斷增修。康熙時因諱“大明”二字，沿稱棲靈寺。

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弘曆南巡楊州，御筆敕題“法凈寺”，為清時揚州八大名剎之一。

咸豐年間（1851—1861）毀於兵火，同治時重建。

1980年4月恢復了“大明寺”古稱。由於大明寺是我國唐代高僧、日本律宗初祖鑒真大師的道場，故寺內建有鑒真紀念堂，系仿唐建築，由我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梁思成所設計，1973年建成。堂前建碑亭，中置仿唐漢白玉橫碑，正面刻“唐鑒真大和尚紀念碑”，為郭沫若手書，背面刻趙朴初所撰碑文。紀念堂正殿內供奉有楠木雕刻的鑒真大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