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吾揚

楊吾揚先生堅持地理學的統一性, 對地理學的理論化提出了獨到的、具有重要影響的見解，理論地理研究碩果累累。早在1956年，楊吾揚先生就在當時的學術性月刊《新建設》上撰文，堅持地理學的綜合統一性。他認為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共同研究人類所居住的地球, 這是地理學作為一門統一學科的基礎；區域性是地理學的特性；雖然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分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且地理學內部學科還在分化，但都不能改變地理學的綜合統一性；社會生活與生產上的需要是促使自然地理學與政治經濟地理學綜合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結合，能夠更好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如中國公路自然區劃、風向在城市規劃與工業布局中的應用、中國經濟區劃等，不僅充分地體現出了他的這些學術思想，而且對學科的發展和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楊吾揚先生主張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是人地關係。1950年代末，他同江美球教授合著了“地理學與人地關係”，因故25年後在地理學報發表，但仍為解放后系統論述該問題的開創性論著之一。他們認為，地理學的對象是以人類社會為主體的地理環境。人類出現以後的地理環境可概括為三：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對應於這三個環境，地理學已形成了三個基本分支：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和社會文化地理學。地理學領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與環境的矛盾，貫穿於其中的一條理論紅線是人地關係。貫穿著舊人地觀的古典地理學，採用形態描述法，只能起到宣傳地理知識，擴大人們眼界的作用。貫穿著新人地觀的現代地理學，不僅廣泛採用綜合因素地域分析法，還大量引入數學模型、數理統計方法和遙感、計算機等技術手段，開始了推理邏輯化，體系嚴密化，理論模式化，使地理學成為一門能解決眾多實際問題的現代科學。1980年代末，他同林超先生合撰的《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中關於“地理學”的論述，全面反映了他在這方面的觀點。

1970年代末以後，楊吾揚先生在國內外進行了中外地理學的對比研究，提倡地理學的理論化和數量化。他擔任地理學會數量專業組組長達10年，強調學科內容上的傳統與創新相結合，方法上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方向上的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為我國人文地理學的定量化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楊吾揚先生率先於1980年代在北大開設了“理論地理學”和“地理學思想史”兩門研究生新課，至退休已有16個輪迴。1982年後，他與侯仁之先生同為北京大學人文地理學科學術帶頭人。為加強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建設，他集中了兩年多的時間，撰寫了《高等經濟地理學》一書，於1997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地總結了至1990年代中期，中外經濟地理學的經典及最新發展，以完整的、簡潔的模式加以闡述，是一部高深的經濟地理學著作。楊先生通曉中、西、前蘇聯的地理學發展史和思想史，他的“地理學思想簡史”是我國全面論述中、西、前蘇聯地理學思想發展史的一本力作；他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K. Webb教授從地理環境的差異、社會經濟刺激因素、科學和哲學思想背景的差異、地理大發現等諸多方面對古代、近代中西地理學思想的差異進行了深入探討。地理學思想史專家G. Martin稱他是“在中國研究地理學思想史的領導學者”。

楊吾揚教授是我國交通運輸地理學科和課程的組建人，並在這一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研究。楊吾揚先生率先將線性規劃方法引進交通運輸的地理研究，提出了關於吸引範圍、腹地的系統性的理論，還參照國外學者關於貨物銷售地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產銷區劃的經濟指標和模式。他證明了同種但效用不等的生產基地間，低效用基地產銷區位於高效用基地產銷區之中，呈阿波羅圓分佈。該論文發表兩年後，日本人文地理和區位論權威西村睦男的論文“勢力圈の設定”才在日文刊物《人文地理》第17捲髮表。由於產銷區劃是以銷定產，符合市場競爭的法則，因而與F. Fetter和T. Palander的市場區劃分模式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這項成果發展了空間市場理論。楊先生的另一創新是制訂了運量與各種吸引範圍的對應表，亦屬國內外首創。它簡潔地展示了直接吸引範圍、間接吸引範圍和聯合吸引範圍所對應的幹線站港地方貨運量、幹線站直通貨運量、幹線站通過貨運量和幹線站貨運總量，從而成為綜合運輸定量計算的基本框架。

楊吾揚先生與北京大學師生在1970年代邯鄲等城市規劃中，解決了當時普遍存在的鐵路樞紐同城市發展的矛盾；邯鄲規劃是我國鐵道部技術鑒定委員會通過的我國第一個非鐵道部系統設計的“路外方案”；開闢經濟地理學從事城市規劃的新方向。

楊吾揚先生的另一突出貢獻是“中國公路自然區劃”。1970和1980年代，楊吾揚教授和陳傳康教授等應交通部規劃院邀請，共同商定全國公路自然區劃，他們以地帶性、非地帶性為理論基礎，結合構造、水熱、土質、地貌、工程病害等綜合標誌，劃分了37個大區、52個二級區，並以72種自然地域類型為三級區。該方案在通過部級鑒定后，訂入《公路柔性路面設計規範》試用，經10餘年應用成功，1987年交通部又頒發了《公路自然區劃標準》。這項工作是地理學科研成果正式進入我國政府法規的首例，獲國家教委1989年度科技進步二等獎。

《交通運輸地理學》的出版是楊先生在交通運輸地理學領域研究的結晶。在多年教學和科研實踐的基礎上，以他為主，組織了北京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幾位同行編寫了我國第一本交通方面的系統地理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在1986 年出版。與同時代歐、美、日等國類似著作相比，此書具有中國特色且在定量方面更為豐富。

楊吾揚先生不僅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地理學數量化先驅、理論化的倡導者，還結合實際做了許多創造性工作。此方面的重要創新之一是風向在城市規劃和工業布局中的最佳運用。建國后，規劃設計部門在布置總圖時，沿襲了前蘇聯的主導風向原則。但我國廣大季風區每年有風頻相當但方向相反的風向，若按主導風向原則布局，污染難逃。對此，楊先生與董黎明先生提出用盛行風向、最小風頻等多因素代換單一主導風向，並提出了風向與工業區布置的圖式以及中國風向地理區劃。這一成果被世界氣象組織認為是創新性發現，受到了國內外的重視。為此他應邀參加了許多行業的諮詢和規範制訂工作；並被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T.Oke專函邀請去參加熱帶氣候技術會議。次年T. Oke先生來華，專程來北大訪問，與楊先生交流。中國衛生規範的制訂人、國家醫學科學院衛生所的鈕式如教授對該成果的評價是：“論據充足、結合實際，對我們很有幾讀的價值”。該研究成果被寫入我國城市規劃教科書，並於1987年獲北京市學術成果獎。

已存在上千年的商品經濟，使我國城鄉中心地空間分異明顯。1990年以來，楊吾揚教授以中心地方論為矢，射城市與區域規劃之的，將克里斯塔勒的正六邊形市場區原理巧妙地應用於北京商業中心和網點布局的選址和預測，受到了國內外的重視。他主持編寫、出版的《商業地理學》獲得了甘肅省教材獎。

楊吾揚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在城市體系和經濟區劃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城市體系的級別、數目和規模對應模式，以我國一些大中城市為例，實證效果良好。在為體制改革服務的中國經濟區劃研究中，他將經濟地域從上至下劃分為經濟地帶、經濟區、經濟地域類型，提出經濟地帶和經濟地域類型是均質區或規範區，而經濟區則是樞紐區，靈活起見可設經濟亞區。他認為中心城市、交通與能源在經濟區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勞動地域分工規律下的遠景性、開拓性和階段性才是制定經濟區劃的基本原則。從而將科學規律、區劃框架與區劃的工作原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同時也發展了D. Whittlesey的節點區和均質區概念。

楊吾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地理教育家。他40餘年勤奮工作在教學第一線，曾為北京大學本科生講授“經濟地理學概論”、“交通運輸地理學”，為研究生講授“區位論”、“地理學思想史”、“理論地理學”等多門課程。還在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眾多大學講課或做學術報告，受到學生的愛戴。他培養了16名碩士生、25名博士生、5名博士后合作者，桃李滿天下。他主持和撰寫的《交通運輸地理學》、《區位論原理》、《地理學思想簡史》、《商業地理學》、《高等經濟地理學》等論著使幾代地理學者受益。同時也不愧為北京大學人文地理重點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在以上多個方向引領了學科的發展。

楊吾揚先生治學嚴謹，為人謙和，處世瀟灑，像空谷幽蘭一樣默默散發著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