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漠華

同年南下到武漢參加北伐軍，在先遣軍36軍2師政治部工作。1927年7月，離開軍隊至杭州，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9月被捕，得老師許寶駒營救出獄，回宣平進行黨的活動。次年赴上海。曾領導宣平農民起義。

1929年春，宣平農民暴動失敗，不少同志隱蔽上海，漠華以譯作《沙寧》稿費800元資助家鄉同志生活。后赴開封、滄州、北平等地以教書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至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代表中國自由大同盟致詞。

潘漠華從少年時就喜愛文學，在新文化運動的熏陶下，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創作新詩，並在《詩》刊上發表了《立在街頭吹簫的浪子》、《遊子》等十幾首白話詩。1921年10月，經他倡議，和同學汪靜之、柔石、魏金枝等發起，組織了杭州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晨光社”，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三位老師還被聘為顧問。他們以《新浙江報》的“晨光”副刊為陣地，經常發表新文學作品，抒發青春的激情，在當時的杭州文學界，有很大影響。

1922年3月底，潘漠華、汪靜之、馮雪峰與青年詩人應修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相聚。幾位志趣相投的年輕人泛舟湖上，暢談新詩，交流作品，於4月4日成立了“湖畔詩社”。相繼出版了白話詩詩集《湖畔》、《春的歌集》。分別收錄了潘漠華的16首白話詩和52首新詩。他們的詩集得到魯迅等人的讚賞，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王瑤先生也肯定了“湖畔詩社”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認為這些青年為五四的浪潮所喚醒，所作新詩“含有反封建的意義”。朱自清先生認為這些“作品都帶著些清新和纏綿的風格；少年的氣氛充滿在這些作品里”。潘漠華的詩作表現了“人間的悲與愛”。朱自清先生評論說：“就藝術而論，覺得漠華君最是穩練縝密”。

1924年8月，潘漠華考入北京大學一院（文學院）預科，后升入一院外國文學系學習。他廣泛、深入地鑽研中外文學，熱情探求新文學。他把文學創作的目光伸向了社會下層的普通勞動者，筆觸真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破產農民的痛苦生活。他的短篇小說《人間》，就是他在1923年的寒假回鄉，參加宣平當年遭受水災的調查救濟工作時，在山鄉與染布工施火吒相遇，深入了解后構思創作的。這篇作品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山區人民掙扎在飢餓與死亡線上的悲慘情景。

在北京大學這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高等學府里，他大量閱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他親身參加了學生運動。當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他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罷課和集會遊行。1926年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憤然握筆，在《京報》副刊等多種報刊上發表評論，斥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他把革命鬥爭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站在了鬥爭的前列。同年潘漠華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秋，當大革命的浪潮由南向北推進時，潘漠華毅然離開北大，經黨組織安排，南下武漢，投身北伐先遣軍第三十六軍，任該軍第二師政治部宣傳幹事、組織科長等職，隨軍沿京漢路北上，一直挺進到鄭州。途中，身處軍旅，任務繁重，仍不忘創作針砭時弊的小品文和每天的《行軍日記》。部隊在漯河附近的一次戰鬥中，他組織政工人員一面展開宣傳鼓動，一面編成戰鬥隊投入戰鬥，以艱苦踏實的工作精神，給軍中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天，政工隊伍沿鐵路線行軍，正要通過鐵道橋時，他及時提醒大家：過橋目標大，還是涉水過河好。果然，隊伍剛到河邊，鐵道橋就遭敵軍炮擊。他的建議，使部隊避免了一次傷亡，保證了隊伍順利行進。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潘漠華所在部隊停止了北進，回師武漢。期間，他參與主持歡迎由上海轉移到武漢的浙江籍革命同志的歡迎會，並親赴漢口邀當時的《民國日報》總編輯沈雁冰到會講話，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七一五汪精衛也公開叛變革命，寧漢合流，形勢日益緊迫，潘漠華憤然離開北伐軍，從武漢經上海潛回杭州。

當時的杭州，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領導人一批批被捕關押，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潘漠華在革命受到重大挫折的緊急關頭，回到腥風血雨中的杭州，迅速接上組織關係，參加了剛剛成立的中共浙江省委領導的秘密工作。他的家鄉宣平，當時尚未建立黨組織，潘漠華和馬東林一起介紹了剛從杭州宗文中學畢業的曾志達入黨。他向省委建議，指派曾志達回宣平建黨，並推薦中共黨員潘振武回鄉負責宣平地下黨的通信聯絡工作。曾志達遂攜帶省委指示信，與潘振武一起在宣平積極開展建黨活動。10月，中共宣平獨立支部建立。

1927年10月，浙江省委機關遭破壞，潘漠華在杭州被捕，關押在杭州公安局的柴木巷拘留所。他的親屬和同學聞訊，緊急救助。由於他在浙一師的老師許寶駒出面保釋，得以獲救。出獄后，他回到宣平上坦，繼而又因宣平黨內同志被捕而暫時避居少妃附近的冷泉岩（山洞）。

冷泉岩僻谷幽靜，以養病名義居留在此的潘漠華，卻在這裡緊張地開展秘密活動。他與縣委曾志達等同志聯繫，研究在基層的建黨工作。還以縣委名義，召開了活動分子會議，商討在農村廣泛建立農民協會，開展“二五”減租鬥爭；在縣城組織工會、開辦讀書會、平民夜校等活動，從中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不久，潘漠華回到上坦，在上坦、上陶一帶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經短短几個月的活動，就介紹了十多名農民入黨，建立了上坦、上陶黨支部。後來，這一帶成為當地黨組織發展最快，農民協會建立最早的地區之一。

1928年春夏之交，潘漠華離開宣平，轉輾於上海、廈門等地，以教學為掩護，繼續從事地下活動工作。儘管他行蹤飄泊，工作艱辛，但他與中共宣平縣委領導人始終保持聯繫，關注著家鄉的革命鬥爭。同年冬，宣平農村以減租減息和反霸鬥爭為中心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黨組織發動了當地農民武裝暴動。1929年初，農民暴動遭國民黨省防軍大肆鎮壓，全縣被捕者達100多人，縣委、區委領導人被懸賞通緝，曾志達、吳謙等十餘人被迫避往上海找到潘漠華受到他真摯的幫助。潘漠華通過關係，在法租界租了一間房子，隱蔽安頓了他們。又日以繼夜地把自己翻譯整理準備出版的俄國作家綏拉菲莫維奇的長篇小說《沙寧》譯稿，連同版權一起賣給光華書局，將所得的八百銀元稿費和版權費，悉數交給曾志達等人作生活費，鼓勵他們在危急關頭堅定信念，增強勇氣。潘漠華還乘當時的中共中央巡視員、前浙江省委書記卓蘭芳也在上海之機，指導曾志達等人撰寫了《浙江宣平黨務報告》，親自陪同他們向卓蘭芳當面彙報了宣平黨組織和農民運動情況。以後，這些同志大多返回宣平，重新點燃家鄉的革命烈火，在鬥爭中一些人相繼獻出了生命。

由於嚴重的白色恐怖，敵探密布，危機四伏，潘漠華的活動不斷受到威脅。1929年9月，他離開上海，並經常轉換工作地點，流離往返在北平、開封、滄州等地，以教書的公開職業為掩護，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他戰鬥的足跡。

1929年9月，他化名田言到開封第一初級中學當教師。他通過學校學生會組織了學生讀書會和壁報組；指導師生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籍；幫助進步學生創辦了反響很大的《火信》刊物；介紹師生參加“反帝大同盟”，發展左翼進步團體和黨團組織。當一名進步學生被學校無故開除時，潘漠華髮動學生會幹部進行罷課鬥爭。他因而遭國民黨當局通緝。幸他外出未歸，前來搜捕的特務們才撲了空。

1930年春，潘漠華被迫離開開封，棲身北平，先後隱蔽在北平翊教女中、香山慈幼院，以教職為掩護，秘密從事“北方左聯”的籌建工作。在參加八一國際反戰日的遊行示威中他第二次被捕，受盡酷刑，堅不吐實，使敵終無證據而獲釋出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化名潘模和，轉移到滄州省立二中任教職，直到年底。根據黨的指示，他在學校組織演講會，辦起了宣傳抗日的一四牆報和《大眾反日報》，親自為該報撰寫了題為《怒吼吧，中國！》的發刊詞，在校內外廣為印發。還發動師生開展罷課、遊行示威，張貼標語、下鄉宣傳等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在實際鬥爭中，培養了一批優秀分子。他親自介紹了楊欽、劉樹功（劉建勛）等七名青年學生入黨，建立了學校黨團支部以及“左聯”、“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國會”等黨的外圍組織。他的活動，受到愛國人士和進步群眾的擁護，也引起了學校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密切注意。任教僅半年時間，潘漠華就被校長解聘，再次返回北平從事北方左聯的活動。

1932年5月，“國際聯盟調查團”在中國東北調查期間，潘漠華和左聯其他執委在北京多次舉行集會講演，揭露“國際聯盟”袒護日本侵略、誣衊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真面目。這一年的五卅紀念遊行示威，隊伍拉得很長，潘漠華右手拿著一把網球拍，走在隊伍最前面。當隊伍行進到王府井大街的南口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在日本使館的操場上散開卧倒，拉動槍栓作射擊狀，企圖威嚇遊行群眾。潘漠華右手揮動網球拍，左手高舉大聲疾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抗日軍！”“擁護蘇維埃！”“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成千上萬的遊行群眾，跟隨著他的聲音一起呼喊，像大海的怒濤翻騰在東長安街上，嚇得日本兵趴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

1932年12月，由於革命互濟會張慕陶叛變，地下黨的安全受到威脅，潘漠華調往天津組織市委，就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他既要從事天津地下黨的工作，又要開展北方左聯的革命活動，還要在中國大學任講師，講授《社會發展史》。他在平津之間忙碌地奔波，不知疲倦地工作。

1932年12月的一天，潘漠華前往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馬哲民家商談工作，與侯外廬、許德珩、馬哲民等一起被捕。為了隱匿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在看守所故意喊叫：“你們混蛋，是來找系主任商量功課的，怎麼也被逮進來了！”馬哲民聽懂了他的話，互相對上了口供。到了警察廳拘留所，趁“放風”時，潘漠華悄悄地鼓勵教授們：“你們不要怕，有人會營救的，不能不趕快出去，追下去危險……”由於他沒有暴露真實身份，他的第三次被捕，居然化險為夷。

不久，潘漠華又第四次被捕。這次是特務跟蹤他來到輔仁大學教務主任台靜農家，與台靜農一起被捕，也因查無實據而獲釋。

1933年4月，為了實現黨和文化界廣大群眾的要求，北方左聯通過北方文總，與革命互濟會、反帝大同盟等組織，共同發起了為李大釗舉行公葬的活動。潘漠華與近兩千人的送葬隊伍一起，護送李大釗烈士的靈柩向萬安公墓前進。沿途，他一面與國民黨蔣孝先憲兵部隊的暴徒抵抗，一面呼口號，散發傳單，進行演講，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侵佔熱河並繼續向華北進攻。5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協助下，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進行武裝抗日和收復失地的戰爭。潘漠華奉命奔赴張家口，參加抗日同盟軍，擔任該軍機關報——《老百姓報》的編輯工作，緊密配合了抗日宣傳。在8月1日召開的華北民眾禦侮救亡大會上，潘漠華還作為北方文總的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幫助起草了大會宣言等文件。

9月，抗日同盟軍在國民黨反動派與日本侵略軍聯合圍攻下失敗。10月，潘漠華隨吉鴻昌部突圍，潛返北平，後轉移天津，繼續從事黨的工作。

1933年年底，由於左聯內部混入敵探，潘漠華在天津的河北大旅社第五次被捕。

在落入敵手的一剎那，他迅速撤掉了安全信號，保護了黨組織和同志們。

在被捕后的一個多月時間裡，白天，他被敵人押回旅社去作“釣餌”，以誘捕其他中共黨員；晚上，關押在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特務隊，遭受嚴刑逼供。他經受了考驗，嚴守了黨的機密。一無所獲的敵人將他轉押天津法院看守所。他被關入一間陰暗潮濕的單身牢房，酷刑折磨得他身患重病，全身蜷縮著不住地痙攣，忍受著極度的痛苦。後來，敵人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判處他五年刑期，囚於天津河北省第一監獄。

潘漠華進了監獄，失去自由，卻又走上了對敵鬥爭的第二個戰場。他仍然牽掛著黨和同志們，千方百計從獄中傳出信件，把“××叛變”“××被捕”的消息報告黨組織。為了抗議監獄當局對政治犯的虐待和迫害，他抱病和難友們一起，以血肉之軀作為唯一的武器，先後發動三次絕食鬥爭，與敵人展開了生與死的搏鬥。1934年12月24日，當獄中第三次絕食鬥爭取得勝利之際，潘漠華竟遭敵人澆灌滾燙的開水而慘烈犧牲，時年32歲。

繼與段雪笙等到北平籌建北方左翼作家聯盟，負責起草《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成立宣言》，當選執行委員，連任三屆負責人。1932年冬，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次年1月，至張家口參加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軍報《老百姓》編輯。10月回天津，12月被捕，屢受酷刑而不屈，三次發動絕食鬥爭。1934年12月24日被折磨逝於獄中。主要作品編入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應修人潘漠華選集》中的《漠華集》。

湖畔（詩集）與應修人、汪靜之、馮雪峰合集，1922，湖畔詩社

春的歌集（詩集）與應修人、馮雪峰合著，1923，湖畔詩社

雨點集（短篇小說集），1930，亞東

應修人潘漠華選集（詩歌、小說合集），1957，人文

漠華集（詩、小說合集），1984，浙江文藝

沙寧（小說）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1930，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