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客

1.寄食於貴族門下並為之服務的人。

《晉書·石勒載記下》：“張披 與 張賓 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

《儒林外史》第三七回：“一個 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

徠魯迅 《集外集·選本》：“《世說新語》並沒有說明是選的，好像 劉義慶 或他的門客所搜集。”

2.家塾的塾師。

宋 孫升 《孫公談圃》卷上：“后得 趙學究，即館於 汴 第，杜后 録 陳 之舊，召至門下，與 趙 俱為門客。”

宋 陸遊 《老學庵筆記》卷三：“秦會之 有十客，曹冠 以教其孫為門客。”

元 紀君祥 《趙氏狐兒》第三折：“不如只在我家中做個門客，抬舉你那孩兒成人長大，在你根前習文。”

門客按其作用不同分為若干級。最低一級只到溫飽的程度，最高級別的門客則食有魚，出有車。門客主要作為主人的謀士保鏢而發揮其作用，必要的時候也可能發展成僱主的私人武裝．關於霸主的問題，因周朝自夷王起，禮樂不明，諸侯始強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一些小的諸侯國屢受少數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諸侯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吸納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為首的政治集團．春秋時期，大國之間，經常為爭奪霸權而爆發戰爭。作為霸主的國家，對其盟國有著統治權。它的屬國是要向它進貢的。權貴家裡豢養的幫閑或辦事的人：養門客數十人。

近讀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戰國門客文化與秦漢致用文藝觀》，耳目為之一新，感覺就其大命題而言，可與王學泰的“遊民文化”、余英時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對象不盡一致，大概念的內涵有別，外延有分殊有疊合，有助於我們從不同的視角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

相比之下，余英時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於孔子時代的知識階層；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漢之後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謂的“門客”，其中寄食於公子王孫門下或擇主而事、致位將相的“游士”，就是“士”與“門客”最明顯的“交集”。而門客卻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許是僅有雞鳴狗盜等一技之長的“食客”。

中央集權制朝廷建立后，門客別無選擇，只能爭相討好一個主子。

李著的“門客”概念，廣義而言幾乎涵蓋了中國古代的各個階級、階層出身的人，除了生來就註定高踞天下至尊寶座的那一個。因為在李著的定義中，“門客”的人生目標是求富貴、取尊榮、建不朽之功業，他們的路徑是通過依附某個主子，將自身“工具化”，達成豢養與被豢養的關係。“至聖先師”孔夫子亦不免時時露出門客相。他並不諱言自己“三日無君”便惶惶不安的焦慮，乃至奔波於列國被人嘲笑為喪家之犬。陳涉躬耕壟畝，素有鴻鵠之志，揭竿而起時鼓動跟從者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劉邦見秦始皇出巡儀仗，嘆“大丈夫當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們舉事之初，都必得充當“門客”（客將），陳涉以公子扶蘇和項燕的名義起兵，項羽、劉邦扯起楚懷王的旗號。他們是自覺將自己擺在門下客位的。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羽翼豐滿時反客為主，奪取最高權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門客李園、秦朝大太監趙高，就是以陰謀手段反客為主的成功範例。

李臖平的“門客”概念與王學泰的“遊民”有更多的相通之處。他們都是遊盪於社會邊緣的人，總在尋找自己的歸屬，只不過“門客”尋求的是體制內顯赫的門庭，而遊民則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幫、青紅幫。王學泰說遊民的主要來源是破產的農民，農業社會有幾人身上流淌的不是農民的血液呢？諸葛亮從山東避亂到南陽，躬耕於隆中，顯然是農民，雖因家底殷實尚可“草堂春睡遲”，醒來研究天下大勢，但說他是“遊民”也不算誣枉吧。至於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產農民——遊民了。王學泰所說的“從流民到城市遊民”，顯然包括馮諼之類門客。他所說的遊民知識分子與游士其實是二而一的。魏徵、吳用、劉伯溫之類人物即其代表，他們乃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等先秦門客之苗裔。順便提到，王學泰與李臖平的專業都是文學研究。王學泰從對《三國演義》、《水滸》等通俗小說的社會學解讀入手，揭示了遊民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滲透。李臖平則從“致用”文藝觀（“文以載道”，“成人倫、助教化”）的探源破題，上溯到春秋戰國時的門客文化，進行爬梳歸納。二人創設的概念“遊民文化”與“門客文化”，顯然遠遠溢出了文藝學的範疇。

李臖平將研究範圍的下限設定在西漢末年。這樣一來，對門客文化流變的敘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對我們認識門客文化的精義已經足夠。因為秦漢之際“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和學術上致用觀念的形成、穩固、定型時期”（李著《導論》）。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門客”的社會地位與求取富貴尊榮的門徑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時是從“勢”與“道”之爭的勝負格局來解釋這個現象的。他所說的“勢”即現實的勢力、政治權威，即對國家的統治權、對社會資源的支配權；而“道”，不論是古代禮樂所表徵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還是儒家看重的以“仁”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綱常，都是一種精神文化力量。“勢”與“道”二者都是建構政治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國爭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對他們的“勢”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們師出有名，使他們的政權具有某種合法性。但實現天下“大一統”之後，“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已根本不可能與帝王的“勢”分庭抗禮。古代知識分子的“道”是無形的，除了個人人格之外別無保證。於是，在專制集權社會，“以孤獨而微不足道的個人面對著巨大而有組織的權勢，孟子所擔心的‘枉道以從勢’的情況是很容易發生的，而且事實上也常常發生，漢代公孫弘的‘曲學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

後世雖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呂坤說，“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這只是不絕如縷的先秦遺響，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之輩：“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的假隱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偽道學滿坑滿谷。先秦時代，鼓吹“道”尊於“勢”，孔氏門徒說只有他們的老師才配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當宣稱他們的先生“宜為帝王”，這種言辭，在後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誅九族的。韓愈以“道統”繼承人自居，余英時稱他是唐代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之一，卻要高頌“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不是他的骨頭太軟，時移“勢”異，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則將“勢”與“道”的力量演變，以中央集權制朝廷建立前後為界，概括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兩種模式。在前一種模式下，門客在列國王侯貴人間奔走，選取門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為恥，晉材楚用反成佳話，“良禽擇木而棲”、“合則留，不合則去”乃理所當然。如果說《戰國策》一書，是謀臣策士縱橫家自炫身價的演說辭和故事集，有王婆賣瓜之嫌；那麼，李斯的《諫逐客書》，則列舉秦國歷史上的人物，言之鑿鑿地證明了門客對秦國由弱變強的重大貢獻以及實現“跨海內、制諸侯”戰略目標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國激烈的競爭中，得才者勝，失纔則亡，作為人材的門客自然就有了與主子討價還價的資本與資格。於是，有孟子稱病不肯先去朝謁齊王，有顏斤蜀上殿不肯趨前，而敢於對忿然作色的齊王直言“士貴耳，王者不貴！”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門客為自高身價，往往要求主子給予特殊的甚至與主子“平等”的待遇。馮諼在孟嘗君門下先為“食無魚”，繼為“出無車”，後為老母無人贍養三次彈劍而歌。

在先秦群雄爭霸時代，有些門客不僅要求主子給予較高的物質待遇，甚至追求與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關係。得到“國士無雙”的尊重，這才肯為之效忠賣命。豫讓曾在范氏、中行氏門下為客，不為他們的滅亡報仇，卻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為智伯行刺趙襄子，道出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荊軻也是這樣的門客，他們的主子都有一副禮賢下士重視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權制建立、四海歸一之後，門客別無選擇，就只能爭相討好一個主子了。沒有了選擇自由的門客，便失落了相對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稱之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來。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而後世的游士門客服膺的人生信條卻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們將“力比多”投向對皇權的絕對認同與服從，由爭寵而引發的只能是“門客”之間日益激烈的傾軋。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貨與帝王家”的，就成了賈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門客的流品蕪雜，既有破落的貴族子弟，也有不甘於貧賤的底層遊民。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中追求自身價值的實觀。他們渴望建功立業，像孔夫子一樣“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願以極端行為驚世駭俗而名垂青史。他們有些人毫無原則，如蘇秦、張儀、商鞅，哪一套能獲得人主的青睞便使出那一套（這自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則”）；如豫讓之為“小人”智伯（司馬遷語）復仇，誰重視我，我就為他賣命。有些人毫無人性，如為求將位而殺死齊籍妻子以取信魯國的吳起，如為偽裝得罪出走而殺死老婆孩子的要離，出於妒忌害死同學韓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則比變色龍還要狡詐，如為劉邦制訂朝儀，使他“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的叔孫通；如為詐騙錢財引誘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葯，引來“焚書坑儒”之禍的方士徐巿、盧生。門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義不帝秦”的魯仲連，以死報“知己”別無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戀權位的張良等等。但這樣的高士與智者在門客中是鳳毛麟角，對於門客文化則是異數。

門客文化中的主客關係說到底是主奴關係，這是由他們的豢養與被豢養地位決定的。這種依附性決定了門客的工具性。所謂“知己”關係不過是一種假相。李贄與公安袁氏兄弟的對話一語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過是誘你為他做奴才而已。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惺惺作態，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為劉氏父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己”嗎？屈原早就意識到了主客關係的真諦，在辭賦中將自己比作“美人”。男權時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過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來什麼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來概括秦漢（及此後各代）的文藝觀，並溯源到春秋戰國的門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國文化為世俗、為政治、為權勢者服務的本質。他的結論與余英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論》不謀而合，但“門客”二字更加鮮明地表露了這種世俗性和依附性。這種眼睛向“上”攀附權勢的文化，從大的層面講，只講“善”（禮義道德綱常秩序），鄙視真（追求宇宙真知，發展科學技術），忽略美（純粹的非功利的審美愉悅），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從低一些層面講，大家追求出將入相的權勢，不擇手段地邀寵固位互相傾軋，爭入帝王彀中極大地虛耗了聰明才智，敗壞了道德情操。這種門客文化的遺毒，可謂源遠流長，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見其影子，需要我們下大功夫認真清理。李著可以說是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參考資料：《春秋戰國門客文化與秦漢致用文藝觀》李臖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