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逐客書
李斯創作散文
《諫逐客書》是李斯的一篇優秀古代公文，是應用寫作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這裡的“書”不是書信，而是上書、奏章，為古代臣子向君主陳述政見的一種文體，是一種臣子向帝王逐條分析事理的公文名稱，與表性質類似。該文能比較充分地體現公文的一些本質屬性，正是這些公文本質屬性形成了該文鮮明的特色。
文章先敘述自秦穆公以來皆以客致強的歷史，說明秦若無客的輔助則未必強大的道理；然後列舉各種女樂珠玉雖非秦地所產卻被喜愛的事實作比，說明秦王不應該重物而輕人。文章立意高深，始終圍繞“大一統”的目標，從秦王統一天下的高度立論，正反論證，利害並舉，說明用客卿強國的重要性。此文理足詞勝，雄辯滔滔，打動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復了李斯的官職。
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1），東得百里奚於宛（2），迎蹇叔於宋（3），求邳豹、公孫支於晉（4）。此五子者，不產（5）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6）。孝公用商鞅（7）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8），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9）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10）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11），西並巴（12）、蜀，北收上郡（13），南取漢中（14），包九夷（15），制鄢、郢（16），東據成皋（17）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18），使之西面事秦，功施（19）到今。昭王得范雎（20），廢穰侯（21），逐華陽（22），強公室，杜私門，蠶食（23）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24）四君卻客而不內（25），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26），有隨和之寶（27），垂明月（28）之珠，服太阿（29）之劍，乘纖離（30）之馬，建翠鳳之旗（31），樹靈鼉（32）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33）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34），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35），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36），江南（37）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38）。所以飾後宮，充下陳（39），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40），傅璣之珥（41），阿（42）縞（43）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44），佳冶窈窕（45），趙（46）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47），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48）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49）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50)，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51）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52）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53）敵國，卻賓客以業（54）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55）”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56），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57），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百里奚
（2）百里奚：原為虞國大夫。晉滅虞被俘，後作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國。逃亡到宛，被楚人所執。秦穆公用五張黑公羊皮贖出，用上大夫，故稱“五羖大夫”。是輔佐秦穆公稱霸的重臣。宛（yuān），楚國邑名，在今河南南陽市。
（3）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經百里奚推薦，秦穆公把他從宋國請來，委任為上大夫。百里奚對穆公說：“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宋，國名，或稱“商”“殷”，子姓，始封君為商紂王庶兄微子啟，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后將商舊都周圍地區封給微子啟，都於商丘（今河南商丘縣南），約有今河南東南部及所鄰山東、江蘇、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殺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286年被齊國所滅。
（4）求：一說作“來”。邳豹：晉國大夫邳鄭之子，邳鄭被晉惠公殺死後，邳豹投奔秦國，秦穆公任為大夫。公孫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晉，后返秦任大夫。晉，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於唐（今陝西翼城縣西），約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時，晉獻公遷都於絳，亦稱“翼”（今山西翼城縣東南），陸續攻滅周圍小國；晉文公成為繼齊桓公之後的霸主；晉景公遷都新田（今山西侯馬市西），亦稱“新絳”，兼并赤狄，疆域擴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陝西一角。春秋後期，公室衰微，六卿強大。戰國初，被執政的韓、趙、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369年，最後一位國君晉桓公被廢為庶人，國滅祀絕。
（5）產：生，出生。
（6）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這裡的“二十”應當是約數。並，吞併。
（7）孝公：即秦孝公。商鞅：衛國公族，氏公孫，亦稱公孫鞅，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死後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長、大良造，因功封於商（今山西商縣東南）十五邑，號稱商君。於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實行變法，奠定秦國富強的基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被車裂身死。
（8）殷盛：指百姓眾多而且富裕。殷，多，眾多。
（9）魏：國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晉國大夫畢萬後裔，於公元前403年與韓景侯、趙烈侯聯合瓜分晉國，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內政，成為強國。梁惠王時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因亦稱”梁”。后國勢衰敗，公元前225年被秦國所滅。獲楚、魏之師，指戰勝楚國、魏國的軍隊。公元前340年，商鞅設計誘殺魏軍主將公子昂，大敗魏軍。同年又與楚戰，戰況不詳，據此，當也是秦軍獲勝。
（10）惠王：即秦惠王，名駟，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於公元前325年稱王。張儀，魏人，秦惠王時數次任秦相，鼓吹“連橫”，遊說各國諸侯事奉秦國，輔佐秦惠文君稱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為相。於公元前310年去世。此句以下諸事，均為張儀之計，因為張儀曾經作為宰相，執掌秦國權柄，所以以下諸事均出於他的謀划。
（11）三川之地：指黃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黃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韓宣王在此設三川郡。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縣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公元前249年秦滅東周，取得韓三川全郡，重設三川郡。
（12）巴：國名，周武王滅商后被封為子國，稱巴子國，在今四川東部、湖北西部一帶。戰國中期建都於巴（今四川重慶節）。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張儀、司馬錯等領兵攻滅巴國，在其地設置巴郡。“蜀”，國名，周武王時曾參加滅商的盟會，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區。戰國中期建都於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領兵滅蜀，在其地設置蜀郡。
（13）上郡：郡名，原為楚地，今陝西榆林。魏文侯時置，轄境有今陝西洛河以東，黃梁河以北，東北到子長縣、延安市一帶。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縣給秦，前312年又將整個上郡獻秦。秦國於公元前304年於此設置上郡。
（14）漢中：郡名，今陝西漢中。楚懷王時置，轄境有陝西東南和湖北西北的漢水流域。公元前312年，被秦將魏章領兵攻取，秦於此重置漢中郡。
（15）包：這裡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國境內西北部的少數部族，在今陝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區。
（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地勢險要，是著名的軍事重地。春秋時屬鄭國稱虎牢，公元前375年韓國滅鄭屬韓，公元前249年被秦軍攻取。
（18）六國之從：六國合縱的同盟。六國，指韓、魏、燕、趙、齊、楚六國。從，通“縱”。
（19）施（yì）：蔓延，延續。
（20）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側或則，秦惠王之子，秦武王異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稱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張祿，受到秦昭王信任，為秦相，對內力主廢除外戚專權，對外採取遠交近攻策略，封於應（今河南寶豐縣西南），亦稱應侯，死於公元前255年。
（21）穰（ráng）侯：即魏冉，楚人後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異父弟，秦武王去世，擁立秦昭王，任將軍，多次為相，受封於穰（今河南鄧縣），故稱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因秦昭王聽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職，終老於陶。
（22）華陽：即華陽君羋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將軍等職，與魏冉同掌國政，先受封於華陽（今河南新鄭縣北），故稱華陽君，后封於新城（今河南密縣東南），故又稱新城君。公元前266年，與魏冉同被免職遣歸封地。
（23）蠶食：比喻像蠶吃桑葉那樣逐漸吞食侵佔。
（24）向使：假使，倘若。
（25）內：同“納”，接納。
（26）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如今陛下得到了昆崙山的寶玉。陛下，對帝王的尊稱。致，求得，收羅。崑山，即昆崙山。
（27）隨和之寶：即所謂“隨侯珠”和“和氏璧”，傳說中春秋時隨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來得的美玉。
（28）明月：寶珠名。
（30）纖離：駿馬名。
（31）翠鳳之旗：用翠鳳羽毛作為裝飾的旗幟。
（32）鼉（tuó）：亦稱揚子鱷，俗稱豬婆龍，皮可蒙鼓。
（33）說：通“悅”，喜悅，喜愛。
（34）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製成的器具。
（35）鄭：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於鄭（今陝西華縣東）。春秋時建都新鄭（今河南新鄭縣），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375年被韓國所滅。衛，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后遷都楚丘（今河南滑縣）、帝丘（今河南濮陽縣），有今河南北部、山東西部之地。公元前254年被魏國所滅。鄭、衛之女，此時鄭、衛已亡，當指鄭、衛故地的女子。後宮，嬪妃所居的宮室，也可用作嬪妃的代稱。
（36）駃騠（jué tí）：駿馬名。外廄（jiù），宮外的馬圈。
（37）江南：長江以南地區。此指長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產金、錫著名。
（38）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產丹青礦石出名。丹，丹砂，可以製成紅色顏料。青，青，可以製成青黑色顏料。采，彩色，彩繪。
（39）充下陳：此泛指將財物、美女充買府庫後宮。下陳，殿堂下陳放禮器、站立儐從的地方。
（40）宛珠之簪：綴繞珍珠的發簪。宛，纏繞，或以“宛”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陽市）地出產的珍珠所作裝飾的發簪。
（41）傅：附著，鑲嵌。璣，不圓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ěr），耳飾。
（42）阿：細繒，一種輕細的絲織物。或以“阿”為地名，指齊國東阿（今山東東阿縣）。
（43）縞（gǎo）：未經染色的絹。
（44）隨俗雅化：隨合時俗而雅緻不凡。
（45）佳冶窈窕：妖冶美好的佳麗。佳，美好，美麗。冶，妖冶，艷麗。窈窕（yǎo tiǎo），美好的樣子。
（46）趙：國名，始封君趙烈侯，系晉國大夫趙衰後裔，於公元前403年與魏文侯、韓景侯聯合瓜分晉國，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建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市東南），有今山西中部、陝西東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386年遷都邯鄲（今河北邯鄲市）。公元前222年被秦國所滅。古人多以燕、趙為出美女之地。
（47）瓮（wè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來打水。缶（fǒu），一種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將瓮、缶作為打擊樂器。搏髀（bì），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樂唱歌的節奏。搏，擊打，拍打。髀，大腿。
（48）鄭：指鄭國故地的音樂。衛，指衛國故地的音樂。桑間，桑間為衛國濮水邊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陽縣南，有男女聚會唱歌的風俗。此指桑間的音樂，即本書《樂書》的“桑間濮上之音”。昭，歌頌虞舜的舞樂。”虞，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引南化本、楓山本、三條本等作“護”，當為歌頌商湯的舞樂。武，歌頌周武王的舞樂。象，歌頌周文王的舞樂。
（49）太山：即泰山。讓，辭讓，拒絕。
（50）擇：捨棄，拋棄。細流，小水。
（51）卻：推卻，拒絕。
（53）黔首：泛指百姓。無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頭，故稱黔首，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正式稱百姓為黔首。《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資，資助，供給。
（54）業：從業，從事，侍奉。
（55）齎盜糧：把武器糧食供給寇盜。齎（jī）：送，送給。
（56）損民以益讎：減少本國的人口而增加敵國的人力。益：增益，增多。讎，通“仇”，仇敵。
（57）外樹怨於諸侯：指賓客被驅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諸侯，從而構樹新怨。
石刻
陛下羅致崑山的美玉，宮中有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飾上綴著光如明月的寶珠，身上佩帶著太阿寶劍，乘坐的是名貴的纖離馬，樹立的是以翠鳳羽毛為飾的旗子，陳設的是蒙著靈鼉之皮的好鼓。這些寶貴之物，沒有一種是秦國產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麼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國出產的才許可採用，那麼這種夜光寶玉，決不會成為秦廷的裝飾；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會成為陛下的玩好之物；鄭、衛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會填滿陛下的後宮；北方的名驥良馬，決不會充實到陛下的馬房；江南的金錫不會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會作為彩飾。用以裝飾後宮、廣充侍妾、爽心快意、悅入耳目的所有這些都要是秦國生長、生產的然後才可用的話，那麼點綴有珠寶的簪子，耳上的玉墜，絲織的衣服，錦繡的裝飾，就都不會進獻到陛下面前；那些閑雅變化而能隨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麗，也不會立於陛下的身旁。那敲擊瓦器，拍髀彈箏，烏烏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確真是秦國的地道音樂了；那鄭、衛桑間的歌聲，《韶虞》《武象》等樂曲，可算是外國的音樂了。如今陛下卻拋棄了秦國地道的敲擊瓦器的音樂，而取用鄭、衛淫靡悅耳之音，不要秦箏而要《韶虞》，這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外國音樂可以快意，可以滿足耳目功能的需要麼？可陛下對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國的就要離開，凡是客卿都要驅逐。這樣做就說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聲色方面；而所輕視的，卻是人民士眾。這不是能用來駕馭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啊！
我聽說田地廣就糧食多，國家大就人口眾，武器精良將士就驍勇。因此，泰山不拒絕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捨棄細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業的人不嫌棄民眾，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東西南北，百姓不論異國它邦，那樣便會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賜福運，這就是五帝、三王無可匹敵的緣故。拋棄百姓使之去幫助敵國，拒絕賓客使之去事奉諸侯，使天下的賢士退卻而不敢西進，裹足止步不入秦國，這就叫做“借武器給敵寇，送糧食給盜賊”啊。物品中不出產在秦國，而寶貴的卻很多；賢士中不出生於秦，願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驅逐賓客來資助敵國，減損百姓來充實對手，內部自己造成空虛而外部在諸侯中構築怨恨，那要謀求國家沒有危難，是不可能的啊。
《諫逐客書》作者李斯書法
這篇文章在論證秦國驅逐客卿的錯誤和危害時，沒有在逐客這個具體問題上就事論事，也沒有涉及自己個人的進退出處，而是站在“跨海內，制諸侯”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高度，來分析闡明逐客的利害得失，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見識，體現了他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政治主張和用人路線。文章所表現出的不分地域，任人唯賢的思想。
本文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論證，推理嚴密，邏輯性強，論據充分有力。作者先談歷史，以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為例，強調重用客卿之重要。接著再談現實，作者列舉秦王的愛好，諸如崑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等，都來自諸侯各國。作者一方面列舉客卿對於秦國的歷史功績，得出“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以負於秦哉”，打動秦王；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曉以利害，“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然後反覆推論，歸結到重色樂珠玉而輕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這就是“動言中務”，從利害關係上立論，正點到秦王要稱霸的雄心。接下來又從“地廣者粟多”等聯繫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轉到“棄黔首以資敵國”的錯誤，歸結到“今逐客以資敵國”的危殆，進一步證明逐客關係到秦國的安危。這樣波瀾起伏，正是“飛文敏以濟辭”（劉勰語），終於打動了秦王。
文章辭采華美，排比鋪張，音節流暢，理氣充足，挾戰國縱橫說辭之風，兼具漢代辭賦之麗。末尾作結，指出秦人“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的危害，有極強的理論說服力和藝術感染力。《諫逐客書》最精彩的是中間一段，語辭泛濫，意雜詼嘲，語奇字重，兔起鶻落，可謂駢體之祖。李斯雖為羈旅之臣，然其抗言陳詞，有一種不可抑制的氣勢，成為後世奏疏的楷模。
作者善用比喻。從而增強了議論的形象性和說服力。最突出的例子是用秦王取物的態度為喻，來說明秦王對取人應該抱的態度和不可取的態度。如文中寫道：“夫擊瓮叩缶……適觀而矣已。”這形象地說明了秦王想得意於天下，在任人方面也應該棄退秦國那些平庸之輩，而取用異國的賢能之德。此外，用“泰山不讓土壤……故能就其深”為喻來說明“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用“藉寇兵而齎盜糧”為喻來說明逐客是“資敵國”、“益讎”的愚蠢行為，形象而具有說服力。
文章氣勢奔放，文采斐然。這與作者多用鋪陳、誇飾手法和排比、對偶句子以及多選用華美辭藻有密切關係。如文中寫秦國歷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況，手法鋪張，多用排比，對偶句顯得文勢充暢，並有音節之美。其中寫惠王用張儀之計而在軍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撥、並、收、取、包、制、據、割、散、使、施”等動詞，可見辭藻的豐富。文中寫秦王為滿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僅手法鋪張，句式多用排偶，文氣充暢，言調諧美，不乏色樂珠玉等方面的華美辭藻，極富有文采。清代李兆洛《駢體文鈔》選錄此篇為“駢體初祖”，指出了本篇對後世駢文寫作的深遠影響。
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稱：“李斯之止逐客，並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
宋代李塗在《文章精義》寫道：“中原諸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猶人才不出於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深得作文之法。”
林雲銘《古文新義》：“秦之逐客，以宗室大臣謂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間耳。李斯既在逐中，其上書不便作諫止語故。……利害鑿鑿可睹，不必請除其令，而令自除，乃不諫止之諫止也。細玩行文，落筆時必有一段無因見逐不能自平之氣。故不禁其拉雜錯綜，忽而正說，忽而倒說，忽而復說，莫可端倪，如此所以為佳。”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論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遊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於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於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於，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後果：“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為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範。“對事的論斷”為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徵。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於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為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為止。公文對於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麼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於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於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於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
《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並收回成命，不要逐。為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裡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於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並反覆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與“卻客不內”（虛筆）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係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著說“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後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衝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再者，《諫逐客書》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範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範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著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築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著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著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著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採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願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著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慾望是兼并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慾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於達到這一慾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為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著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眾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覆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係：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並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
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徵在文中體現最為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徵，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為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為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
李斯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