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巴枯寧

1814年5月30日，巴枯寧誕生在俄羅斯帝國特維爾省的一個官僚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曾留學義大利，後來當過沙皇政府的外交官；母親是一位高級軍官的女兒，出身於著名的穆拉維約夫家族。他們象當時俄國許多貴族一樣，想讓自己的兒子發跡于軍界。1829年，15歲的巴枯寧進入帝俄首都彼得堡炮兵學校學習，1833年畢業，獲得准尉軍銜，被派往立陶宛服役。但巴枯寧不顧父母意願，對軍隊生活不感興趣，因而於1835年離開軍隊，回到故鄉。

1836年巴枯寧來到莫斯科，參加了以青年哲學家斯坦凱維奇為首的哲學研究小組，結識了別林斯基。巴枯寧象俄國其他一些貴族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一樣，熱衷於當時頗為流行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研究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等人的哲學為時髦。到莫斯科后不久，巴枯寧除了給《望遠鏡》雜誌翻譯費希特的哲學講演錄外，還寫了一篇哲學文章《〈黑格爾中學講演錄〉譯者序言》。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分子，巴枯寧強調否定在辯證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說：“熱衷於破壞同樣是熱衷於創造！”。

1940年秋，巴枯寧在赫爾岑的資助下來到西歐。開始，他在柏林大學學習，為這裡的書齋生活所陶醉，對政治鬥爭並無多大興趣。由於同德國新聞記者斯特溜比格的接觸，特別是同德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盧格、海爾維格·格的結識，使巴枯寧開始關注社會現實，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1842年10月，他在盧格主編的《德意志年鑒》上發表了《德國的反動》一文，表達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宣揚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認為消滅現行的社會制度，就有實現這個口號的可能。從此，他決定不回俄國，要繼續留在西歐從事政治活動。

從1842至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前，巴枯寧輾轉於德國德累斯頓、瑞士蘇黎世，寓居巴黎、布魯塞爾等地；行蹤飄忽不定，接觸面頗廣。在這段時期里，他結識的著名人物有：德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威廉·魏特林、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列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傅立葉的信徒維克多·孔西得朗、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等等，使巴枯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種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但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按巴枯寧的世界觀來說，他基本上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

1847年11月，在巴黎舉行的紀念波蘭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義17周年大會上，巴枯寧向參加大會的波蘭僑民和法國聽眾發表演說，對沙皇專制制度進行了抨擊。巴枯寧認為在俄國“沒有正義”，“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他對波蘭人民表示同情，批評沙皇俄國政府對1830—1831年波蘭起義的鎮壓是“駭人聽聞的，是喪失理智的，是犯罪行為”。

巴枯寧的這次演說贏得了一定的聲譽。法國的波蘭僑民對巴枯寧這個演說表示歡迎，在巴黎出版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機關報《改革報》對他的這些激進言論表示讚許。而沙皇政府對巴枯寧在西歐的活動，特別是對他的這次公開演說甚感不安。於是，沙皇政府指示其駐法國公使基塞遼夫同法國政府交涉，要求法國當局立即將巴枯寧驅逐出境。因此，法國基佐政府於1847年12月9日下達了對他的驅逐令。同年12月下旬，巴枯寧被迫離開法國，再次來到布魯塞爾。

巴枯寧離開巴黎不到兩個月，就響起了歐洲1848年革命的槍聲。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迅速傳到布魯塞爾。2月26日，即巴黎發生武裝起義的第三天，巴枯寧立即趕來法國，參加巴黎群眾的革命活動初次體驗街壘戰的滋味。法國二月革命的火焰很快燃燒到德意志、奧地利境內。4月初，巴枯寧從法國來到柏林，支持海爾維格組織武裝暴動的計劃。但因柏林警察當局的嚴密監視，巴枯寧在這裡難以進行活動，他便決定經萊比錫進入奧地利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境內，準備參加即將在布拉格舉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

這次大會於1848年6月2日開幕，巴枯寧作為波蘭代表參加了大會。會上，巴枯寧提出了一篇名曰《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礎》的報告，宣揚泛斯拉夫主義，主張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建立斯拉夫聯邦。正當這次大會召開之際，在布拉格發生了反對奧地利統治者的遊行示威，進而轉變為武裝起義。捷克革命民主主義者弗利契、薩賓納是這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巴枯寧支持這次起義，並直接參加了布拉格街壘的戰鬥。布拉格武裝起義很快被溫迪施格雷茨親王率領的奧地利軍隊鎮壓下去，巴枯寧只得逃往德意志境內。

1849年5月，德累斯頓人民舉行武裝起義，反對薩克森王國政府。巴枯寧不但是這次起義的參加者，而且“是一個能幹的、頭腦冷靜的指揮者”。起義開始后不久，由於薩克森政府和普魯士政府的大批反動軍隊被調集到德累斯頓，起義者的隊伍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劣勢，這次起義也很快被鎮壓下去。5月9日，巴枯寧逃出德累斯頓，翌日被逮捕。1850年1月，薩克森政府將他判處死刑，但未立即執行。同年7月，他被押送到奧地利帝國的監獄里關了一段時期。

後來，沙皇政府把巴枯寧引渡回俄國，於1851年5月23日將他關進彼得保羅要塞的監獄里。在獄中，巴枯寧向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寫了一份洋洋數萬言的《懺悔書》，把自己過去的革命活動說成是“唐·吉訶德式的瘋狂”，“由瘋狂走向瘋狂，由錯誤走向罪過，由罪過走向犯罪”；承認自己完全誤入迷途，“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在這份《懺悔書》中，他稱讚沙皇尼古拉一世“仁慈”，是“慈父”，向沙皇陛下“伏地求恩”。結果倖免一死；在生活待遇上有所改善，被允許同親屬通訊和會見。但他並未獲得自由，繼續關在獄中。1857年2月14日，他又向即位不久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呈遞了一封《請求減刑書》,繼續表示懺悔，聲明要“用汗和血”來洗刷自己的“罪行”，懇求寬大處理。亞歷山大二世看了這封《請求減刑書》之後，果然為其“掬誠陳言”、“真誠坦白”所動，下達御批，同意對巴枯寧減刑，將他流放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鄂木斯克、伊爾庫茨克等地，巴枯寧呆了5年多，名義上是政治流放犯，實際上是個享有特殊待遇的公民。他長期住在西伯利亞城鎮里，生活條件較好，既不要做苦工，行動上也比較自由。從西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移居東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之後，他還受到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這個人就是從中國奪占外烏蘇里10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俄國英雄）的庇護和照顧，因為這位總督是他的舅父。巴枯寧領到了一張可以在西伯利亞全境通行的護照，甚至接受官方和鉅賈的委託，巡視東西伯利亞一些地區。1861年6月，巴枯寧趁在黑龍江沿岸調查商務情報之機，輕而易舉地逃出西伯利亞。

巴枯寧經過日本橫濱、美國舊金山，於1861年底重返歐洲，來到英國，同旅居倫敦的亞歷山大·赫爾岑、奧格廖夫會晤。翌年初，他在赫爾岑主編的《鐘聲報》上發表了《告俄國、波蘭和全體斯拉夫族友人書》，說:“我保持著戰無不勝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實於朋友們，忠實於偉大的共同事業和我自己……現在我來到你們這裡，請求你們：再次接受我加入你們的隊伍，允許我在你們中間，和你們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貢獻給爭取俄國的自由、爭取波蘭的自由、爭取全體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獨立的鬥爭。”

把自己說成一個越獄歸來的“英雄”，以1848—1849年時期的“老革命”自詡。加之，他過去同赫爾岑、奧格廖夫有過友誼關係，因而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得以加入《鐘聲報》編輯部，為這個頗有影響的革命民主主義出版物撰稿。巴枯寧在自己的著作和書信中，美化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宣揚泛斯拉夫主義。他說:“我們將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實現斯拉夫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建立偉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聯邦”。他並且要求亞歷山大二世“不應該成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腦”，而要“大膽地舉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幟”，“成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另一方面，在巴枯寧的著作和演說中，也有一些反對沙皇政府的言論。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巴枯寧從事過一些反對沙皇政府的實際活動。當時，在俄國國內出現了一個很有影響的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社》。巴枯寧同這個組織有著一定的政治聯繫，支持1863年波蘭人民反對沙皇俄國的武裝起義，並準備前往波蘭境內參加這次起義。但波蘭起義失敗后，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潛力，並且反對這種運動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權制的願望。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他還同俄國民粹主義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1869年寫的《告俄國青年兄弟的幾句話》，提出了“到民間去”的號召。而他在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的附錄，成為俄國青年民粹派分子的行動綱領，對於七十年代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發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巴枯寧同拉甫羅夫、特卡喬夫被稱為七十年代民粹派的三大理論家。

巴枯寧和巴枯寧主義對於西歐的革命工人運動帶來了很大的危害。雖然巴枯寧早在1844年3月，就同馬克思在巴黎相識，但他後來卻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1864年9月第一國際成立后不久，巴枯寧在倫敦會見了馬克思，表示願意加入第一國際，向馬克思保證, 要“努力為國際工人協會工作”。1864年底，巴枯寧前往義大利，在這裡開展有利於第一國際的活動。當巴枯寧來到義大利后，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逐漸形成。當時的義大利在經濟上相當落後，工業很不發達，產業工人的隊伍很小。巴枯寧居留在佛羅倫薩、那不勒斯等地，他經常接觸的人，大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遊民和流氓無產者。這些人找不到出路，不滿現狀。他們因遭受失業之苦而產生了絕望心理，滋長了一種“憎恨一切”和“破壞一切”的情緒。這些人的思想情緒對於促使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他把這些人看成是“社會革命”的主要力量。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巴枯寧寫了《國際革命協會的原則和組織》、《國際革命協會的綱領》、《國際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綱領》、《巴黎公社和關於國家的概念》、《上帝與國家》、《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等著作。特別是《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集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觀點之大成，是他的代表作。

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他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把自由看成是人性的基本條件。他認為，每個人的自由應當是充分的和無條件的；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無須求得任何人批准而進行活動的絕對權利，他們只聽從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決定，他們的行動只能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他還說，只有藉助於自由，每個人的“思想、人格、幸福才有得到完全發展的可能”。同時，他把一切權力看成是同自由絕對相對立的，認為只要那裡存在著權力，那裡人們的自由就將被扼殺。所以，他反對一切權威，主張“要絕對消除權威原則的任何利用和表現。”列寧指出,“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整個世界觀的基礎。”巴枯寧的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觀，正是其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核心。

巴枯寧主張立即消滅國家。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禍根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剝削制度，而是國家本身。據他看來，任何國家都意味著對人民的統治，而任何統治都意味著剝削和壓迫。所以，巴枯寧反對一切國家，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所主張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並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比現存國家更加專制獨裁”。正因為巴枯寧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反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

巴枯寧認為，將來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社會，這樣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必須按照自下而上的方針、藉助於自由協作社和自治公社的聯盟來建立：在這種社會中，任何個人、任何鄉鎮都是自治的。巴枯寧所設想的這樣一個無政府狀態的未來社會，並不是一個和諧協調、有嚴密組織的整體，而是各自分散的、無組織性的、不受任何社會聯繫的自治公社的總和。事實上，巴枯寧所設想的這種未來社會，是一個實現不了的烏托邦。

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巴枯寧主義也是一種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巴枯寧吸取了聖西門關於取消財產繼承權的思想，鼓吹“階級平等”。他認為財產繼承權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礎，而財產繼承權和私有制又是國家所造成的。根據巴枯寧的邏輯，國家的消滅就會導致財產繼承權的消失，同時也就導致“階級平等”的實現。事實上，私有制才是社會不平等的真正根源，只有消滅私有制和階級，才能建立人們之間的真正平等。

馬克思指出，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理論，無非是“從蒲魯東、聖西門等人那裡乞取而拼湊成的廢話”。“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那末他在干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幹的。”在第一國際期間，他總想以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來指導國際工人運動，並妄圖奪取第一國際的領導權。

1868年10月，巴枯寧在瑞士建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是一個半公開半秘密的團體，因為在這個“同盟”中他還建立了一個秘密的陰謀團體“國際兄弟會”，由100名成員組成，一般盟員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巴枯寧妄圖使“同盟”正式加入國際，指望在國際一切支部中“都擴展這個團體的分支，從而把國際的絕對領導權抓到自己手裡”。這個組織曾於1868年申請參加第一國際，這個申請被拒絕了，然而，在同盟宣稱它自行解散后，它的日內瓦支部被吸收入國際。在國際支部中，巴枯寧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別是在西班牙、義大利南部、法國的一些地方和瑞士。於是，一場激烈的派系鬥爭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高潮。在馬克思的鼓動下，巴枯寧被開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秘密團體，其政策是跟第一國際的政策相對立的，而其目的則在於瓦解國際。在開除巴枯寧的同時，作出把總委員會的會址從倫敦遷移到紐約的決定，於是國際便分裂成兩部分，其中每一個部分都在5年之內消失了。

在論戰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對立的革命理論之間的分歧趨於明朗。這些分歧包括關於國際應當如何進行組織的對立觀點，馬克思主張運動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一種以自治支部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還有兩個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馬克思相信資產階級國家要被推翻，他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應建立自己的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國家，而隨著階級由於社會化措施的實行而趨於消失，無產階級國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相反地，巴枯寧則強調國家及其所體現的權威原則必須在社會革命過程中取消。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2）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只有自己組織起一個跟一切有產階級的舊政黨相對立的獨特的政黨，才能夠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包括那些在議會舞台上爭取有利於本階級發展的各種讓步的行動，都是必要的。與此相反，巴枯寧則追隨蒲魯東，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是“專制主義的各種體現”；因此，他反對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行動。當他相信革命者應當組織起來有時甚至要秘密地組織起來的時候，他認為他們的使命主要只有一個，那就是鼓動被壓迫階級（農民和其他邊緣集團以及城市工人）起來，用自己的直接行動去推翻現存的制度。然後，人民會在它的廢墟上建設“未來的社會組織……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過工人的自由聯合或聯盟建立起來的，起先是在他們的工會裡，然後是在公社、地區和國家裡，最後是在國際和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大聯盟”（見“參考書目”③，第206頁）。

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1874—1875）中，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說明只要其他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就必須採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巴枯寧“根本不懂什麼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於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

當海牙大會剛一閉幕，巴枯寧就糾集其黨羽，在瑞士聖伊米耶召開了“反權威主義”的代表大會，反對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並在聖伊米耶大會上建立了無政府主義國際，公開同第一國際對抗。但以後召開的幾次無政府主義國際代表大會，巴枯寧並未參加。

1873年9月，巴枯寧在日內瓦發表聲明，說自己年老多病，宣布“退出鬥爭舞台”。但他並未完全履行這個諾言。1874年7月，他還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地區參加了一次暴動活動；只是在這次暴動失敗后，他才隱居於瑞士南部邊境的洛加洛。1876年7月1日，他因患腎臟病和水腫病，死於瑞士伯爾尼，終年62歲。

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國際上的影響很廣。中國著名作家李堯棠的筆名巴金也取自於巴枯寧和彼得·阿歷克塞維奇·克魯泡特金。

在莫斯科，巴枯寧很快結交了一幫大學生友人，並系統地學習了理想主義哲學。最初，康德的哲學是其學習中心，后逐漸轉移到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1835年秋，巴枯寧在家鄉組織了一個哲學小圈子，吸引了熱誠的青年參與。1836年，他返回莫斯科，翻譯了費希特的幾本著作。

他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而開始翻譯黑格爾的著作。在這段時期，他開始發展自己的泛斯拉夫主義觀點。與父親長期爭執后，巴枯寧於1840年去了柏林。此時，他的人生規劃仍是成為大學教授（他和朋友稱之為“真理的祭司”），不過，他很快加入了所謂左派黑格爾主義者的學生團體，參加了柏林的社會主義運動。

在柏林學習了三個學期后，巴枯寧前往德累斯頓，在那裡他開始醉心於社會主義。他對學術生涯失去了興趣，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提倡革命。俄國政府對他的極端傾向有所察覺，命令他歸國。由於他拒絕服從，其財產被沒收。於是他轉道去了瑞士的蘇黎世。

①E.H.卡爾：《米哈伊爾·巴枯寧》，1937年英文版。

②賽姆·多爾哥夫：《巴枯寧論無政府狀態》，1971年英文版。

③阿瑟·萊寧：《米哈伊爾·巴枯寧文選》，1973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1973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