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派

簡介

黃派是黃桂秋先生創立的京劇旦角流派

黃桂秋的嗓音甜美，在“陳腔”的基礎上強調湖廣韻，吐字行腔講究技巧。不久，即以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蜚聲江南，被稱為“黃派”。

他遵循陳德霖正工青衣古樸方正、剛勁有力的特點，探索出一條老腔新唱的道路。又博採廣學京劇各派之長，並從梆子、秦腔、崑曲、京韻大鼓等戲曲與曲藝唱腔中吸取養料，大膽創新，其唱腔剛柔相濟、飽滿挺拔、講究節奏、韻味醇厚、清麗舒暢、古而不舊、朴而不拙、甜嫩嬌媚。通過別具一格的聲腔藝術，塑造了孫尚香、王寶釧、姜秋蓮、蘇三等許多藝術形象。他的文化素養較高，對所演劇目的唱詞常作字斟句酌的修改，依字音韻律設計唱腔，吐字清晰，字正腔圓，他又能詩善畫，在《蝴蝶媒》中唱四句[西皮原板]，同時在扇面上畫好了雙蝶。他的唱腔被灌成唱片及錄音的有《別皇宮·祭長江》、《彩樓配·三擊掌·母女會》、《起解·會審》、《春秋配》等。

黃派演過劇目有

《彩樓配·三擊掌·母女會》《玉堂春》《起解會審》《新春秋配》《春秋配》《別宮祭江》《梁紅玉》《秋香三笑》《冤禽恨》《姜皇后》《鞭打蘆花》《蝴蝶媒》《蝴蝶杯》、《燕子箋》、《竇線娘》《蘆城俠侶》《雁門關》《探母回令》等。

黃桂秋弟子很多，有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王熙春、曹慧麟、金素雯、顧正秋、新桂秋等。子黃正勤工小生。

簡介

黃派指以研究壯族歷史、人物、文藝、考古和教育為對象的“八桂學派”的一個學術支派或流派。這一支派成員絕大多數終身生活和工作在廣西，大多屬名符其實的“草根學者”，可說共同為振興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文教和學術事業以及促進“壯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黃派由其始祖黃現璠教授（左圖）及其門人弟子構成。

“‘八桂學派’領袖黃現璠終身紮根桂林，曾相繼在廣西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執教近半個世紀，桃李滿門，正所謂‘著名教育家……黃現璠先生終身致力於教育事業，為培養國家民族棟樑人才不遺餘力，桃李天下。’如此豐富多彩的人文背景以及黃現璠‘授教解惑時所表現出的那種不以權威自居，對後學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大師風範’，無疑為“黃門”弟子云集以致‘八桂學派’最初形成於桂林創造了良好的氛圍。由此，出生桂林的馬君武博士作為‘一代宗師’之所以在教育界能與蔡元培同享‘北蔡南馬’的盛譽；祖籍為桂林人的梁漱溟之所以能成為現代‘新儒家學派’的祖師爺；近半個世紀生活和工作在桂林的黃現璠之所以能成為當代‘無奴派’和‘八桂學派’的一代導師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就‘八桂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階段以及學派成員對壯學研究主題的側重面而言，筆者認為，‘八桂學派’可以劃分為‘黃派’、‘覃派’、‘壯醫藥派’、‘文藝派’等支派或流派。‘黃派’是指以黃現璠為代表而形成的以研究壯族歷史、人物、文藝、考古和教育為對象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黃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以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為主，其成員大多為廣西師範學院教授。除此之外，還有廣西博物館、柳州博物館、桂林市博物館、廣西民族研究所和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的教授或研究員，可謂涉及面廣，影響廣泛。‘黃派’作為‘八桂學派’的開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標誌著‘八桂學派’的形成……‘黃派’成員包括黃派宗師黃現璠和‘黃門十八賢’（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他們皆為新中國成立后廣西學術界的資深教授、研究員或學科帶頭人，大多在壯學研究的逐步興盛過程中取得了開拓性的學術成就，從而形成了一個以研究壯族歷史、人物、文藝、考古和教育為對象的‘八桂學派’開拓性學術群體，當中以‘黃門六老帥’（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歐陽若修、李干芬、黎國軸）的貢獻突出。黃派這一學術群體的最初形成可說始於建國初期。”

“黃派”屬一個由壯族與漢族學者結合形成的“八桂學派”開拓性學術支派。派中既有壯族學者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黎國軸、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覃樹冠、周作秋、黃紹清、黃偉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又有漢族學者歐陽若修、蕭澤昌、周作明。

“黃派”成員絕大多數終身生活和工作在廣西（除原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周作明教授於2004年調往福建任武夷學院旅遊系主任兼旅遊科學研究所所長外），大多為名符其實的“草根學者”，可說共同為振興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文教和學術事業以及促進“壯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黃派”絕大多數成員後半生的學術研究重心，大多為民族學和“壯學”。

“黃派”成員大多長期在廣西各高等院校執教，弟子滿門。例如廣西當代民族學界後起之秀何龍群、龔永輝教授、玉時階教授等人，既為“黃派”成員黃現璠、張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學生，三人現任廣西民族大學碩士生導師，學生滿園；“黃派”老將黃偉城的學生覃乃昌，現任廣西民族研究所所長兼廣西民族大學和廣西師範大學碩士生導師，弟子不乏；“黃派”老帥歐陽若修的學生覃德清，現任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兼少數民族文學的學科帶頭人，門人弟子遍及八桂，由此反映出“黃派”後繼有人、薪盡火傳的特點。

“黃派”具有的這些特點又衍生出了“黃派”的若干學術傳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由於“八桂學派”形成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學派成員自然大多受到馬列主義民族理論和思想的影響。從他們各自的論著中顯而易見：馬列主義民族理論思想是“黃派”成員共同信奉的真理，因而反對大民族主義、主張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肯定“多元文化主義”，為“黃派”旗幟鮮明的思想、觀點和立場。黃派立足於這種思想觀點和立場上展開的“壯學”研究，排除了傳統封建意識的大民族主義中心思想的干擾，實現了建國后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針在現實民族研究和實踐工作中的最初轉化。這種轉化具有歷史里程碑的意義。而建國后最早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對壯族展開全面系統論述的黃現璠著《廣西僮族簡史》（1957年）一書，正是這種最初轉化的代表性標誌，它充分體現出了馬列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黃派”民族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實踐，由此造就了“黃派”於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中始終若一主張“民族平等思想”的學術傳統。

黃現璠於論著中反覆重申：評價少數民族歷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統的歷史觀和大民族主義觀點，把歷史上各個民族置於平等的地位來看待，我們才能得出比較公正的結論。”在這裡，黃現璠從中得出的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思索”，而是嘗試藉助於論述壯族歷史和人物時所彙集而來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種科學化的思維體系——壯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學觀念，以解脫中國民族學長期背負著20世紀上半期那些偏見構成的沉重包袱，讓新中國成立后和改革開放新時代的民族學研究“輕裝上陣”。換言之，這種觀念便是壯人重新認識人與人、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觀念。它亦即黃現璠所說的“文明精神”和“科學態度”。可見黃現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時代喚醒壯人使命觀的啟蒙智者。靠了“黃派”草根學者們科學化的民族思維以及開創性民族研究成果和第一線的實踐工作，20世紀“多元觀”與“一元觀”的分庭抗禮明爭暗鬥終以當今前者的大佔上風而告一段落；靠了他們的思想啟蒙和深入基層的工作，人們保存住了對那些正在銷聲匿跡的民族群體的記憶，擁有了對那些正在瀕臨滅絕的民族文化遺產的珍惜情操以及對那些回歸自我本真的自然合諧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文明的憧憬，洗耳恭聽到了那些已經不在人世或仍然在世的民歌手們吟唱的原生態天籟之聲，還有那充滿歷史韻味的銅鼓聲迴響。

中華民族的振興不是單一民族的振興，而是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56個民族的共同振興，這是“黃派”成員共有的民族自覺意識。這種意識體現在民族文教事業和學術實踐中，便是“黃派”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草根學者”，他們長期紮根生活和工作在八桂地區，為八桂民族文教事業和學術事業做出了畢生的貢獻。可說沒有這種長年累月立足於民族地區為振興廣西各民族的自覺意識傳統，便不可能出現“黃派”這一學術群體。這種民族自覺意識還意味著“黃派”的草根學者們發現了“自我”，進而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確立了一個歷史“起點”，為傳統的“文明”定義進行了重新界定，為一種民族精神升華創造了無限的歷史“機遇”。而任何“發現自我”的民族意識和思維，無疑為構築本土化民族學理論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啟迪，顯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於不斷引進和喜言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理論又頂禮膜拜的思想觀念體系。正是這些“草根學者”具有這種振興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傳統，從而促進了以壯族學者為主體而由壯、漢學者結合形成的充滿民族團結氣氛的“黃派”的不斷壯大發展和“壯學”的逐步興盛。

黃派主要活動地-廣西師範大學“黃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絕大多數為壯族人，他們皆接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長期從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們擁有的學問整體研究水平非同凡響。這一切皆為“黃派”善於將“史志結合”（歷史文獻與民族志田野調查資料的結合）、“文史志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和民族志的結合）、“文史詩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和神話史詩結合）、“語史結合”（壯語與歷史文獻的結合）等等多重研究方法運用於壯學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為“黃派”勇於突破傳統大民族中心主義史觀的蕃籬，克服借用西方現代民族學、人類學理論時難免存在的一些偏見弊端，大膽地將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壯族的歷史文化有機地進行“本土化”結合提供了去偽存真的科學認識基礎。以致在“黃派”長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調查實踐工作中，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適合壯學發展的科學化綜合研究方法，這就是將馬列主義民族理論指導思想、壯族固有的歷史、文化、語言與漢文古籍融會貫通，注重運用民族志和田野調查資料、考古學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壯語和古壯字以及歷史文獻等綜合研究手段，結合現代哲學、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考古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心理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生態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壯族展開多維性研究。這種“本土化綜合研究方法”，既克服了西方傳統人類學或民族學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調查資料而不運用歷史文獻的相對單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時還克服和解決了中國傳統民族學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義同化立場而出現的“一邊倒”史觀及其論述以及過於偏重歷史文獻與民族志的田野調查資料而忽視考古新成果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難免的局限和缺限。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黃派”成員逐步模索出的這套與眾不同的科學化“本土化綜合研究方法”，從而使得當代“壯學”以嶄新的面目逐步走向了世界。

正是由於“黃派”成員對國內外傳統民族學研究方法的突破，以致在他們的壯學成果中，大多突顯出富有開拓創新價值的特色。這從“黃派”宗師黃現璠對壯族歷史、文化、人物開拓性的研究；“黃派”老帥黃增慶對壯族考古開拓性的研究；“黃派”老帥粟冠昌對壯族土司的創新研究；“黃派”老將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對壯族文學史的開拓性研究；“黃派”新一代主將何龍群對壯族教育史的開拓性研究等等成果中可見一斑。正是“黃派”具有的這一學術傳統，從而造就了它作為“八桂學派”第一代支派的開拓性學術成就。任何新學問的建設，從來都是以拒絕舊思維舊觀念開始的。“黃派”對壯學這門新學科的開拓性建設，同樣沒有例外。

“黃派”成員十分重視對外交流。早在1962年，“黃派”宗師黃現璠即開始與越南河內師範大學歷史教授陳文甲通過書信展開了“儂智高國籍和起兵性質”等問題的討論，陳文甲教授還寄給了黃現璠教授不少越南方面的史料，以證明黃現璠教授主張的儂智高是中國人而非越南人以及儂智高起兵正義性的觀點正確性。當時的《桂林日報》記者針對這兩位中越學者的學術交往曾以《珍貴的友誼》為題進行了報道。稍後，陳文甲教授又到廣西各地參觀訪問，專程到廣西師範學院拜見黃現璠教授，討論儂智高問題。1981年，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教授多次登門拜訪黃現璠教授，虛心請教壯族神話、傳統詩歌等方面的問題，黃現璠教授的熱心授教解惑，無疑對馬克教授後來成長為一位美國當代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的專家助了一臂之力。“黃派”新一代主將、廣西民族大學校長何龍群教授近年來領導展開的與國外大學的頻繁學術交流。這一切皆反映出“黃派”成員十分重視對外交流的學術傳統。

早在1953年7月下旬，“八桂學派”導師黃現璠在廣西大學組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時即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他領導的這一工作組深入到了桂西壯族自治區轄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5個縣，先後訪問調查了白褲瑤、背簍瑤、毛難族、苗族、紅苗、壯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沿途收購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裝、樂器（銅鼓）、農具等文物40多件，交給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保存。

這一學術傳統在“八桂學派”導師黃現璠於解放后多次組織和領導的少數民族調查工作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晚年他依然老當益壯，“以八十歲的老邁之軀，拄著拐杖，領著他的學生和助手，到本區的百色、靖西、寧明等地，還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進行綜合考察並搜集資料。”至於“黃派”老帥張一民、粟冠昌帶領學生頻繁下鄉進行的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周宗賢、李干芬多次參與的廣西民族研究所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田野調查；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覃德清為完成《壯族文學史》和《壯族文學發展史》的編撰任務多次帶領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師生組成“壯族文學調查隊”深入廣西壯族地區三十多個縣、市進行的大規模田野；黃增慶、蕭澤昌、何英德頻繁下鄉進行的民族文物古迹調查；玉時階帶領學生深入廣西各民族地區進行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民俗調查，這一切皆充分反映出“黃派”具有重視田野調查的學術傳統。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區內外各民族學者不同程度地積極投入到了壯學的研究中，由此造就了“黃派”重視密切合作的傳統。雖然“黃派”以不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學術活動中心而展開共同的壯學研究，但這並不意味著黃派成員各自為陣。派內成員之間遙相呼應，長期以來十分重視密切合作，例如“黃派”宗師黃現璠擬定編著《壯族通史》提綱和完成部分內容撰寫后，由於感到年事已高，個人撰著如此大著力不從心，便先後邀請了自已的學生黃增慶研究員和張一民教授參加，同時還邀請了“壯醫葯派”老帥班秀文及其助手撰寫了“壯族醫藥”一節。由此擴大了“黃派”的影響，正如“壯醫藥派”主將們所言：“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餘萬字的巨著《壯族通史》（黃現璠等編著——筆者按），為壯醫尤其是壯醫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參依據。”至於“黃派”成員黃現璠與學生張一民、蕭澤昌、黃偉城、何英德、周作明等教授相互之間的學術合作；“黃派”老帥張一民與黃增慶以及何英德之間的密切合作更是自不待言。“黃派”老將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則是一個漢壯學者密切合作的典型群體。他們多次合作完成了多項壯族文學史的編著工作。這一切皆表明重視壯學研究的密切合作，已經成為“黃派”的一個顯著學術傳統。正是由於“黃派”成員密切合作共同進行壯學的研究科研工作卓有成效，進而又強化了“黃派”成員之間親密無間的民族團結，可說兩者相輔相成。

上述黃派具有的特點和傳統，在二十世紀90年代后相繼形成的“八桂學派”的支派“覃派”、“壯醫藥派”、“文藝派”中同樣有著充分的體現。作為“八桂學派”的開拓性支派，黃派具有的這些學術傳統同樣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為“八桂學派”的其他支派所繼承和發揚光大。

“黃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以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為主，成員大多為廣西師範學院教授。黃派成員包括黃派宗師黃現璠和“黃門十八賢”（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他們皆為新中國成立后廣西學術界的資深教授、研究員或學科帶頭人，大多在壯學的研究逐步興盛過程中取得了開拓性的學術成就，從而形成了一個以研究壯族歷史、人物、文藝、考古和教育為對象的“八桂學派”開拓性學術群體，當中尤以“黃門六老帥”（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歐陽若修、李干芬、黎國軸）於壯學研究中貢獻突出。

黃增慶（1918～1995），壯族，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資深研究員，是廣西第一位考古研究員，為解放前黃現璠任教於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史地系時的學生。

張一民（1923～），壯族，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為解放前黃現璠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時的學生。

粟冠昌，壯族，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為解放前黃現璠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時的學生。

歐陽若修（1928年～），漢族，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為黃現璠的私淑弟子。

周作秋，壯族，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為黃現璠的私淑弟子。

黃紹清，壯族，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為黃現璠的私淑弟子。

黎國軸，壯族，廣西河池職業學院資深教授，為解放后黃現璠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時的學生。

蕭澤昌，壯族，原柳州博物館館長兼研究員，為解放前黃現璠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時的學生。

周宗賢，壯族，廣西民族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為黃現璠的私淑弟子。

李干芬，壯族，廣西民族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為黃現璠的學生。

黃偉城，壯族，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為黃現璠的學生。

覃樹冠，壯族，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為解放前黃現璠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時的學生。

何龍群，女，壯族，壯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廣西民族大學校長，兼任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湖南師範大學兼職教授，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副會長、廣西壯學學會副會長、廣西黨校客座教授、廣西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為黃現璠、粟冠昌任教於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時的學生。

玉時階（1950～）壯族，1950年出生於廣西南丹。現任廣西民族大學瑤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少數民族史學科帶頭人；兼任廣西瑤學學會副會長等職，為黃現璠、粟冠昌、張一民任教於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時的學生。

龔永輝（1957～）壯族，廣西隆林縣人，現任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南寧市人大代表，自治區政協委員，全國現代教學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為黃現璠、粟冠昌、張一民任教於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時的學生。

覃德清（1963～）壯族，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華南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長，壯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秘書長，廣西民俗學會副會長，廣西壯學會副秘書長，桂林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壯侗民族口傳文化遺產、審美人類學、族群關係、民族認同與文化發展等方面的教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研究。曾是歐陽若修的研究生。

周作明，原廣西師範大學教授，2004年調福建任武夷學院旅遊系教授，為黃現璠、粟冠昌任教於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時的學生。

何英德，壯族，現任桂林市博物館副館長兼研究員，為黃現璠的助手。

黃派有關壯學的學術成果頗為豐碩，主要論著如下所示：

《太平天國革命中的僮族弟子》（黃現璠，載《光明日報》1956年5月10日）、《談僮歌》（黃現璠，載《廣西日報》1957年2月10日）、《廣西僮族反抗壓迫史》（黃現璠，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1月）、《壯族在廣西的歷史分佈情況》（黃現璠，載《廣西日報》1957年4月19日）、《談桂西壯族自治州古代崖壁畫及其年代問題》（黃增慶，載《廣西日報》1957年3月9日）、《從考古資料看廣西壯族的由來及其在原始氏族社會的生活情況》（黃增慶，載《廣西日報》1957年4月16日）、《廣西明江、江兩岸的古代壁畫》（黃增慶，載《文物參考資料》第四期，1957年）、《劉三姐》（蕭澤昌，載《廣西婦女》1957年第2期）、《關於壯族族源的探討》（粟冠昌，載《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關於壯族族源問題的商榷》（粟冠昌，載《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黃現璠，載《廣西日報》1962年4月2日）、《關於壯、瑤族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周宗賢、李干芬，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從出土文物來看廣西僮族的古代社會》（黃增慶，載《廣西日報》1962年6月20日）、《土司制度在桂西》（黃現璠，載《壯瑤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江應梁對僮族奴隸社會的看法》（李干芬，載《廣西日報》1962年7月25日）、《關於僮族瑤族歷史上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李干芬等，載《廣西日報》1962年8月8日）、《壯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黃現璠，載《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學會成立大會論文集》，1963年3月）、《廣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粟冠昌，載《民族團結》1963年第2、3期）、《廣西出土銅鼓初探》（黃增慶，載《考古》第11期，1964年）、《從考古資料看廣西壯族的由來及其在原始社會的生活情況》（黃增慶，載《廣西日報》1967年4月19日）《壯族人民為保衛祖國邊疆作出的重大貢獻》（周宗賢、莫家仁，載《學術論壇》第3期，1979年）、《明代抗倭的壯族女英雄瓦氏》（周宗賢，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79年）、《廣西古代銅鼓》（黃增慶，載《思想解放》第6期，1979年）、《披荊斬棘建設邊疆——古代社壯族開發祖國南疆的貢獻》（周宗賢，載《廣西日報》1979年7月18日）、《遠古的廣西人》（黃現璠、張一民，載《桂林日報》，1980年8月10）、《壯族名稱演變》（黃現璠，載《桂林日報》，1980年8月27）、《試論儂智高的國籍和他一生的活動》（粟冠昌，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80）、《廣西最早人類及其經濟生活與社會組織》（黃增慶，載《思想解放》第4期，1980）、《富有革命傳統的壯族》（李干芬，《民族團結》第6期，1980年）、《壯族別稱烏滸人之探討》（黃現璠，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81）、《試論韋拔群同志革命思想的發展》（黎國軸，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81）、《西甌駱越考》（張一民，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81）、《儂智高起兵反宋前的壯族社會性質淺談》（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81）、《壯族社會的奴隸制社會問題探討》（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81）、《試論南越王國》（周宗賢，載《貴州民族研究》第1期，1981年）、《廣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粟冠昌，載《學術論壇》第2期，1981）、《廣西土官制度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粟冠昌，載《民族研究》第3期，1981）、《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粟冠昌，載《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試論百越與百濮的異同》（黃現璠合撰，載《思想戰線》第1期，1982）、《廣西土官制度的淵源》（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2輯，1982）、《廣西兩大類型銅鼓的特徵和由來的探討》（黃增慶，載《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2）、《廣西左、右江地區崖洞葬初步調查》（張一民，載《民族學研究》第4輯，1982）、《廣西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狀況探源》（李干芬，載《學術論壇》第5期，1982）、《關於壯族是否終經過奴隸社會的探討》（張一民、黃增慶，載《廣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明代廣西各族人民的起義鬥爭》（粟冠昌，載《廣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試論廣西壯漢民族融合問題》（覃樹冠，載《廣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先秦時期廣西社會初探》（黃增慶、張一民，載《民族論叢》1982年第2期）、《論秦甌戰爭》（周宗賢，載《學術論壇》第4期，1982年）、《清代廣西的社會經濟》（覃樹冠，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83）、《廣西寧明花山壁畫與岩洞葬》（黃現璠遺作，載《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駱越歷史初探》（周宗賢，載《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宋代壯族土官統治地區的社會結構》（周宗賢，《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明代的廣西土官》（粟冠昌，載《學術論壇》第5期，1983）、《從考古資料看兄弟省區對廣西古代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黃增慶，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3輯，1983）、《壯族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探討》（張一民、黃增慶，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3輯，1983）、《壯族人民英雄陳洪濤》（黎國軸，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3輯，1983）、《近代史上的壯族軍閥》（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3輯）、《壯族古代銅鼓的鑄造工藝》（黃增慶，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84）、《馮冼夫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合睦的貢獻》（周宗賢，載《嶺南文史》第1期，1984年）、《瓦氏夫人》（周宗賢，載《三月三》第1期，1984年）、《從文化遺存淺談壯族古代文化特質》（黃增慶，載《三月三》第3期，1984）、《嶺南越族源流淺析》（周宗賢，載《三月三》1984年第5期）、《壯族古代奴隸制探索》（周宗賢，載《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壯族的傳統美俗》（周宗賢，載《學術論壇》第2期，1984年）、《嶺南越族源流淺析》（周宗賢，載《三月三》第5期，1984年）《銅鼓及其花紋的新探索》（黃現璠遺作，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5輯，1985）、《古越地望芻議》（黃偉城，載《百越民族史論叢》，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儂智高到大理的幾個問題探討》（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淺談廣西原始社會文化》（黃增慶，載《廣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清代廣西的改土歸流》（覃樹冠，《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廣西壯族與雲南貴州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關係》（張一民、黃增慶，載《貴族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先秦時期廣西越人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張一民、何英德，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從出土文物探駱越源流及其分佈》（張一民、何英德，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增刊）、《唐宋元明清廣西羈縻州縣或土府州縣洞司等設置概況》（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壯族的瑪拐一節和螞拐歌》（周作秋，載《民間文學》1986年第6期）、《西甌駱越與壯族的關係》（張一民、何英德，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清代廣西土官統治區的土地問題》（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廣西考古資料所見百越文化習俗》（黃增慶，載《百越史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發展少數民族經濟必須先發展少數民族教育》（黃增慶、張一民，載《廣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元代廣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廣西土官制度的改土歸流問題》（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如何看待壯族巫術文化》（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甑皮岩氏族初探》（何英德，載《社會科學家》1989年第4期）、《發展廣西少數民族教育刻不容緩》（張一民、何英德，載《百越民族史論集》，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清代廣西土官制度改土歸流述議》（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西甌社會經濟形態》（張一民、何英德，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略論壯族的實際與四化建設》（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西甌駱越的文化特點及其對我國文化的貢獻》（黃增慶、張一民，載《百越民族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清代廣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議廣西土官民族成分問題》（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試論莫一大王的“飛頭”》（覃德清，載《廣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趙宋王朝與廣西士官的關係》（粟冠昌，載《廣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壯族對我國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貢獻》（何英德，載《廣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民主革命先軀—壯族英雄王和順》（李干芬，載《廣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粵西壯族銅鼓多維文化渾融性的深層透視》（覃德清，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多維文化聚合與壯族抒情悲歌繁榮的原因》（覃德清，載《民族藝術》1996年第2期）、《楚與西甌駱越的文化關係》（張一民、陳劍之，載《湖南省博物館文集》第4輯，1998年4月）、《廣西南部壯族起源考》和《壯學研究四十年》（何英德，載《桂林文博》1999年第1期）、《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壯民族的現代化》（何龍群，載《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多重的認同，共贏的匯融──壯漢族群互動模式及其對消解民族矛盾的啟示》（覃德清，載《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激揚民族潛能 共創和樂美境——論21世紀壯族地區精神文明建設與可持續發展戰略》（覃德清，載《廣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論20世紀的壯族文學》（黃紹清，載《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經濟形態制衡中的婚姻習俗與親屬制度的變遷——華南紫村壯漢族群婚姻文化習俗的人類學調查與研究》（覃德清，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紅水河流域文化藝術遺產保護及其衍生載體的建設》（覃德清，載《貴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甌駱族裔－壯侗語民族的族群記憶與人文重建》（覃德清，載《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黃派有關壯學專著先後出版有《儂智高》（黃現璠遺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柳州史話》（蕭澤昌, 張益桂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南方民族論稿》（周宗賢著，廣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壯族通史》（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合著，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論韋拔群》（黎國軸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韋拔群傳》（黎國軸，嚴永通合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可愛的鳳山》（黎國軸，華盛國編撰，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壯族文化的傳統特徵與現代建構》（覃德清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特別是“黃派”成員粟冠昌教授還先後參與了《廣西通史》、《壯族通史》（三冊，粟冠昌任副主編）等著作的主要撰寫工作；張一民教授先後參與了《廣西通志·教育志》、《廣西教育志》、《廣西教育史》等書的編撰工作；黎國軸教授接受廣西河池地委的聘請，擔任中共河池地區組織史資料編纂領導小組成員和編審，負責審查、修改、出版了《中共廣西河池地區組織史資料》等11本書，共約500萬字。現尚有自著《右江革命歌謠》、《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等書準備出版。近年來他們雖然高齡80多歲，依然老當益壯，一如既往堅持不懈地熱心研究著“壯學”，連連推出佳作，例如粟冠昌教授推出的《廣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張一民教授相繼推出的《壯族形成時間辨析》（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一個壯族子弟的奮鬥歷程》（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年）、《民族學·民族史·地方史志文選》（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年）、《廣西少數民族地區見聞錄》（香港天馬出版社，2006年）；黎國軸教授先後推出的《壯族故事薈萃》（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年）、《壯族機智人物故事》（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年）、《壯族節日故事》（香港天馬出版社，2006年）等等。“黃派”宗師黃現璠的大量遺稿近年來同樣開始被陸續整理髮表和出版，例如《壯族族源與花山崖壁畫之關係》（黃現璠、何英德、周作明，載《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1期）、《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內收有“壯學論叢”）、《民族調查與研究40年的回顧與思考》[上、下]（黃現璠遺稿，載《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試論西方“民族”術語的起源、演變和異同》（一）（黃現璠遺稿，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同時提出了“民族語義學”這一重要新概念。這一切充分說明：“八桂學派”導師黃現璠和“黃門十八賢”為振興廣西民族文化教育和學術事業的發展以及開啟“八桂學派”的歷史之幕和促進“壯學”的興盛貢獻良多。

學術界有詩讚曰“泰斗黃現璠，門下有黃派；黃門十八賢，個個名揚外。何為精英焉，黃門六老帥；若論真學術，黃派堪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