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專精

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學家。原名廣崎專精，號天愛痴人、舟山。兵庫縣人。

佛教傳到日本以後，已經有一千三百餘年的歷史，雖然它在各個時代有不同的盛衰變化，從而對國家的利害也不盡一致，然而它對國家進步具有偉大的力量，本來是無可爭議的。在古代，朝鮮、中國以及遠如印度的文化傳到了我國，當時許多高僧大德為了弘布佛法託身萬里波濤而特地來到我國；此外的高僧也很少不是外國移民的子孫。這些人親自承擔社會教化的責任，致力於移植外國的文明，直接地影響到建築、繪畫、雕刻、醫術、歷算等方面，並且間接地影響到政治，從推古朝的制度設施直到“大化革新”，無一不是佛教影響的結果。此外，如建築道路，架設橋樑，開鑿池塘，開闢山嶺，也都由僧侶親自擔當；而且在這些物質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對於人們內心的感化，也是極大的。我國人在過去僅提出如正直、清靜等幾條道德規範，還沒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傳人以後，也得以養成頗為形而上的觀念。

遠古時代，我國人民與其他民族相比，是多少有點缺乏宗教思想的。但作為人類發展的道路，各國都是經歷了相同階段，走過相同過程的。因此雖說是日本人，當然也不是完全缺乏宗教思想。在宗教發展還處於初期階段的時期，人們接觸到天地間變化的現象，面對著現實的事物，便會產生敬畏的念頭。或在早晨面對煌煌的旭日，晚上仰望皎皎的明月；或看到狂風折樹，電閃雷鳴，呼雲降雨，洪流滾滾，山巒昏暗；這都會給幼稚蒙昧之民以奇異之感，靈妙之念。因此，日月是神，山川也是神，以致其他一切不可思議的天變地異現象，無一不有神靈存在。想來“神”與“上”是同義詞，人們用以稱呼尊長或偉人；由於他們有令人敬畏的神靈般的威力，以致把他們稱之為神。隨著歲月的變遷，漸漸地把對自然的崇拜和偉人尊長的事迹混同起來，就成了傳說；把自然界所發生的怪異現象與所謂“祖先教”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神道”。神道並不是在佛教傳來以前就具有完整的宗教組織，不過是在祖先教之上增加自然崇拜的風氣形成的一種神話，經口頭相承而傳到後代。祖先教自形成中，最主要部分是死後遊魂的觀念。日本古代人民也確實不信，人死之後，其靈魂與肉體分離，在世上漂游，保衛自己的國土保祜子孫的幸福。在當時雖然還沒有整套的關於來世的思想，但已多少有些痕迹可見，不過對來世與現世的界限還不清楚，因而有幽明兩界來回交往的傳說。總之，我國人在佛教傳入之前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與祖先教相結合而成的神話傳說，這個關於天神地祗，祖先遊魂保衛國土子孫的信仰，可以說，也就是一般國民所謂的宗教。佛教是突然來到上述國民中間的。因為佛教教理是由許多方面組成，因此最初傳入我國的佛教就是適應當時社會狀況的關於現世祈禱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說，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一樣，都是現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保護國土和人的，其唯一差別，只不過一個是“國神”。一個是“蕃神”罷了。以後經過了許多歲月，“蕃神”的觀念完全消失了，最後自然而然地走了“神佛一體”的道路。

從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到奈良朝終了，其間有二百三十餘年。當時的佛教，從上面情況看來，按其性質完全可說是現世佛教。作為現世佛教的結果，便是與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時的佛教可稱之為政治佛教。其最興盛時期是在聖武天皇朝代，這個時期的兩大事業就是東大寺和國分寺的建立。自此以後，盛極而弊漸生。在奈良朝以前，可以推古天皇的朝代作為一個階段，以後，佛教才有明確的宗派之名，這時最盛行的是三論和法相二宗。此後雖有華嚴和戒律二宗的傳人，但因為這兩宗在本期的勢力為時較短，因此特地把這個時期稱作三論和法相兩宗的時代。儘管如此，當時的宗派決不是如同後代那樣壁壘森嚴，不僅一寺不單布一宗，就是一人不兼二宗、三宗的也很少。因為這些宗派主要是表明在對佛經的學習和解釋上所注重的專門方面的不同，而不是信仰宗派的區別。我們稱之為“學派佛教”，這實際是平安朝以前值得注意的佛教的特徵。

奈良的佛教，由於和政治牽連在一起，所以和爭奪政權相糾纏，為此招致了一些挫折。也由於皇室顯貴的崇敬，受到過分優厚的待遇和保護，結果使僧尼的行為日益墮落，制度日益頹廢。此時更由於桓武天皇遷都平安，政治中心遽然北遷，這使奈良佛教更加不利。法相宗因系藤原氏的家寺，隨著藤原氏在朝廷逐漸得勢，反而呈現盛況，但其他諸宗如三論宗、華嚴宗等，則均陷於絕境。然而傳教、弘法兩位大師卻在此時興起，在平安京城獨樹一幟，另創新宗。從這時候起到源賴朝在鎌倉成立幕府為止，約四百餘年間，奈良佛教各宗也並非完全失勢，後期又有他力念佛門的宗派興起，但是，仍可以把這個時期稱為天台和真言兩宗的時期。奈良朝末年，政教分離的結果，佛教又一次傾向於對現世的祈禱方面，此時在中國（註：確實是中國，可不是日本的“中國”^^）恰是密教勢力逐漸擴張的時候，所以其潮流也波及日本。象傳教大師那樣，開始時用天台一乘教和圓頓大戒來與奈良佛教對抗，但其目的仍不外乎是鎮護國家。弘法大師以密教最充份地具備關於現世祈禱的儀式，專門傳播密教而風靡一時；因此，後來睿山也完全密教化，以至分成了台密和東密兩派。所以平安朝的佛教，實際上是密教的事相極盛時代。而且這個時代在政治上是藤原氏得勢的時期，社會風俗頹廢，人情流於柔弱淫猥，地方豪族則逐漸擴張勢力。密教事相的盛行，正與這種貴族風習互成因果。甚至耍弄佛法的功德效驗，形成“僧兵”鈸扈，連朝廷也難以制服的局面。到後來藤原氏衰落、平氏滅亡、源氏興起的時候，他們黨同伐異，既穿法農又披甲胄，以三世諸佛的幢相和袈裟裹著剃除鬚髮的頭頂，攻伐無寧日，慘叫聲不絕，此已屬魔道而非佛教了。然而佛教的一個分期，正劃到這個時候。

平安朝末年，眼看到佛法墮化為魔道，高僧們從四方奮起企圖挽回這種頹勢。法相宗的解脫上人、華嚴宗的明慧上人、律宗的大悲菩薩和興正菩薩，以及俊X（註：上面一個“山”下面一個“仍”是什麼字？沒找到）等人，還有法然上人、親鸞上人、榮西禪師、道元禪師、日蓮上人等著名高僧，都以正法興隆為己任。從平安朝末年到鎌倉時代初期，他們努力於出世的宣傳，從而震動了整個社會。自佛教傳入日本以來，佛法未有如平安朝末年那樣遭到坫污，而一時的盛觀，實際也未見有象鎌倉初期那樣興旺。不過這時奈良佛教已奄奄一息，以後的聲勢全讓位千凈土、禪、日蓮三宗了。特別是臨濟禪宗，由千中國宋末（註：原文作“明末”，顯然胡說八道，改）時社會混亂，這一宗的高僧為避亂而逃到日本的很多，北條氏對此宗深為皈依，因而此宗廣泛傳播於上流社會，經南北朝而到室町幕府，它愈益興盛，其間對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影響不小。足利氏末期“應仁之亂”后，文化典籍不受重視，使文學命脈得以延續到後代的，可說是“五山”禪僧的功勞。臨濟宗是本期佛教的中心。它所傳布的地方主要在鎌倉、京都及其附近，而曹洞宗卻遠達東北和關東，西到中國（註：自然這裡是日本“中國”）、四國以西，教化了各地武士。在這以前，因源氏與乎氏之戰久未停止，戰士遠離故鄉，生命朝不保夕，看到空幻如露的人世，並且對自身無怨而殺敵，無故而奪去他人生命，犯下如此罪孽感到悲傷，因而使宣傳往生西方凈土的教義探入人心。凈土宗的良忠以後，專在東部地區傳教，先是凈土真宗的親鸞上人在常陸成立宗派，日蓮上人後來在相模布教。政治權力中心轉到鎌倉以後，佛教在關東地區大為盛行。經過南北朝到了室町幕府時期，將軍在京都追求安樂，禪宗就成為其伴侶，短時期沉醉於五山十剎的虛名，但不久京都再次成為兵馬蹂躪之地，寺院頹廢，僧侶逃散。到了織田、豐臣二氏時代，戰雲蒙蒙迄未平息，佛教各宗雖均衰落，惟凈土、日蓮、真宗卻在此時奠定了基礎。從鎌倉武家執政到德川氏在江戶建立幕府，有四百餘年時間，在政治上形成極複雜的歷史，在南北二京的佛教古宗雖曾留下了一些伽藍名寺，但到織田、豐臣時代巨剎大寺一朝化為灰燼，因此就佛教來講，最後沒有留下值得一顧的東西。總的說來，我們把這個時期稱為凈土宗·禪宗·日蓮宗的時代。真宗本是作為凈土宗的一派興起的。時宗以及天台宗真盛派雖然也是這時候興起的，但仍然不出凈土宗的一派或其餘支的範圍。

從德川氏掌握政權以來到“王政復古”（註：即“明治維新”）為止約手百六十餘年間，天下民心厭亂思治，不少僧侶以興隆文教為己志，且有人還俗歸儒，講論治國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禪宗的崇傳等直接參與政治，對幕府的幫助很大。由於寺院當時與公家[朝廷]，武家 [幕府]處於鼎立的狀態，德川氏對寺院與公家同樣看待，也給以虛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侶逐級升進程序在內的各種制度，獎勵學業；褒其名稱，增加寺田和寺領地，俾使其淪於柔弱境地，以利於武家長期統治。而且在織田氏時期，天主教大舉傳人日本，宣傳“天主如來”的功德，教會聲勢逐漸盛大，達到動輒可能違害國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後，便制定了所謂以“西佛”制“南佛”之法，頒布“改宗”法令，讓僧侶掌管戶籍，國民必須掛檀那[施主]寺，嚴格寺院與檀那的隸屬關係，藉以防備耶穌教的蔓延。與此同時，神道也很興盛，“唯一神道”採用許多佛教教義附會神典，後來吉川惟足到會津，創立“宗源神道”;轉而形成山崎X（註：“門”字裡面一個“音”是什麼字？）齋的“垂加神道”派，則把神典牽強地附會於朱子學。這雖然顯得偏執可笑，但對於“神國思想”的興起是有很大貢獻的。神國思想興起的結果，也影響到佛教，整個社會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無不禁神，有人指出借寺院與檀那這種關係強迫人家奉佛以興隆佛教，在古代是未曾有過的。特別是會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戶的德川光國倡導的學風，更成為排佛之源，排佛氣焰日見高揚；但由於僧侶已部分地參與到俗政之中，恣於衣食之享受，而對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因此這期間雖有不少高僧輩出，如洋庵、白隱、月舟、X（註：此字為佛教萬字元號）山、慈雲、運敝、普寂、鳳潭、靈空、以及隱元、木庵、鐵牛等，但對這種局面也無可奈何。夭台宗、真言宗依掌公家，禪宗依賴武家，凈土宗流行於武家和平民，真宗和日蓮宗得到下層信仰，各在固定的地盤進行割據，長期停留在沉滯的境地。所以我們把這個時期稱為各宗持續的時代。總之，德川幕府時期，神、儒、佛、耶穌各教互相交錯，佛教起到壓制耶穌教的作用，儒教獨自與當時的政治結合，處於培養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輩出，各自分立學派門戶。幕府與朝廷之間的矛盾由德川初期就已經積累下來，所謂“神國思想”早已在人心內部瀰漫，終於興起了國學羽倉派（註：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國學的“正統派”，因創立者荷田春滿曾是伏見的羽倉氏養子得名。以研究《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等，鼓吹復古神道、皇權至上主義而著稱），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的學說接連出現，最後以浩蕩的氣勢提出尊王之大義，是理所當然的。

神國思想的興起，打倒了幕府而使政權得以復歸朝廷。加上採取開國進取的新方針。佛教終於受其餘勢的壓制，一方面遭到“排佛毀釋”之難，另一方面又受到破壞舊勢力的新潮流打擊，以至於一時失卻生氣。而且本來德川時期三百餘年的佛教，在朝廷、幕府支持下得以恢復勢力並逐漸深入社會，現在一旦遭到這種政治激變，原來的寺院與檀那的關係就完全分離，寺院的維持和僧侶的生活，幾乎陷於絕路。而且象天台、真言等宗，由於接受了“神佛分離”的命令，把佛陀菩薩的尊像從神社內殿搬出，或加搗毀，或予出賣，甚至讓身披袈裟的僧侶轉人神社去當祠人。由此迄今，明治時代已三十幾年，情況雖不無小變，但僧侶腐敗之聲獨高，大法墜落之悲日深。

現依上述的順序，將日本佛教史的變遷劃分為以下幾個時期。可以說佛教的變遷畢竟是經常與政治的變遷互相伴隨而發展到現代的。

第一期 三論宗和法相宗時代（從佛教傳人到奈良朝末年，有二百三十年[552一784年]）

第二期 天台宗和真言宗時代（從平安時代初期到結束，約四百年左右[784一1192年]）

第三期 凈土宗·禪宗·日蓮宗時代（從鎌倉幕府初期到豐臣氏末期四百餘年[1192一1603年]）

第四期 諸宗持續時代（從德川時代初期到結束，二百六十年左右[1603一1867年]）

第五期 明治維新以後的佛教[1868一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