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一

張執一（1911年—1983年），原名謹唐，湖北省漢陽縣奓山鎮袁嶺村屠灣人。

幼年讀私塾，1926年在本縣參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斷組織聯繫。翌年，在武昌先後入張楚中學、群化中學讀書。1928年2月在本縣城內省立十二中讀書，接上組織關係，7月轉為共產黨員。當年秋季考入武昌藝專文科班，並負責武漢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0年2月考入湖北鄉村師範，任中共武昌區委宣傳委員、武昌農民行動委員會書記。次年3月畢業赴襄陽任教，秘密從事黨組織的發展工作。1932年4月返漢組織武漢左翼青年聯盟，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同年7月赴滬，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幹事。9月在滬參加中共中央短訓班學習，隨後返漢，任中共武漢特委委員兼共青團武漢特委書記。10月底因叛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化名張忍，暗暗下定決心：“哪怕犧牲自我，也要堅持鬥爭到底，執一不二！”雖受盡折磨，卻堅不吐實，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

1935年8月保釋出獄，遂改名執一。9月赴滬尋找組織，10月初通過呂驥找到黨的組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幹事，參加學運、軍運和兵運工作。在魯迅逝世的追悼大會上，張替魯迅先生扶靈。1937年10月，董必武指派他返漢參加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次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1939年1月，張任中共鄂西北特委委員，主持統戰工作，在襄樊聯繫愛國將領陳漓、何基灃和愛國民主人士李范一、楊顯東、孫耀華等人，與他們交朋友，爭取他們一致抗日。同年，被選為中共鄂西北特委出席黨的七大代表，到河南竹溝時，始知七大推遲召開，遂留豫鄂邊區李先念部隊參加抗日戰爭。張建議李先念“出兵襄南，開闢新區”獲准。當年8月，鄂中獨立支隊李人林部三百餘人，奉命從京山縣八字門經漢川縣刁汊湖首次南渡襄河，到敵占區漢陽縣蔡甸附近，與漢陽縣老黨員蕭利三、蕭文安父子所創建的地方武裝五中隊並肩戰鬥，全殲偽九十二師熊光部兩千餘人。1940年2月，新四軍豫鄂邊區縱隊擴編為豫鄂挺進縱隊，張任該隊政治部聯絡部長，隨李先念、陶鑄親率第五團二進襄南，在漢陽縣侏儒山一帶打擊偽和平救國軍八十二師汪步青部隊。8月豫鄂邊區黨委和縱隊首長派張持董必武給楊經曲的電報，到漢陽縣蔡甸附近官塘角后，在當地地方黨負責人顧大椿、易家駒的配合下，爭取楊經曲率偽八十二師下屬黃人傑之一六五旅一千五百餘名官兵反正。該旅編入豫鄂挺進縱隊第四支隊后，張任該支隊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第四支隊改編為第一縱隊，張任第一縱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以後，第一縱隊併入第十五旅，張任該旅政治部主任，奉豫鄂邊區黨委之命，負責襄西地委、天漢地委及其所屬京（山）鍾（祥）、天（門）荊（門）、潛（江）京（山）等縣委的工作。正當華中日軍派遣其主力第三師團全部和第四師團部分，配合各地偽軍向豫鄂邊區各根據地殘酷掃蕩時，五師首長和十五旅黨委決定：由張率第四十四團的三個連和一個手槍隊，遠涉襄河，直插武漢近郊漢陽縣，向襄南的川漢沔地區發展作準備。當年9月，張率部在漢川、漢陽地區活動不久，即將川陽工委的地方武裝改編為天漢游擊支隊。又先後爭取漢陽縣的知名人士陳邦彥和漢川縣的知名人士向岩合作抗日。當年11月17日至次年2月4日，張率十五旅四十四團、四十三團，聯合天漢游擊支隊對日偽軍作戰十四次，三打侏儒山，全殲偽定國軍汪步青第一師，還擊潰偽定國軍李太平第二師，擊潰日軍七次增援，從東翼楔入襄南，開闢了川漢沔地區，直接威脅日軍控制的重鎮武漢。當武漢日軍抽調重兵對侏儒山進行圍剿時，張遵師部命令，率主力撤離襄南，集結到安陸白兆山一帶。

1942年，張任襄河地委書記兼三軍分區政委。當年底組建襄西中心縣委和襄西抗日支隊。次年2月下旬，正當日軍大舉進犯襄南和鄂西之際，張奉命努力發展抗日根據地，指派先遣隊南渡襄河，挺進江陵三湖地區，向潛江、洪湖推進，在鬥爭中，先後爭取江陵偽軍倪輯五部、潛江偽軍李正乾部千餘人反正，迫使偽軍朱秉坤率部投降，終於成立天（門）漢（川）、陽抗日根據地，組建漢（川、陽）沔（陽）支隊。5月，張率三軍分區北上進擊荊門敵偽，打通襄南、襄西通道，使荊門、當陽、遠安、枝江、宜昌連成一片。10月，張籌組江南挺進支隊，從西翼公安、石首揮師南渡長江，進軍湘北華容縣境，開闢桃花山抗日根據地。他在發展襄南、恢復襄西、挺進江南的抗日鬥爭中戰功卓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張被派往上海從事統一戰線工作，任中共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文化、工商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在解放戰爭中，為解放區秘密調運物資而與宋慶齡組織的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絡奔走。1948年秘密領導上海市規模宏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他還策動國民黨空軍劉善本、幹部團副團長賈亦斌，以及第三兵團、傘兵團、工兵團官兵起義。1949年5月參加武漢市接管工作。

建國之初，他任武漢市副市長。此後歷任中南局委員、常委，中南局統戰部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和秘書長，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南政法委員會主任等職。1953年負責創辦中南民族學院。1954年調至北京后，歷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等職。

1953年，張與另一同志起草《關於中央訪問團訪問中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報告》，受中央領導同志讚賞。1954年，張著《試論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一書，由倫敦出版英譯本后，蘇聯又出版俄文摘錄本。

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張受到錯誤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林彪、江青的殘酷迫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平反改正，並恢複名譽，重新出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后改任中央統戰部顧問、黨組書記。

1983年張重病入院，不顧半月內連動三次大手術，仍與劉少卿、鄭紹文、李人林、顧大椿、劉放等人聯名寫信，向中央組織部報告關於解決1946年中原突圍遺留問題的意見。在彌留之際，還為一位老中醫要求平反的事，口述意見，叫人錄下，報告有關單位，終於解決了問題。當年5月11日病逝於北京。

晚年有詩集《行蹤吟草》問世。

張執一，原名謹唐，曾用名張忍，1911年5月5日出生在離湖北省漢陽縣奓山集鎮約一公里的屠家灣村。張執一的父親是長江上的輪船工人，為人聰明好學，喜交遊，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海員工會，領導過船塢工人的罷工。母親是農村婦女，生性爽朗，為人豁達、勤勞。由於家境貧苦，父母都沒有文化，因此，期盼兒子能夠改變命運，將來能在鄉村裡當個教書先生，受人尊敬。張執一七歲那年，父母送他進了私塾。他自幼性格倔犟，頗有天賦。塾師教授的古文，他很快就能背誦，因此，幾乎沒有受過懲罰。但是，他不喜歡舊式教育的內容和塾師的教學方法，曾三次更換私塾，從師於四位塾師。其中第三位塾師是吳品山，時年20來歲，在武漢讀過中學，思想比較新，經常有旅省返鄉的中學生與他來往，少年張執一通過他們的交談，也接觸到新思想，知道了什麼是“列強”、“軍閥”，知道了孫中山、國民黨、“過激派”（共產黨）以及“五卅”運動等等，初步產生了愛國主義和“救國救民”的思想。

1926年秋，國民革命軍北伐到達武漢，趕跑了統治武漢的北洋軍閥吳佩孚的軍隊，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貪官污吏”、“剷除土豪劣紳”等革命思想帶到了江漢大地。在進步知識青年的帶動下，張執一參與到傳播革命思想的宣傳、鼓動隊伍中，跑遍方圓幾十里的集鎮和村莊，日以繼夜地進行革命串聯。

1927年4、5月間，他剛滿十六周歲，便被吸收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黨齡自此時起算），從此走上了視死如歸的革命道路。他後來說：“能有幸參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說，是革命的大浪潮衝擊起來的。”北伐戰爭“這一革命大風暴、大浪潮衝擊下的大部分中國，廣大人民都受到了洗禮，接受了一次偉大的思想教育，為下一次革命行動打下了基礎。我們這一類土裡土氣的知識青年被北伐這一大浪潮席捲進去，因而才有機會在革命過程中進一步成長，就是有力的證明。”

張執一始終牢記他入團—入黨時的誓言：“信仰主義、階級鬥爭、服從紀律、嚴守秘密、犧牲個人、永不叛黨”。綜觀他的一生，確實從未違背過這一誓言。就在張執一參加革命組織前後，時局突變，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叛變了革命。霎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武漢，無數先烈倒在了屠刀下和血泊中，中共組織遭受到嚴重破壞。遵照黨的指示，黨的活動迅速轉入地下。

1928年2、3月間，武漢黨的秘密機關再次遭到破壞，大部分人被逮捕、被迫轉移。其間，張執一與黨組織一度失去聯繫。但是，他沒有放棄追求，多方尋找黨組織。功夫不負有心人，於1929年3月，他終於在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學找到了黨組織，並被通知直接轉為中共正式黨員。隨後，在黨的領導下，他聯繫各學校進步學生和教員，發起成立“武漢青年反帝大同盟”和“武漢反帝大同盟”，擔任主要領導人。同時，他還身兼中共武昌農民行動委員會書記、中共武昌區委宣傳部長，往返於城鄉之間。時值中共執行“左傾”盲動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時期。遵從上級指示，張執一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組織農村暴動和城市飛行集會，在白色恐怖下，執著地繼續點燃著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後來回憶說，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武昌南長街省立民眾實驗館集會，此地北鄰國民黨的憲兵營，南鄰國民黨的警察局。那次集會的主題是反對帝國主義。他當時改名張忍，召集了200多學生、工人到場，配合演講者撒傳單、呼口號。很快，大批警察、憲兵包圍了會場，他當時也隨人群往場外跑，迎面遇到憲兵，他機智地大喊：“打架，打架，打死人了！”把憲兵的注意力引開。等到憲兵追查喊口號、撒傳單的人時，他早已經不見蹤影。

1931年初，黨組織派張執一到湖北襄樊縣，開闢鄂北白區黨的工作。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黨在武漢的組織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主要負責人都撤離了武漢，至使張執一再度與組織失去聯繫。然而，張執一沒有消沉，他毅然離開小學教員的職位，返回武漢，聯絡了30多人，自行組成“武漢左翼青年聯盟”，並在內部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創辦半秘密刊物“江天”，起草“武漢左翼青年聯盟”宣言，四處散發、郵寄。他希望在繼續宣傳革命的同時，通過此種方式尋找黨組織。1932年初夏，張執一終於接到在上海的黨中央的通知，命他到上海去接組織關係。在張執一後來的革命生涯中，他“三進”上海，開展黨的秘密工作，這一次是“一進”。此前，他曾於1930年12月隨湖北鄉村師範高中畢業班，到江浙參觀教育工作。當時，他根據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順路到上海向中共黨中央遞交一份秘密文件，並彙報工作。此次赴滬，張執一肩負著重新建立武漢黨組織的使命，因此，格外小心。抵達后，他聽說規定的兩個聯繫地點情況複雜，是托派活動頻繁的地方，所以沒有貿然接頭。他轉而與中共江蘇省委取得聯繫，由後者設法轉信給黨中央，自己先由江蘇省委恢復組織關係，並根據省委安排，參加上海滬中區委的宣傳工作，負責聯繫幾個工廠的工人通訊員，與印刷廠和鐵工廠的黨員接洽。9月初，他接到黨中央通知，經短期培訓后，被任命為中共武漢特委委員兼青年團湖北省委書記，返回武漢，主持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指導學生運動。

返回武漢后，張執一迅速在湖北發展起一批黨員，其中包括陳荒煤（生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長）、呂驥（生前曾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等。與此同時，在武漢建立起多個中共支部，並領導武漢的教員、師範學生開展“罷課索薪”遊行。正當工作方興未艾，並向農村延伸之際，情勢突變：中共武漢特委書記叛變了。

1932年10月底，張執一被國民政府逮捕。從看守嘴中，張執一套出了自己逮捕的原因。隨即，他設法用暗語將消息傳遞出去，讓有關人員及時轉移，防止了黨組織進一步的損失。在受審訊時，他堅不吐實，不承認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最後被以“共產黨嫌疑犯”罪名判刑七年。其後三年，他先後關押在武漢憲兵隊、漢口軍人監獄、湖北第一監獄、湖北省反省院。張執一時年僅21歲，正是血氣方剛之時。但他經受了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目睹了大批革命青年在敵人的屠刀下大義凜然、英勇不屈的氣節，自己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在監獄中，他與敵人鬥智斗勇，利用刑事犯整治叛徒，參加獄中的絕食鬥爭，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編寫、抄錄詩文，在難友中間秘密傳誦。特別是在進入國民黨的反省院以後，他咬定自己不是共產黨，堅決不肯進行所謂的“反省”，以致被“留期”（六個月一期）。為了營救兒子，張執一的父親被迫賣地得到300塊錢，據說被看守騙取，繼因“人財兩空”，感到生活絕望而自殺身亡。經母親以及同鄉人的共同疏通，利用了反省院官員內部的矛盾，張執一終於在1935年8月，以“不得離開武漢和行動隨時報告”為條件，獲准取保釋放。出獄時，他已經24歲，全身骨瘦如柴，家中只有母親孤苦伶仃一人。面對家破人亡的慘狀，張執一又增添了些許成熟，其心其志，執一不二。他珍惜這重新獲得的“自由”，更名為“執一”，於9月返武昌找朋友籌措經費，月底“二進”上海，尋找黨組織。到上海后，張執一巧遇熟人，很快就找到了黨組織，恢復了組織關係，被分配在上海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所屬的工農通訊社擔任滬中區通訊員。他獨自一人辦起了雜誌，主編了半月刊《改造》，出版兩期；同時還主辦了《新東方》雜誌，共16期。這兩份雜誌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的理論，頗受進步青年的喜愛。當時，張執一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經常餓著肚皮工作。為了吃上一口飽飯，有時要徒步走好幾里路，到熟人家去蹭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張執一活躍在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學生、工人中間，參與了組織上海學生“一二·九”愛國運動的遊行、上海各界愛國群眾支持學生赴南京請願的遊行示威等大規模的救亡活動。同期，以“高寧”為筆名，在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雜誌上撰寫題為《上海八千餘學生救亡運動速寫》的報道，披露學生請願活動的經過。他經常聯繫文化界人士，參與組建“上海文化救國會”，並擔任該會幹事；參與組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是該會幹事會的實際召集人；組織了上海職業界救國協會等民間團體，開展抗日救國活動。沈均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獄期間，他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奔走於社會知名人士之間，多次參與組織群眾性集會和遊行，動員張志讓、潘震五等社會賢達出面發動“入獄救國”運動。通過以上工作，張執一結識了不少知名愛國人士和各黨派人士，熟知他們的政治態度，跟他們建立了特殊的情誼。

1936年春，為了重建武漢黨的組織，他在武漢“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物色優秀分子，發展為中共黨員，給他們舉辦短期訓練班，成立中共特別支部派往武漢。他還參與了中共江蘇省委軍委的籌建，曾藉助洪幫幫會的名義，參與組建了一支抗日武裝，動員、派遣知識青年、技術人員以及工人、難民參加該部隊。為了取信於洪幫幫會和更好地領導這支隊伍，經黨組織批准，他們這批幹部還拜了洪幫頭頭向松波為“大哥”，張執一與陳家康兩人被封為幫中地位不低的“心腹大哥”。就是在組建這支部隊期間，張執一憑著他對黨的忠誠，與上級領導發生了對他後來有著重要影響的第一次爭執。

當時，在黨內以“真正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時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提出了“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在錯誤路線影響下，負責籌建中共江蘇省委軍委的張愛萍、余立金等人，主張讓出新成立的武裝力量的主要領導權。對此，張執一發表了不同的意見，與上級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言語中表露出對王明的不滿。由於這場爭論，他險些被王明開除黨籍。后因董必武的保護，僅以口頭警告“犯有自由主義”而渡過險關。但是，這個“自由主義”的帽子，卻被張執一戴了多年。

上海周邊地區淪陷，根據中共組織的安排，張執一於1937年10月底繞道返回武漢，走上了開展敵後抗日武裝鬥爭的前沿。翌年，張執一以其敏銳的政治目光，記錄下當時各政黨和派別對待抗日的政治表現和基本態度，撰寫出版了《抗戰中的政黨和派別》一書。這幾乎是當年唯一論述各政黨狀況的專著，至今具有研究價值。在鄂西北工作期間，張執一團結國民黨第五戰區的愛國將領，與張自忠、何基灃、陳離等將軍結下深厚友誼。在愛國人士李范一(解放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長)、楊顯東博士（解放后曾任農業部副部長）的幫助下，借國民政府機構的名義，張執一在湖北省谷城縣茨河鎮，成立了訓練抗日骨幹的“鄂西北手紡織訓練所”，針對各縣黨組織選送來的黨員和進步青年，進行敵後游擊戰爭的培訓，先後為抗日隊伍培養了200多名骨幹人員。自1939年10月起，張執一加入了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即新四軍五師的前身），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初到部隊時，張執一主要做聯絡工作，與國民黨第五戰區的各部隊都建立了很好的聯繫。在人們的印象里，張執一是中共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統戰能手。其實，在軍事指揮方面，他也同樣出色。張執一不是軍人出身，只不過在17歲時，曾冒名頂替到一個軍隊辦的軍官學校里當了不足七天的入伍生，學了幾天的隊列操練；在鄉村發動過幾次農民暴動，組織了一支有二、三十枝槍的抗捐稅的“保衛團”；除此之外，他在上海借洪幫名義組建抗日武裝時，為了工作方便，曾掛了一個上尉書記官；在鄂西北工作期間，愛國將領張自忠為方便他進行抗日活動，給了他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部少將參議的名義頭銜。可以說，在加入新四軍隊伍之前，張執一沒有真正打過仗。然而，他善於學習和調查研究，沒有多久，就贏得了同志們的欽佩，建立了在部隊中的地位。張執一經常率便衣隊深入敵區，偵察、了解敵情，提出有針對性的作戰方案。令便衣隊員們贊口不絕的一件事是：一次，他率隊潛入武漢偵察，歸途中遇到敵人的巡邏哨卡。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張執一當機立斷，躍馬揚鞭，帶領小分隊人馬向哨卡賓士而去，大喝一聲：“自己人！”趁敵人還蒙頭暈腦時，他們已經衝出險區，揚長而去。張執一善於爭取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當時，駐紮在漢陽的偽軍黃人傑部、袁傑部兩個旅，有1700多人，實際控制黃、袁的是知名人士楊經曲。經張執一的說服工作，楊率兩部反正，收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四支隊。駐紮在湖北潛江縣的偽軍李正乾部800餘人，也被張執一派人策動反正，收編為新四軍五師第三軍分區獨立一旅。在抗戰相持階段，張執一向新四軍五師領導提出開闢襄南根據地的建議。襄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帶習慣上稱為襄南。該地區在抗日戰爭初期，為國民黨軍隊的領域，后被日偽軍佔領。時任新四軍五師第十五旅政治部主任的張執一審時度勢，主動請纓，決心攻打盤踞在湖北漢陽侏儒山一帶，作惡多端的偽定國軍汪步青部。在戰役展開之前，他親自帶領手槍隊多次進入武漢，擾亂日軍視線，營造輿論氛圍，對敵開展心理攻勢；他設計離間日軍與偽軍的關係，借漢奸之手導演了一出“蔣干盜書”，向日軍送去一封偽造的偽定國軍有離異之心的書信，增加了日軍對偽軍的猜疑，削弱了對偽軍的增援；他給被抓獲的偽軍團長的小老婆布了一個迷魂陣，採用“接力”的手法使她以為我軍的機槍和火炮在路兩旁擺了幾里地，然後，故意放她回去，在偽軍中散布我軍千軍萬馬開到侏儒山前的消息，增添偽軍不戰而溧的膽卻心理；同時，對敵人進行分化瓦解，通過策反過來的偽軍人員，獲得敵人的設防、地形圖以及近十天的口令。布局完成後，張執一等率新四軍五師第十五旅和天漢游擊支隊的部分部隊，於1941年11月17日至次年的2月5日，先後分三次攻打侏儒山，進行了大小14次戰鬥。這些戰役打出了新四軍五師的軍威，繳獲敵人大批武器和兵工廠全套設備，迫使日本華中派遣軍對武漢戒嚴了三天。這場著名的“侏儒山戰役”，已被我軍軍史列為抗戰時期的經典戰役之一。1942年，張執一時任中共襄河地委書記兼第三軍分區政委，在緊逼武漢重鎮的襄南、襄西大片國土上，開闢了多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穩定的抗日民主政權，大力發展邊區生產，為山區根據地提供了有力的財物支援，保證了軍分區隊伍的經濟自給。此外，張執一派出部隊攻打洞庭湖、桃花山一帶，建立了湘北敵後抗日根據地，使我軍的政治影響擴大到洞庭湖以南和鄂西南國民黨後方。據不完全統計，僅1943年，新四軍五師第十五旅和第三軍分區部隊，在湖北襄西、襄南共殲敵偽軍3000餘人；收編反正的偽軍和游雜部隊2000餘人；拔除了熊口等地敵偽據點數十個；建立了荊潛、江陵、監（利）沔（陽）、天（門）潛沔、漢（川）沔、荊（門）當（陽）遠（安）、江枝（江）宜（都）等中共縣（工）委和抗日民主政權，為新四軍五師完成對武漢的合圍，牽制日軍對浙贛線和湘北、鄂西的進攻，置敵寇於無後方依託的困難局面的整體戰略布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當年的新四軍五師幹部中間，人們甚至猶新地記得，在制定“開闢洪湖”的戰鬥方案時，曾經有一位紅軍幹部非常不服氣師部批准了張執一提出的作戰方案，然而，當戰役勝利結束后，就是這位可敬的紅軍幹部致電張執一，詢問“下一仗該往哪裡打？”這一場場的戰役和取得的成果，與張執一的功勞是分不開的。在他生前，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在他親自參與編纂的《新四軍五師戰史》中，他的名字怎麼總是被別人的名字取代？他坦然一笑，大度地回答說：“這多一年少一載的事情，對我來講沒什麼重要，可是，對在軍隊的同志，就不同了。再說，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他們到哪裡去爭這些呢？”然而，事實終歸是不容隨意更改的，他當年的戰友們每當提及他對新四軍五師在敵後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時，無一不欽佩他“通曉敵情、掌握策略、運籌帷幄、忘我工作”；眾口讚揚他“以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精神，非凡的革命膽略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投身於中原敵後抗日的鬥爭，為創業江漢，鞏固和發展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卓越貢獻。”

1944年，張執一參加了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和新四軍五師舉辦的高級幹部整風班。同期，日寇發起了河南戰役（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潰退，河南一帶存在有利的發展契機，如果能夠藉此機會打通與華北的通道，可以改善中共豫鄂邊區孤立的局面。為此，黨中央也向新四軍五師發出向河南挺進的指示。但是，在7月的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會議上提出的“邊區工作方針是應以發展為主還是以鞏固為主”的議題，會議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這次討論中，張執一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疾呼：“在鞏固中求發展”、“就是傾巢而出地打通通往八路軍的道路，也是划算的”，力主向河南方向發展，佔據有利地形。然而，當時以中共華中局代表的身份負責全面領導工作的鄭位三同志卻另有看法。他認為：邊區根據地發展太快，戰鬥太頻繁，部隊多數是由地方黨組織發展的游擊武裝整編而成，紅軍幹部不多，老底子不硬，今後要“以鞏固為主”。張執一的意見正好與之相左。當時，在幹部中間並不知道黨中央的意見，普遍認為鄭位老的意見就是代表黨中央的，因此，在會議表決時使張執一的意見以孤立的一票被否決。這次爭論，被認為張執一再次與上級相對抗。會後他被排擠出新四軍五師，以向上級機關彙報工作的名義，被派往位於安徽的中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接受審查。

多年後編寫新四軍五師戰史和鄂豫邊區革命史時，時任新四軍五師師長的李先念提到：他很欣賞張執一提出的“傾巢而出”。歷史證實，如果當年服從了黨中央的指示，採納了張執一的意見，1946年內戰爆發之初，新四軍中原部隊很可能不會發生那場可歌可泣的全軍突圍的悲壯局面。其時，張執一已經調到上海工作，在得知“中原突圍”失敗的消息后，他立即根據黨的指示，利用自己在上海的有利條件，千方百計地組織人員，分頭到武漢、上海以及沿線尋找落難的戰友，收容、資助和護送他們回到解放區。當時，在突圍落難的官兵中間，流傳著一句鼓舞人心的話：“到上海找張政委去。”儘管如此，張執一對此卻一直耿耿予懷，認為自己沒能對部隊和戰友們盡到全部責任。

直到三十多年後的1980年，他還惦記著這件事情，親自起草意見，與當年的戰友鄭紹文、劉少卿、栗再山、劉子厚、趙辛初、劉放、李人林、顧大椿、黃民偉、魯明健、楊子謙、蔡斯烈等數人，聯名上書黨中央，為當年突圍時遵照組織指示化裝突圍、投親靠友隱蔽、被俘時拒不承認共產黨員身份的上萬名失散的新四軍五師官兵，爭取到養老的生活保障，恢復了他們盼望已久的黨籍、軍齡、工齡待遇。

1944年底，張執一離開戰鬥了六個年頭的新四軍五師。雖然背著“接受審查”的黑鍋，中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仍看中了他具有獨立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敵後武裝鬥爭的經驗，特將他留在軍部政治部幫助工作。翌年8月，日本投降，張執一被黨組織賦予特殊使命，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三進”上海，發動領導上海群眾武裝起義。不久，形勢發生變化，國民政府派出接收大員抵滬，摘取抗日勝利果實。為了避免和蔣介石集團發生正面衝突，黨中央和中共華中局指示，停止武裝起義，立即將主要精力轉為深入發動和組織群眾，廣泛建立工會等群眾團體，開展保護工人生活權利，要求復工救濟和清算漢奸等鬥爭。自此，張執一開始了“神秘”的上海地下黨秘密戰線工作。

從那時起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張執一都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根據時局的發展，他籌辦過傳遞中國共產黨聲音的報紙、雜誌，利用中國國民黨滯留重慶的時機，爭奪輿論陣地，傳播中共的聲音。在中國國民黨聚集80萬軍隊，意圖瘋狂“剿共”之時，他領導的情報網路，向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提供了假造的“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的情報，巧妙地擾亂了美國政府的戰略部署，為我軍爭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時間。通過打入到敵人內部的秘密情報人員和策反爭取過來的中國國民黨要害部門的人員以及一些進步人士，獲取了蔣軍作戰計劃、要塞地圖、設防圖、鐵路沿線軍事部署圖等重要的軍事情報，有力支持了我軍的行動。同期，張執一擔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他廣泛聯繫包括陳叔通、盛丕華、包達三、黃炎培、胡厥文、閻寶航等在內的工商界與文化人士及其他上層民主人士，爭取他們對中共的支持。根據黨的指示，他領導創辦了黨的秘密企業，為黨籌措經費，擔負掩護任務。其間，直接經他手創辦的企業主要有：東方聯合營業股份有限公司、糖業公司、漁業公司、運輸公司、大安保險公司、天一保險公司，等等。這些公司大多在廣州、台灣、香港設立有分公司，以拓展業務為名，擔負聯絡和掩護任務。他組織開闢了幾條通往東北、膠東、蘇北解放區的水路秘密交通渠道，源源不斷地向解放區輸送幹部、技術人員、電訊器材、藥材、布匹等物資。他領導建立了：“中華醫藥化驗所”、慈善會的“難民收容所”、杭州風林寺內開設的醫院、“聯合藥房”等多處秘密聯絡、掩護點。

在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向我中原解放區進犯時，他就是通過這些秘密網點和交通線，尋找、保護和輸送了王樹聲（55年被授以大將軍銜）、顏東山（55年被授以少將軍銜）等數以百計“中原突圍”后途徑上海的新四軍中原部隊團以上幹部，使他們安全到達我山東和東北解放區。當時，中國國民黨特務經常利用幫會流氓充當打手，擾亂我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針對這種現象，張執一受命組建並領導中共幫會工作委員會，開展對幫會各個層面的工作，有效瓦解了敵人的陰謀。他還兼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通過浙東臨時工委，統一管理浙東地區的地下黨和農村武裝組織，組織打擊當地反動地方政權和鄉鎮武裝，發動以反抽丁、反征糧、反霸、開倉濟貧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壯大了革命武裝，使浙東遊擊隊從300多人發展到數千人。這支部隊後來劃歸解放軍華中軍區，成為解放軍浙東第二游擊縱隊。他組織“中原突圍”的幹部謝威（生前曾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等人，成立中共湘鄂特委，重返鄂東、洪湖一帶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或地下工作。他布置籌建武漢地區秘密交通聯絡站，開闢多條交通線路，護送重要幹部過往和運送緊缺物資。他奉命負責聯繫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先後四次渡過台灣海峽，到台灣檢查、布置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並選派一批幹部赴台開展工作。張執一兼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期間，策反成績顯著。其中包括：中國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包括艦長鄧兆祥在內574名官兵起義；中國國民黨海軍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驅逐艦起義，策反關鍵時刻，張執一曾不畏危險，親自赴約會見該艦槍炮長陳仁珊等人，闡明中共政策，獲取了信任；國民黨駐浦東的傘兵團三團3,000人，在團長劉農畯的率領下起義，由經策反過來的國民黨後勤總司令兼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派吳淞基地的“中102”登陸艇送抵連雲港附近的解放區。此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飛機20餘架、小型艦隊、江陰要塞官兵、整個民航系統的起義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慶號”艦艇與傘兵團起義時，由於秘密電台無法用規定信號與解放區取得聯繫，張執一不顧自身暴露的危險，毅然指示以他的真實姓名明電通知解放區予以接應。他還指使經策反的中國國民黨裝甲兵第四團團長，故意弄壞裝甲車，堵塞浙贛鐵路線，拖延國民黨軍隊向台灣轉移的時間。給國民黨以沉重打擊的另一件事，是成功策反蔣經國的嫡系、國民政府國防部預備幹部第一總隊4,000多人，在總隊長、預備幹部局代局長賈亦斌的親自率領下於嘉興起義。儘管該部隊起義后在中國國民黨圍追時被打散，但是，此舉對國民黨內部的信心乃是又一個沉重的打擊。為迎接上海和全國的解放，張執一受命安排30多名著名的愛國人士安全到達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命領導上海市政接管組的工作，除加強對公用、財政、銀行、民政、醫務衛生等重要部門中秘密黨員的領導，還提前布置在中國國民黨糧食儲備會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楊顯東，全面調查上海地區的糧食、棉花、棉紗、布匹、汽油、煤炭、木柴等物資庫存和進出情況，為平穩接管上海這座重要的經濟城市做好準備。

1949年4月，張執一在解放大軍的炮火聲中，奉命離開上海，繞道香港奔赴北平中共中央城工部，去接受接管任務。他當時的心情，可從他在歸途中所作的一首詩中略見一斑：“欣聞淮海炮聲隆，密電催歸北去匆。幾度滬濱偷渡客，重來當不舊阿蒙！”不過，張執一這次並沒有回到令他難以忘懷的上海。就在他隨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行至浦口時，忽然接到令他即刻返回北平接受新任務的指示。他獨自一人好不得意地登上專門為他開回北平的列車，重赴中央城工部引領新的使命。令張執一意外而欣喜的是，他被派往連接祖國東西南北的樞紐重地湖北武漢市，參加軍事接管工作。同年5月，張執一隨解放軍“四野”大軍進駐武漢。有趣的是，進城時，剛被任命為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陶鑄問他：哪個飯店最好？張執一雖然是本地人，可他在武漢時還是個窮學生，哪裡進過高級飯店？只聽說碼頭附近有個“璇宮”，就順口說出“璇宮飯店”。於是，大軍“殺向”碼頭。誰知到了那裡，聽飯店員工講，漢口的德明飯店才是達官顯貴常去的地方。這才緊急命令部隊掉轉方向，直奔德明飯店，揚眉吐氣地把那裡“號下”，作了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地點。此時，張執一剛滿38歲。

隨著解放初期中共黨的機構和行政體制的調整，他先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原局、中共華中局統戰部長，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武漢市副市長。至中共中南局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南局委員、常委兼統戰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秘書長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同時，他還被任命為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外，他還在中南地區好些其他行政機構里兼職，例如：編製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勞軍委員會、公債勸募委員會、防疫委員會、東湖建設委員會、中蘇友好協會武漢分會等機構中兼職，從肅反、維持社會治安、穩定經濟、保障人民生活，到支援“四野”南下，解放湖南、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區，支援“二野”西進，解放大西北；從機構的建制、人員的安排，到統戰工作、民族甄別和民族幹部的培養；從防疫、抗洪、救災，到城市的建設……林林總總，事無巨細，都貫注著他“為了新中國”而忘我的工作。在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時，他從來沒有忘記過曾經對中國革命有過貢獻和支持的人，總是想方設法地給予他們幫助和必要的照顧。在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方面，他曾經獲得過毛澤東的讚許，被譽為“……懂民族政策，對於仍然被歧視受痛苦的少數民族同胞懷抱著滿腔同情心的同志”。張執一在中南地區工作的五年，只是在得知被調到北京工作時，才回到近在咫尺的老家去看望過一次父老鄉親。要說張執一對家鄉以及家鄉親人的感情，從他的許多詩篇中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無比熱愛和眷念的情懷，他多次寫到在夢裡回到家鄉，夢見熱情好客的鄉鄰，還有家鄉的湖泊、菱藕和鯽魚湯。但是，他對自己要求嚴格，不允許自己的私情代替或影響執行黨的政策。當年在新四軍五師時期，他的不少鄉親參加了部隊，但是，誰也不能以張執一老鄉的身份要求部隊給予優待。如果有人打著張執一老鄉的名義為非作歹，是得不到寬恕的。解放后，張執一從沒有為他的親戚們安排過工作或謀求過特殊待遇。他不允許自己身上出現封建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事情。他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著他畢生追求的與舊世界、舊制度、舊觀念的決裂。因此，家鄉的鄉親們既以他為驕傲，又對他有些敬畏，很怕受到他的責備。

1954年，張執一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在這個崗位上，他先後分管過工商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民族工作、黨派工作、宗教工作和全國政協工作。並根據工作需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段內，兼任過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副主任的工作。百忙之中，他利用深夜，撰寫了多部闡述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理論和宗教、民族政策的書籍，其中一些曾被用作大學教材，有的還被翻譯成蒙、藏、朝鮮等少數民族文字，還有的被蘇聯以及英國翻譯成俄文和英文出版。

從1958年起，張執一開始介入全國政協的工作。翌年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屆委員會常委，併兼任副秘書長職務。同期，中共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成立，他兼任黨組書記，代表中央統戰部全面負責政協的機關工作，直至1964年。

在他主管政協工作期間，中國經歷了“反右派”運動、自然災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其中任何階段，張執一都襟懷坦蕩，虛心待人，循循善誘，以理服人，即使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也能團結的很好。在與黨外人士的交往中，張執一做到推心置腹，肝膽相照，使黨的政策在細微之處得到體現。對所有來找他解決問題的人，不論是公事還是私事，他都一視同仁，儘可能予以合理解決或解釋說服。甚至有的幹部的家庭矛盾，只要找到他，他都熱心調解。為了方便接近群眾，他進京后，堅決不肯搬到有門衛的機關大院里居住。他說，在中南工作期間，就是由於住在中南局幹部宿舍院內，門衛站崗，使當年的一些戰友很難見到他，造成了誤解，以為他進城后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因此，調進中央的機關工作后，他絕對不讓自己的家門口再有崗哨，結果他家經常門庭若市。或許是多年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張執一往往把工作融入到社會活動中。看似不過是出席聚會、交遊、聚餐、看望朋友等等，其實就在人們不經意時，他已經把工作做了。因此，他的辦事效率頗高。跟上級談工作，有時也是如此。比如，一些工作需要直接向周恩來總理請示、彙報，但是，張執一考慮到總理很忙，就利用休息時間，到總理經常去的跳舞場等待，甚至有過連跑幾個舞場的情況。張執一常常深夜才回到家裡。這時他還要閱讀、處理文件和撰寫文章，直至凌晨3點鐘。在三年困難時期，針對政協委員中大多上了年紀的情況，張執一讓工作人員為政協機關小賣部聯繫到麵包，讓吃不慣粗糧的老人們改善生活，而他自己卻由於營養不良導致低血糖，曾暈倒在出差的路上。為救助上海孤兒院的孩子，他積極與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的烏蘭夫同志聯繫，把他們送往人口較少的蒙民家中收養。這原本是件好事，但是在運送途中，由於天氣寒冷，又缺少必要的食物和保暖物資，一些嬰兒不幸死去。他得知后深深的自責，從此很少提及此事。然而，生后卻得到烏蘭夫同志的多次讚揚，稱他“為內蒙古人民做了件好事”。

1964年，張執一53歲，正當年富力強。其時，全國政協機關開展“四清”運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張執一被扣上“為民主人士服務”，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處理，被撤消了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職務。其鮮為人知的直接起因是，當時毛澤東批評李維漢領導的統戰部執行了向資產階級投降的路線。然而，張執一不同意當時主持統戰部工作的徐冰同志把問題都推到李維漢部長一個人身上的做法，拒絕擔任批判李維漢部長的主要發言人，並明確指出：有些決定是部務會集體研究決定的，大家都舉了手，有錯誤也要共同來承擔。這是張執一一生中與上級直接發生的第三次爭執，也是第三次迎面受到不尊重事實的打擊。對一位老共產黨員來講，有什麼傷害比這種委屈更能摧殘他的心呢？但是，張執一還是堅強地挺住了。他沒有做違心的檢查，而是一再要求組織上做實事求是的調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不久，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作為業已“定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執一自然首當其衝。即便如此，在一場場批鬥會上，人們依然聽到張執一斥責造反派的怒吼聲。就在被頻繁揪斗的時期，他曾一語驚人地說：“如果有誰（指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被批鬥過，他將難以面對歷史！”

1978年底，中共中央為張執一徹底的平了反，恢復了他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職務，但是，此時的張執一不僅已經步入了老年，而且還身患難以治癒的重疾。或許是出於對黨的事業的信念和忠誠，張執一從未對誰講述過自己被“文革專案”監管審查期間的遭遇。人們只是知道，不論在北京衛戍區監管，還是被群眾監督勞改期間，張執一都曾屢次向黨中央申訴。也就是在那個時期，他回憶了自參加革命以來對敵鬥爭的整個過程，以“交待”的形式，向黨、向社會、向歷史、向後代，寫下了他在黨的領導下，為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的奮鬥經歷，留下一份寶貴的《自述》。同時，他運用在中國國民黨監獄中的鬥爭經驗，憑著非凡的記憶，偷偷在衛生紙等紙頭上，回憶、整理出他記錄革命生涯的詩篇，留下了他的詩集《行蹤吟草》。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后，張執一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他拖著患有癌症的病軀，為解決十年浩劫造成的遺留問題，為更多無辜的人解決歷史和工作問題，而奔波著。他仍在用當年的革命精神支撐著自己，努力為黨、為國家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張執一抓緊他生命的最後階段，為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親臨溫州、南京、上海等地，與當地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教民對話，以他豐富的基督教教義知識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說服他們，將帶有宗教色彩的社會騷動平息在萌芽之中。他根據自身長期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經驗，系統地總結了建國以來黨在宗教問題上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形成報告，上報中央。中共中央書記處收到后，對宗教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繼而在1982年3月，採納了他的報告中的主要內容和諸多重要觀點，形成黨中央（1982）19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觀點》下發執行。該文件從根本上改變了黨內外人士對宗教的看法與認識，被宗教界譽為“救星文件”。

1982年4月，張執一退居“二線”，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正部級顧問，全國政協常委。這期間他作的一首小詩，充分表露出他壯志未老的心態：“思緒萬千眠不成，推窗遙看斗星橫；老兵身老心難老，猶樂從軍夜半行！”

1983年5月11日凌晨四時，張執一逝世，享年72歲。根據他的遺囑，他的家人將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的家鄉和戰鬥過的地方。沒有墳墓、沒有豐碑，但是，他卻留下了抹之不去、踏之有聲的足跡。

半個多世紀以來，張執一同志無論是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還是在複雜尖銳的地下鬥爭中，都是堅定沉著，英勇奮鬥，對黨忠心耿耿，出色地完成了黨所交給的任務。在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領導工作中，密切聯繫群眾，認真負責，刻苦鑽研，並發表不少論著、詩文，對於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社會主義民族關係，貫徹黨的宗教政策，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黨內外同志的稱讚。1953年張執一同志和另一同志關於中央訪問團訪問中南少數民族地區給中央的報告，得到毛澤東同志的讚揚。張執一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

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張執一同志曾受到錯誤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然而張執一同志始終相信黨，相信群眾。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執一同志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張執一同志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前途充滿信心。他堅持實事求是，襟懷坦白。他密切聯繫群眾，平易近人，與黨外人士廣交朋友，肝膽相照。他在晚年和病魔作頑強的鬥爭，病重期間，他仍然關心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

張執一同志的一生，不僅有許多坎坷，而且還頗具“神秘”色彩：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他經歷了白色恐怖和國民黨監獄的考驗。那以後，他曾三次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但是，他憑著執一不二的信念，從未退卻，總是想方設法尋找組織。

大革命時期、抗日救亡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他三次進入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其間面對的艱辛和危險，也沒有使他退卻，而成為積累鬥爭經驗、磨練革命意志的戰場，並使他在中國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跡。

他經歷的三次與上級發生的爭執，都使他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他同樣沒有退卻，始終堅守當年的誓言，執一不二地行進在他選擇的道路上。

他一生的許多經歷，至今仍被密封，不為人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已經在悄然地裂開縫隙，例如，民主促進會和台盟的創建人，都曾表露過，這兩個黨派的成立，都與張執一有密切關係。

也許，有些事情將會隨著老一代人離去而永久的埋葬。但是，這絲毫無損於張執一光明磊落、業廣功崇的一生。他的一生活得有價值；他的事業，後繼有人；這才是他期盼的！

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政協常委張執一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張執一同志，因患重病醫治無效，不幸於1983年5月11日晨逝世，終年七十二歲。

張執一同志是湖北漢陽縣人，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張執一同志早年在學生時代就參加革命活動，1929年至1931年在武昌藝專文科和湖北鄉村師範讀書時負責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曾任武昌區黨委宣傳委員、武昌農民行動委員會書記，並組織武漢左翼青年聯盟，積極開闢黨的工作。

1932年9月，張執一同志在擔任湖北省共青團書記期間，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在獄中堅持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革命氣節。出獄后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上海各界救國會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在湖北任地委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第四支隊政治部主任、政委和襄河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等職，積極開展抗日武裝鬥爭。

抗戰勝利后，張執一同志被派到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等機構的書記。

解放戰爭期間，他在軍運工作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團結文化界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中，也卓有成績。

全國解放以後，張執一同志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統戰部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政法委員會和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等職。

根據張執一同志的遺願和家屬的意見，不舉行追悼會，骨灰將分別撒在他的家鄉和戰鬥過的地方。

張執一同志病重期間，李先念、習仲勛、烏蘭夫、李維漢、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楊靜仁等同志曾前往醫院探望。張執一同志逝世后，中央負責同志和他的老戰友又曾去他家中向他的夫人王曦同志致以慰問。

5月22日，李先念、習仲勛、王震、烏蘭夫、楊尚昆、谷牧、陳丕顯、胡啟立、喬石、李維漢、彭沖、阿沛·阿旺晉美、許德珩、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朱學范、劉瀾濤、康克清、胡子昂、榮毅仁、胡愈之、王崑崙、何長工、肖克、程子華、包爾漢、周培源、錢昌照、王任重、楊靜仁、陳野蘋、汪鋒、榮高棠等有關方面負責人以及張執一同志的生前友好在北京醫院向張執一同志的遺體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