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醫局

宋朝建國后就沿用前朝設立太醫署，太宗淳化三年(992)改名為太醫局。仁宗慶曆四年(1044)宋代官辦醫學教育在太醫局中正式建立起來。宋代太醫局的規模較唐代小些，並偏重於培養醫務人才，其後逐漸發展成為醫學生習讀之所，類似於今日的醫學院校。

太醫局開始屬太常寺，神宗熙寧九年(1076)，太醫局不再隸屬於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局一員，其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下分9科即大方脈、風科、小方脈等，盛時共有生徒300餘人。太醫局內設提舉、丞等官員和教授、助教等教師，考核分墨義、脈義、大義、論方、假令、運氣等6項。各州縣亦設負責醫生教育的官職，屬太醫局統管。另外，太醫局還附設賣葯所，向一般平民出售成藥及藥品，后改為獨立的醫藥和劑局、醫藥惠民局等機構。

1、宋代醫政與醫學分立，太醫局成為國家最高醫學教育機構，為國家輸送大量醫學人才。

太醫局首先對學生的來源嚴格把關，通常在每年春季招生，規定年齡在15歲以上，有召命官、使臣或翰林醫官做保，學生3人一組，結為連保，在太醫局旁聽1年後才能獲得1個候補的入學資格。所謂的候補入學資格，就是不能馬上進入太醫局學習，因為太醫局每科的學習人員都有定員，只有等有了空缺，獲得候補入學資格的學生才有機會參加這科的選試。選試的題目是問答題，考官會提出10道題目，這些題出自《難經》、《素問》、《諸病源候論》、《神農本草經》等書的內容，回答出5道以上為合格，由太常寺發給一個正式入學資格的“牒”，這樣才可以進入太醫局開始真正的學習。學製為1年，畢業還要有考試，考試優秀的，可以選送到翰林醫官院。

在宋代，除太醫局設有醫學教育機構(有時又被稱為醫學)外，徽宗時期為提高醫學水平和醫者地位，在國子監另設“醫學”，仿太學三舍法進行醫學教育，此即宋代特指的“醫學”。此後歷史中，太醫局和醫學幾度興廢，但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宋代培養醫務人才，並逐漸形成了融合教學與研究為一體，內容完備的醫學教育制度和醫官考核制度，為金、元等朝醫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推動了我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和醫學知識的傳播。

太醫局和醫學的設立是宋代醫學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大亮點，但由於它們均設在京師，名額有限，使其服務區域僅局限在京師一帶，地方上則很難兼顧。雖然每遇有災情、疫情出現，朝廷往往會選派良醫前往救治，但這隻能解一時之急，而更多時候地方醫生其實是“無所師法”的，也使得一些邊遠之民得病後只能求祝巫覡。事實上，終宋一代，宋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地方醫學教育水平和醫療水平。

2、惠民局與和劑局的建立對宋朝及後世的影響

（1）對當代醫療的貢獻

1076年，即宋神宗熙寧九年，宋朝政府在京都汴梁開辦了一個官辦藥局，叫做“太醫局熟葯所”，又稱“賣葯所”，這是在王安石變法的環境下，針對當時有些人製造、販賣假藥的情況，由國家實行對醫藥購銷的專賣，不允許個人或其他部門私自製作藥品出售的一種舉措。當時賣葯的價格也區別對待，對於生活窮困的“特困”人家，無償送葯；對一般窮人，低價售葯；而對有錢人，則按照藥品的正常價格出售，體現了政府對窮人救助的政策，而且保證了藥品的質量。王安石變法失敗后，賣葯所卻堅持下來，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1103年已經發展到7所。1130年，南宋政府在臨安重建藥局，後來改名為“太平惠民局”。

（2）促進《局方》成書

1078年，這些官辦的藥局為了統一製藥質量標準，將所屬藥局的成藥處方編輯成書，後來幾經增刪補充，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這本書將成藥方劑分為諸風、傷寒、一切氣、痰飲、諸虛、痼冷，積熱，瀉痢，眼目疾，咽喉口齒，雜病、瘡腫、傷折、婦人諸疾及小兒諸疾共14門，七百多首方劑，多是一些民間常用的而且效果比較明顯的處方，像現在仍在經常使用的至寶丹、牛黃清心丸、蘇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湯、逍遙散、藿香正氣散等都是出自這部書。

（3）對中藥炮製的影響

太平惠民局在製藥過程中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使炮製和製劑方法趨於定型。在其配方手冊《局方》中炮炙方法比《雷公炮炙論》要豐富優越。從《局方》起，將中藥飲片的炮炙方法列為法定製葯規範。從宋代起已使過去為了減少毒性而進行的“炮炙”，一變而成為製成藥品的“炮製”。它體現了炮製目的轉變、炮製範圍的擴大和炮製技術的迅速進步。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記載了187種中藥的炮製方法，形成了炮製通則，相當於現代的藥典，具有很強權威性。如《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在附錄“論炮炙三品藥石類列”中對半夏和天南星的炮製方法做了規定。規定“半夏，凡使：先以沸湯浸，候溫，洗去滑，如此七遍方用。如入湯劑切片完用。或尚戟人咽喉，可杵為末，以生薑等分搗，研和為劑，淹一宿，捏做餅子，焙乾使。如更杵為末，再以姜和劑淹之，焙乾尤佳，此用合湯妙。”對天南星的炮製規定“凡使：於熱灰中炮裂，方入藥用。或別有制度，各依本方”涉及11種炮製方法。

（4）對後世醫家思想的影響

《局方》的成書，推動了方劑學的發展，醫生根據病人病情選用相應的成藥。成藥易於存儲，攜帶，適應面較廣，加之為官方頒布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在當時受到醫生和患者的歡迎。如對此朱丹溪《局方發揮》記載：《和劑局方》之為書也，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制，尋贖見成丸散，疾病便可安痊。”但朱丹溪又曾指出：“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今乃集前人己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何異刻舟求劍，按圖索驥，冀其偶然中難矣!”由此看也折射出一些問題，當時醫生依照惠民局頒發的《局方》治病，照搬成法，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泥於《局方》，造成不求病源、溫補香竄流弊成風的狀況，也促成了不求辨證施治的風氣。元代朱丹溪認為其方中有辛燥之品，劫傷陰血，非陰虛所宜，這也成為其提出“陽有餘陰不足論”這一學術思想的因素之一。從這方面看雖然成藥製劑手冊《局方》存在弊端，但也對金元時期“滋陰派”的發展產生了一定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