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

戴（~），，清城區。喪，孤苦，憤讀。烏程程，授讀《周易》、《尚書》，正文字、明音讀，奠定漢學基礎。14歲得祖藏顏習齋書，讀後驚嘆，乃廣求顏氏遺書。清咸豐七年（1857）至蘇州請業於陳奐，得聲韻、訓沽經師家法。復從宋翔鳳受《公羊春秋》，研究西漢儒說，專心治經。同治四年（1865），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南京設金陵書局，聘為編校，校勘周秦諸子。時會稽趙之謙以顏元、李士泰書相贈，遂重研性理之學。后與瑞安孫治讓結為學侶，考訂金文。孫氏云：“滔此學惟先生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古字頗具根底，生平作書，點畫都據小篆。同治八年，著《顏氏學記》10卷。梁啟超曰：“學派的專史，清代有兩名著，其一為李穆堂之《陸子學譜》，貌象山之真；其二為戴子高之《顏氏學記》，表習齋之晦；可謂振裘挈領，心知其意者矣。”此外，著有《論語注》20卷，《管子校正》24卷，《滴麟堂遺集》4卷。戴治學嚴謹，不畏權勢。在金陵書局與曾國藩論經學，意見不合，便拍案大罵：“曾滌生如此不通，也配談經?。曾笑而避之，曰：“子高又發瘋了！"他日又相爭如故。一生顛沛流離，體衰多病，性情孤僻。同治十二年二月去世，年37歲，歸葬湖州仁王山東麓。

戴香，“辭章”。，讀清初顏元著，“始驚嘆顏李，周公、孔子之道也”（《顏氏學記序》）。后至蘇州，謁見當時著名漢學家陳奐，通聲音訓詁、經師家法。又師從今文經學家宋翔鳳學《公羊春秋》，遂研精覃思，致力於今文經學的研究。

戴編撰《顏氏》，顏元思反宋明理學的無用；二是推尊孟子性善論，批評理學家把性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三是尊奉儒家的經世實學的傳統。在上述三點中，戴望尤其關注顏元的人性論學說，不僅認為性是善的，而且認為性之所以為善，主要來自後天的“習為之”，從而發展了顏元囿於人性本善的思想。

作為今文經學家，戴望比龔自珍、魏源更注重“今文師法”，但他並不排斥古文經學，如他盛推皖派大師戴震為“本朝儒者第一”，對吳派“凡漢皆信”的原則也表讚賞，甚至對古文經學博聞強記，由審音、識字、辨義以通經的治學方法，也頗為讚許。戴望對古文經學的治學方法的認可，並不意味著他混淆古今文的界限，他推崇的仍是常州公羊學派的劉逢祿和宋翔鳳。在今文經學的影響下，戴望撰《論語注》，以今文經學說詮釋《論語》，他在劉逢祿、宋翔鳳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論證。戴望嚴立《公羊》學的門戶，旨在重新確立何休關於《公羊》學說的解釋在學術上的權威。這雖然能提高清代今文經學的學術獨立性，然而也同樣加深了近代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戴望的今文經學研究，儘管有其現實內容，但他的研究卻始終沒有超出經典校勘註釋的範圍。戴望研究今文經學，企圖“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而“通經致用”，然而他短促的一生，卻仍然未能超越“通經”的努力，留給後世的也只有《論語注》能代表他的經學思想。

戴望，嘗本劉申受《述何》、於庭《發微》說，以《公羊》義釋《論語》，謂：“鄭康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為《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仲、何晏、包咸、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為之義流，雖舊說略具，而諸家之說因此亡佚矣；遂使聖緒就湮，經義晦塞。”乃博稽眾家，皆隱括《春秋》及五經義例，為書二十卷，凡三易稿始成。以於庭治《管子》，復成《管子校正》二十四卷。精博過洪氏頤煊。又先世藏顏習齋先生書，為李剛主所贈，讀而好之；既求得兩先生傳狀，始驚嘆以為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學也；當舊學久衰，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借其湮沒不彰，則條次言行及師承，作《顏氏學記》十卷。

是時，湘軍甫克金陵，公卿慕儒術者，多偽托宋學以投時尚，博聲譽。獨君客游江南，其所講肄，多與世違，輒落落寡合，竟以此弗克伸其志，常繪夢隱圖見意。然顧留心兵農禮樂諸務，曉然於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國政之失平，每謂：“舜禹有天下，咸與天下井之，未常以己意與其間。”更謂：“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好，惟驗以民言，斯好惡出於公。”其精理料言，迨一於《論語注》發其微焉。喜講習齋、亭林遺書，以表潛闡幽為己任。於明儒書刊禁目者，隻字殘篇，珍若拱壁。尤留心明末紀載，擬輯《續明史》一書未就。借中道遽殞，年止三十有七。生平不作徒隸書，點畫悉本小篆，見者目為江艮庭復生。並精校勘。於詩，工五言。

其儒學見解囿於時代局限性，曾對“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有如下解釋：女子以形事人，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義，故為“難養”。

戴望的著作主要有：《論語注》、《管子校正》、《顏氏學記》、《謫麐堂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