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
粟特人
粟特人原是古代生活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操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的古老民族，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以長於經商聞名於歐亞大陸。
唐代的粟特人武官像
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許多粟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安國，此人似即出身安國的突厥化粟特人。
墓葬石刻
粟特人的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玉、瑪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於鑒別寶物著稱。《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著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於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又《冊府元龜》卷999，記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舉息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市場領域，確已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乃至“京師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們的腳下。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歸功於精通業務，善於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
絲綢之路上的粟特織錦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發展自身勢力。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粟特人寧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為編戶，就是利用蕃、漢有別的空隙，由之成為巨富。例如“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巨富。身有勛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虛擬判例，已可窺見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資財皆在萬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難於望其項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顯得寒傖極了。
隨著有關粟特人進入中國的出土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實證不斷被發現，特別是虞弘、安伽墓的發現，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潮，成為當前最受關注的前沿領域之一。2003年6月發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出土石刻圖像內容涉及漢文化、襖教和佛教等，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對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粟特人，中國史籍習稱的昭武九姓，其原本居處的主要範圍在今烏茲別克澤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國，如康國(颯秣建，今撒馬爾罕Samarkand)、安國(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國(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國(赭時Chach)、米國(弭秣賀Māymurgh)、何國(屈霜你迦Kuşāņika)、火尋(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國(羯霜那Kashāna)等等。其中以康國為最大的宗主國。其姓氏以安、康為主體，包括曹、安、史、康、石、羅、白、米、何等，史書記載的有安祿山、史思明、康進德、曹令忠、曹野那、何伏帝延、米芾等人。
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許多粟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安國，此人似即出身安國的突厥化粟特人。
粟特人以善經商聞名，多豪商大賈，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早就創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統的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粟特文，一作牽利文，於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粟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說明粟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許多粟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
粟特人的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玉、瑪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於鑒別寶物著稱。《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著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於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又《冊府元龜》卷999，記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舉息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市場領域，確已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乃至“京師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們的腳下。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歸功於精通業務，善於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
善於投附一定政治勢力，並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例如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西魏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艷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護、康感官拜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其例不勝枚舉。憑藉官員身份或投依官府，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是得心應手了。用宗教活動掩護商業活動。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當複雜，佛教、襖教、摩尼教皆擁有其信徒，例如華嚴宗第三代宗師賢首大師釋法藏就是康國人，曾與玄奘同參譯事。回鶻皈依摩尼教亦賴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經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發展自身勢力。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粟特人寧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為編戶，就是利用蕃、漢有別的空隙，由之成為巨富。例如“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巨富。身有勛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虛擬判例，已可窺見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資財皆在萬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難於望其項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顯得寒傖極了。
隨著有關粟特人進入中國的出土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實證不斷被發現，特別是虞弘、安伽墓的發現，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潮，成為當前最受關注的前沿領域之一。2003年6月發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出土石刻圖像內容涉及漢文化、襖教和佛教等，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對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徵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脫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學成了更須獨立生活。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官府。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
粟特人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如康阿義屈達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繼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但也有異族通婚者，如安祿山生父本姓康，養父姓安，母為突厥阿史德氏，亦屬異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與丈夫並坐胡床見客，法律上不但允許夫休妻，而且允許妻棄夫，擁有再嫁的權利。由於粟特人多去遠地經商，其性生活不可能為一夫一妻制束縛得很緊。因此，還另有侍妾、姘頭，這些次妻皆為外族，有的還具奴隸身份。
壁畫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1記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則皂衣。”黑色乃喪服的顏色，忌服用。由於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級的差別，其餘花色亦各憑所好，所謂“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夾用綠花，一般戴尖頂虛帽，大約是古塞人遺俗，有的帽子還有前檐；曰卷檐虛帽，便於遮陽遠視，宜於長途旅行。其服裝以窄袖緊身為特徵，講究突出身體線條，玄奘記其人“裳眼褊急”，劉正言詩云“胡衫雙袖小”，就是這一特徵的顯現。粟特人的腰帶特別講究，有所謂萬釘寶鈿金帶，即在革帶上裝飾以各種珠寶，上佩刀劍，品治肯特壁畫對此有生動描繪，下穿長筒革靴，便於跋涉風沙，舞伎則穿錦軟靴，劉正言詩云“弄腳繽紛錦靴軟”，此外還有軟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歡穿這種鞋。
粟特人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慧琳《一切經音義》云：“胡食 者，即鏵鑼、燒餅、胡餅、搭納等事。”鏵鑼，即油燜大米飯，今名抓飯，是一種大米加羊肉、葡萄乾混合製成的油燜飯。如今的抓飯必 須放胡蘿、和洋蔥，其時洋蔥已栽培，但胡蘿蔔、尚未傳來，與今抓飯略有不同。燒餅即今日維吾爾族食用的饢。胡餅則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燒餅。元耶律楚材至河中還吃到雞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養雞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備的佐餐飲料，盛在一種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羅中，以金、銀、銅等各種不同質料製成，岑參詩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羅”之語，所指就是這種酒器。
粟特的曆法直接繼承波斯的影響，實行祆教歷，這種曆法分全 年為365天，12月，每月一律30天，餘5天擱置，一年差6小時，4年差1天，因此，每4年歲首提前1天，故我國史料對粟特歲首記 載不一，杜環《經行記》雲“其俗漢五月為歲首”，韋節《西蕃記》說“以六月一日為歲首”，《新唐書·康國傳》則云：“以十二月為歲首”。記載差異正是由於歲首推移的結果，七曜制的發明則乃粟特曆法的重要特點，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為一個周期，又稱星期，至今仍在通行。
粟特人的節慶，依蔡鴻生研究，主要有三，即歲首節、葡萄酒節、乞寒潑水節。歲首節即年節，韋節《西蕃記》記此節連續慶祝七天，舉行賽馬及射箭遊戲，射中者可為一日王，顯示了金錢崇拜的力量。粟特人有陳寶鬥富的習俗，每次聚會時，在做的所有的人都把身邊所帶的寶物拿出來，相互斗寶。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座上，其餘以財物的多少分列。這同明代徽商以資財多少選祭酒，定座次的風俗完全一致，反映了重商民族的本質特色，推測似乎也是在歲首節舉行的。歲首節還例行祭祖儀式，“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民家大概也仿行之。年節又是求天兒骸骨節，這是個同祆教有關的宗教節日，粟特“俗事天神，崇敬甚重，雲神兒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黑色棉衣），徒跣，撫胸號泣，涕淚橫流，丈夫、婦人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兒骸骨，七日便止”。這位失骸骨的天兒就是多尼·耽末子，起源於古巴比倫時代，對於他的祈求反映了對作物生長枯而復生的復榮願望，傳至粟特，天兒演變為西耶烏什的英雄傳說，這位英雄在安國建立捕喝城之後慘遭殺害，因於歲首凌晨舉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尋找天兒骸骨，既是郊遊，又是對大地回春的禱祝。
乞寒潑水節為十月三十日，原為波斯節日，相傳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時期出現苦旱，幸得國王相救，因之每到此日，便以水相潑為戲。 “乞寒，奉西國外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箜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以乞寒也。”這一節日對塔里木綠洲諸國影響甚巨。又有葡萄酒節，據阿里·比丘爾雲五月十八日乃是里巴巴花拉節，又作巴米花拉節，意即飲純葡萄漿，二十六日卡林花拉節，意為品聖葡萄，此節一直延續至八月九日，後來演變為清代維吾爾人的收穫節。
宗教信仰呈現多元
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呈現多元文化色彩，主要有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後來還改信了伊斯蘭教。
佛教在貴霜王朝時代曾為中亞地區的主體信仰，後來隨著薩珊王朝政治影響的擴大和祆教的復興，雖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勢力。其國“俗奉佛”，“頗有佛法”，有史料記米國遭受西突厥肆葉護可汗侵擾，毀佛伽藍，掠去大量金寶，安國佛教寺院規模宏大，佛像飾以金寶，大食攻入沛肯城，毀所供銀質佛像，重達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鴿蛋大小的珍珠兩顆，可見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
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在敦煌長城烽燧下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確證祆教早在公元4世紀初就由粟特人帶到了中國。他們在從事絲綢的中轉貿易的同時，還在歐亞內陸扮演著傳播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的角色，對中西文化的溝通、交流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粟特人是一個以經商著稱的民族，粟特位於澤拉夫善河流域，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他們的經商活動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粟特人組成商團，成群結隊地東來中國販易，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在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及周邊的於闐、樓蘭、高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大小城市形成一個個移民聚落。粟特人遷居各地，與其他民族融合，從而成為許多民族的來源之一。到今天，雖然粟特語幾乎已成了死語言，粟特人也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但是他們建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粟特人以善經商聞名，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粟特文，一作牽利文，於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粟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說明粟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
粟特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繪畫、音樂、舞蹈都非常發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盛讚北齊粟特畫家曹仲達的“濕衣貼體”的畫風，這種畫風在品治肯特的大幅宏偉壁畫中充分顯示出來。在音樂方面，康國樂、安國樂皆名聞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羅門、曹僧奴、曹明達祖孫三代皆擅絕技，歷仕西魏、北齊、隋三朝，皆大紅大紫，其中曹明達還為北齊主封為郡王。著名歌手何滿子譽滿京師，元稹詩云“何滿能歌聲婉轉，天寶年中世稱罕”，曹剛善於右手琵琶，人謂其運撥“若風雨”，康崑崙更是號稱彈琵琶“長安第一手”，歌手米嘉榮歌聲凄楚動人，劉禹錫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又雲“唱得涼州意外聲，故人唯數米嘉榮”。音樂理論家何妥曾為隋朝正音律，出任國子監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國粟特善胡旋舞，石國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轉快速，動作剛勁著稱，柘枝舞則胡帽銀帶，帽上飾金鈐，舞時佧轉有聲。又有胡騰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騰起，而又頗作醉態，李端《胡騰兒》詩曰：“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有人認為我國武術中的醉拳就承襲了胡騰舞的某些動作。壁畫中還繪有二人對弈圖，所弈者乃是源出波斯的國際象棋。我國象棋與此同源，可見這一棋類也是以粟特人為媒介傳入的。
粟特人以善經商聞名，多豪商大賈，操印歐系東伊蘭語，早就創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統的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粟特文，一作牽利文，於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粟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說明粟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長期操縱絲綢之路上的轉運貿易，唐代，新疆蒲昌海（羅布泊）、西州（吐魯番）、伊州（哈密）、甘肅敦煌、酒泉、武威，以及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還久居長安。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入唐后王方翼擴其形制，招徠胡賈，定為北道徵收過往商稅的關卡所在。后又置為碎葉州，州刺史安車鼻施名見於神龍元年所建之乾陵蕃臣碑題銘。安指安國，此人似即出身安國的突厥化粟特人。
粟特人的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王、瑪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於鑒別寶物著稱。《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著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於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又《冊府元龜》卷999，記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舉息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市場領域，確已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乃至“京師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們的腳下。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歸功於精通業務，善於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
善於投附一定政治勢力，並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例如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西魏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艷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護、康感官拜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其例不勝枚舉。憑藉官員身份或投依官府，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是得心應手了。
用宗教活動掩護商業活動。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當複雜，佛教、祆教、摩尼教皆擁有其信徒，例如華嚴宗第三代宗師賢首大師釋法藏就是康國人，曾與玄奘同參譯事。回鶻皈依摩尼教亦賴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經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發展自身勢力。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粟特人寧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為編戶，就是利用蕃、漢有別的空隙，由之成為巨富。例如“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巨富。身有勛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虛擬判例，已可窺見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資財皆在萬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難於望其項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顯得寒傖極了。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徵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穆格山文書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
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脫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及成了更須獨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宮府。
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對於數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規模並不算小，這是因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
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如康阿義屈達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繼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但也有異族通婚者，如安祿山生父本姓康，養父姓安，母為突厥阿史德氏，亦屬異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與丈夫並坐胡床見客，法律上不但允許夫休妻，而且允許妻棄夫，擁有再嫁的權利。由於粟特人多去遠地經商，其性生活不可能為一夫一妻制束縛得很緊。因此，還另有侍妾、姘頭，這些次妻皆為外族，有的還具奴隸身份。“婦言是用，男子居下”，無非反映正妻尚擁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且在交際場合男性推崇婦女以為騎士風度而已。
粟特人屬剪髮型民族。《魏書·西域傳》記“康國丈夫剪髮”，慧 超《往五天竺國傳》亦云“此中胡國並剪髮”。按波斯髮型為剪髮齊 項，粟特人大約也是如此，《康國傳》記其女子盤髻，然品治肯特壁畫中少女髮型則為梳五辮，左右各二，腦後一，則婦人的盤髻也是由辮子盤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國人還有以髮油美髮的習俗，杜環《經行記》記粟特人“以香油塗發”。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1記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則皂衣。”黑色乃喪服的顏色，忌服用。由於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級的差別，其餘花色亦各憑所好，所謂“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夾用綠花，一般戴尖頂虛帽，大約是古塞人遺俗，有的帽子還有前檐；曰卷檐虛帽，便於遮陽遠視，宜於長途旅行。其服裝以窄袖緊身為特徵，講究突出身體線條，玄奘記其人“裳眼褊急”，劉正言詩云“胡衫雙袖小”，就是這一特徵的顯現。粟特人的腰帶特別講究，有所謂萬釘寶鈿金帶，即在革帶上裝飾以各種珠寶，上佩刀劍，品治肯特壁畫對此有生動描繪，下穿長筒革靴，便於跋涉風沙，舞伎則穿錦軟靴，劉正言詩云“弄腳繽紛錦靴軟”，此外還有軟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歡穿這種鞋。
粟特人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慧琳《一切經音義》云：“胡食者，即鏵鑼、燒餅、胡餅、搭納等事。”鏵鑼，即油燜大米飯，今名抓飯，是一種大米加羊肉、葡萄乾混合製成的油燜飯。現在的抓飯必須放胡蘿、和洋蔥，其時洋蔥已栽培，但胡蘿蔔、尚未傳來，與今抓飯略有不同。燒餅即今日維吾爾族食用的饢。胡餅則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燒餅。元耶律楚材至河中還吃到雞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養雞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備的佐餐飲料，盛在一種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羅中，以金、銀、銅等各種不同質料製成，岑參詩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羅”之語，所指就是這種酒器。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干（在今烏茲別克）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
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
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
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誇張。他作為粟特人後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可以與楊貴妃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