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先生傳

節選

（全文原載於民國八年出版的新生活雜誌第二期）

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但是就有人不這麼認為。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說：“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省？”他說是陝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後來他在一個錢鋪里做夥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柜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賠禮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著眼，望著遠遠的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裡總不明白為什麼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醫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裡焦急，等不得了，心裡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於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床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話，方才絕氣了。

他死後，大家都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為一個懶人國了。

胡適是現代雜文的最初創作者之一。民國七年（1918年），他在《新青年》雜誌發起「什麼話」專欄，輯錄摘引當時報刊上令人發笑或感嘆的材料，加上幾句點睛式評語，或根本不加評論，直斥之曰「什麼話」。這種雜文簡便犀利，有利於迅速揭露悖論謬說，曾被許多刊物仿效，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他還以“天風”、"鐵兒"等筆名，發表過不少雜感、短評、短論、寓言及一些通訊、序跋等，或論時事，或悼友人，或抒感懷，雖然內容尖銳，但文字優美，影響頗大，《差不多先生傳》即此類雜文中之一篇。

本文的寫作特點：1、巧用反語的修辭方法。如把差不多先生說的話稱為“格言”；一生沒有功德卻稱讚他“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不是高僧卻稱他為“圓通大師”，增加文章的幽默感。2、以人物傳記的形式成文，達到對國人的諷刺目的，引人深思，增強了諷刺色彩。3、本文最顯著的特點是深入淺出，語言平易。通篇找不到一個華麗的詞藻，一個難懂的句子。語言大師老舍先生在《關於文學的語言問題》中說：“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寫下來的文章，而且寫得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功夫。”還說：“文藝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淺顯的話，說出很深的道理來。”本文就是這樣一篇典範之作。文章把剖析中國人劣根性的重大主題用如此淺顯的文字說得清楚明了，真可謂不用技法就是最高的技法。

全篇不僅語言樸實無華，甚至連講述的幾件事也普通之至，例如買糖、念書、記賬、搭車、治病之類。這些事都非常生活化，人人經歷，人人都明白。這就更有助於人們理解我們中國人處事馬虎、不肯認真的“差不多”精神，不得不使人猛然警醒，讓讀者的心靈於朴樸素素的文字中受到強烈的震撼。

胡適曾系統地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與方法，使他眼光敏銳，膽大心細，具有一絲不苟的求實精神，因此他寫這篇諷刺小說，來嘲諷那些處事不認真的人，一方面針砭國人敷衍苟且的態度，一方面也可見其弘揚科學精神的用心和薄弱。魯迅也曾經說過：「中國四萬萬的民眾害著一種毛病。病源就是那個馬馬虎虎，就是那隨它怎麼都行的不認真態度。」（語出日本人內山完造所作之魯迅先生一文）正可說明本文的立意。

也有人認為這是胡適對中國民主的一種追求，差不多先生和中國民主有著差不多的狀態，他希望中國發展過程中向著更完美的狀況變化。

《差不多先生傳》是一篇傳記體裁的寓言，內容的安排依照傳記體例：先綱后目的層次來敘寫人物，並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為佐證，構成一篇趣味盎然、含義深遠的寓言。而在筆法上，則巧妙的運用誇飾、排比、映襯、反諷等修辭法，以淺顯生動的語言，因事見理的方式，讓人在荒謬好笑的文字背後，領略作者嚴肅的用心。

●傳記體例，先綱后目本文既名為「傳」，所以作者仿的是史記紀傳體寫法：先敘主角的背景及為人，后依時間順序敘述其生平事迹。這種先交代人物特質，再以事例作為佐證的方式——也就是先綱后目的安排，可以使讀者經由故事中主角一再重演同樣的錯誤，而加深印象，以達到作者諫諍的目的。文章的第一至三段是「綱」，總寫差不多先生的姓名、籍貫及特質：首段先用疑問句型：「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來引起讀者好奇，而後卻不直接寫出主角姓名，反而說：「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更提高了一層神秘感。接著作者把主角的名字命為「差不多」，還說差不多先生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這些是在為後面「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做鋪墊，表明「差不多」這弊病就是全中國人的弊病。第二段寫的是差不多先生的相貌與特質，采由外而內的順序，先說表象的眼耳鼻口，再說內部深一層的思想。而其「差不多」的態度也跟著由淺入深的呈現，由表面的「不很清楚」、「不很分明」，逐步深入到「不很講究」、「不很精明」、「不細密」。第三段則透過主角的話作總結：「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而作者也藉由這兩句話，引起下面「凡事」的諸多事例，因此第三段可說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第四段至第九段描寫差不多先生從小到大的幾件事情，除了依時間順序寫作，事情的簡繁輕重也依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而後果與影響的程度也隨之逐步加重。作者先寫差不多先生色彩不分（紅糖同白糖，不是差不多嗎），再寫東西不分（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這些瑣碎的小事，在第六段差不多先生長大后，演變成了越來越嚴重的事情：十和千差不多，今天和明天差不多，醫牛的和醫人的差不多，最後甚至因「差不多」的態度而喪命。而作者敘述時的分量分配，也隨著事情的輕重不同，而有先略后詳的走勢，尤其在第八段「找大夫」一事上，敘述頗為詳盡，也最富趣味。第八段中，先說家人「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不但為差不多先生的死埋下伏筆，更顯示這種馬虎的個性不只差不多先生有，大家都是如此，巧妙回應了首段「差不多先生……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一句。其後，差不多先生心裡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則是在為家人的行徑作解釋與認同。而「這位牛醫王大夫走進床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除了再次回應首段，證明大家都這麼隨便外，更提出了一項嚴厲的批判：連最需要講究精確的醫生都馬虎敷衍，那麼全國還有什麼人是認真的呢？第九段寫差不多先生的臨終遺言，充分表現出他「至死不悟」的糊塗本性。中國人一向說要「達死生」，又說形體生命這個「臭皮囊」不必太戀棧，這類觀念如果不導向「宏觀」、「豁達」的正面態度上，就容易流為作者所擔心的：「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的苟且任事，而不能認真生活。作者安排死亡一節，顯然對中國幾千年來的生死觀念作了釐清。

●以「諷諭」作結，寄託旨意第十段、十一段說明大家不但認同差不多先生的態度，甚至尊崇他、效仿他，以回扣首段「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並直指：「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總結全中國人都像差不多先生一樣，從小事的顏色不分、東西不分，到時間、金錢的苟且隨便，最後糊塗以死收場。其中「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三句，更明白表示這些「懶」，都是「不肯」所致，而不是「不能」。所以這兩段是以諷諭總結全文，使首尾相應，也是作者對國人「差不多」的態度最嚴厲的諷刺，與最深切的憂慮。

●客觀敘述，因事見理 本文在寫作的技巧上，通篇善作諷諭，且自始至終不跳出來作主觀批評，而是透過現象與事件描述，使讀者自然從中領悟道理，自作判斷。例如首段的「人人皆曉，處處聞名」、「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用意在諷刺國人個個苟且；第十段寫大家都稱讚他「真是一個有德行的人」、給他一個法號「圓通大師」，其實是在諷刺國人處事圓滑，凡事敷衍不認真。

●文詞生動淺白，善用排比、映襯其次，在遣詞造句上，作者照顧到主角的個性，而寫得十分淺白，使讀者能透過其言語想見其為人。例如搭不上火車一段，他說：「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不但使人彷彿見到主角埋怨的神情，更感受到他一向推諉塞責的習性。第九段寫他的臨終遺言，用了許多刪節號，更生動的表現出主角病情嚴重、說話吃力的樣子。而寫他的死，也延續了全文風趣自然的風格，用「一命嗚呼」、「絕了氣」，而不用「過世」、「與世長辭」等嚴肅的字眼。在修辭技巧上，作者善用排比和映襯，不但使文章頗見韻律，還能加強感染力。例如「他有一雙眼，但看得不很清楚」一整段，以及「是山西，不是陝西」、「身上痛苦，心裡焦急」等，都可以藉由對比，凸顯主角馬虎的程度與事情的嚴重性。而「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這樣的排比修辭，不但念起來有節奏感，也對文旨有加強加深的效果。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騂、洪馬辛、嗣穈、字希疆，參加留美考試后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胡適5歲開蒙，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中“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后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後轉文學院哲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差不多先生的差不多是天生　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二年多；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是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去美國，後去台灣。1954年，任台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后，“他們負背著保存入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孔教不能適應時勢需要”，“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等。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參加“庚款”留學考試時改名胡適，字適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世為安徽績溪人。其父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歲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有著作《台灣紀事兩種》傳世。先生一生領盡風騷，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逝世，享年72。

胡徠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習農科，後轉入文科；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進化》。在此期間，胡適熱心探討文學改良方案，並試作白話詩。而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通信，以及《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的發表，更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同年胡適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至此一發而不可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五四時期，胡適連續撰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理論倡導的同時，胡適還進行了一些文學創作的“嘗試”。其小說、劇本均未見成功，獨有出版於1902年的《嘗試集》，乃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頗有開拓之功。

文學創作非其所長，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另一主要貢獻是輸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當年都是振聾發聵之作。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人權論集》，再到主辦《獨立評論》，胡適始終堅持獨立姿態和批判精神。抗戰軍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后又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其始終保持書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義知識分子。

胡適稱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並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於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並推廣其“科學方法”。

胡適治學有兩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國哲學史，一是中國文學史。儘管《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版了上卷，《白話文學史》也沒有下編，可這兩部書都是建立規範並奠定學科基礎的經典性著作。後人可以讚賞，也可以批評，卻無法漠視其存在。前者的平視諸子以及歷史的眼光，後者的雙線文學觀念，都是對本世紀學術發展影響甚深的“大膽假設”。另外，他首創新紅學，重修禪宗史，以及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中國章回小說，都是開一代新風，功不可沒。

抗戰以後，因奔走國事，再加上自身學術路數的內在限制，胡適學術上未能更上一層樓。晚年沉醉於《水經注》疑案，目的在為戴震辯白，下力甚大，據專家說，至今無人在《水經注》的研究上超過他。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嘗試集》（1920）、《胡適文存》（1921）、《胡適文存二集》（1924）、《胡適文存三集》（1930）、《戴東贏的哲學》（1927）、《白話文學史》（1928）、《胡適文選》（1930）、《胡適論學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暉室札記》（1939）、《胡適日記》（1933）、《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1949），以及《先秦名學史》（1922）等英文論著等。此外，從1919年起，還陸續翻譯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先後編輯為兩集《短篇小說》出版），以及拜侖的長詩《哀希臘》、易卜生的劇本《娜拉》（與羅家倫合譯）等。胡適去世后，台灣編輯出版了《胡適選集》（1966）、《胡適手稿》（10卷，1966-1970）等，大陸出版了《胡適往來書信選》（1979）、《胡適書評序跋集》（1987）、《胡適文集》（12冊，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