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世林
東漢末年官員
宗世林是東漢末年南陽人，與曹操同一時代，但瞧不起曹操的為人，不願和他交往。等到曹操官至司空，總攬了朝政大權，對他說：“現在我們可以交往了吧？”他拒絕說：“我和松柏一樣，意志不會改變。”就因為世林冒犯了曹操，故被冷落，官位一直不高，與他的德行極不相稱。曹丕兄弟每次登門拜訪，都跪拜在他坐榻下，行晚輩禮，受到極大的尊敬。（選自《世說新語·方正第五·第二篇》
宗世林的“松柏之志”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由於和曹操搭上了邊有了過節，所以宗世林總算“青史留名”給了後人一塊咀嚼品味的饃。
我很佩服宗世林與人交往堅持原則不動搖的一貫性。據劉孝標註引《楚國先賢傳》所載，宗世林年輕時“修德雅正，確然不群，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在當時當地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大家要注意的是，東漢末年皇帝昏聵，宦官專權，朝政黑暗，大批以蕩滌天下、匡扶社稷為己任的“婞直”之士與奸佞諂邪們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三君”““八俊”“八及”“八顧”就是其傑出的代表，當時社會的輿論民情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這些品德修養高尚的士人，把他們目為心中的英雄。儘管亂自上做，但民心並沒有散，道德的大壩並沒有潰決，東漢之季並沒有蹈入大廈將傾之際世風日下的轍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譚嗣同詩所言不虛，《後漢書·黨錮傳》那一串串錚錚響的名字正是那個時代最光彩照人的道德與人格的符號。我推測，生逢其時的宗世林無疑是得到這種時代風氣的浸潤的，儘管他可能沒有挺身而出、“戰鬥在一線”的勇氣與激情，但他注重道德修養，以此為標的擇友授徒，我想應是希冀通過這樣的氤氳能夠對社會的發展多多少少產生一點兒有益的影響，起碼兒也要做到獨善其身、不與宵小卑鄙頑劣之徒握手相交。
曹操是小字兒輩，他“弱冠”的時候，宗世林已經名滿南陽。年輕的阿瞞很想與宗世林有“親密接觸”，可能是出於年輕人對名人的崇拜心理，也可能想通過與名人的交往，借名人的仙氣給自己“宦豎之子”的出身來一條圍巾，但“屢造其門”“捉手請交”卻被宗世林“拒而不納”。原因很清楚，宗世林對曹操處世為人的態度“甚薄”，相當的鄙薄、看不起。其實年輕時曹操為人的“致命缺陷”，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遠不是道德品質的問題。《三國志·武帝紀》言其“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曹操從小就是個另類，既不按照人們所認可的修身標準約束自己，也不規規矩矩地搞些正經營生過太平日子，所以宗世林不想與這樣的人交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你我聲、氣皆不同，坐在一起也是話不投機，沒有共同語言，有交往的必要嗎？
可以想象的出，當時阿瞞內心的失落、尷尬及心裡的窩火，也許宗世林的拒絕恰恰成為曹操個人奮鬥、成就日後功業的動力之一，你不與我交往，不就是看不起我么，老子就是要爭口氣，等將來我發了，我出人頭地了，看你不上趕著巴結我。二十多年後，建安元年(196年)，42歲的曹操官拜“三公”之一的司空，總攬朝政，大權在握(包括生殺大權)，“可以交未？”不是祁求，而是得意與躊躇：總么樣，哥們兒，現在我做你的朋友夠格兒了吧。“松柏之志猶存”，不卑不亢的幾個字把曹操打懵了。怎麼回事兒？這老傢伙莫不是有病吧。松柏傲霜凌雪而不凋殘衰敗，你清高自守，你堅強不屈，把我阿瞞看成什麼人了？但此時的曹操早已過了衝動的年齡，宗世林的這幾個字突然之間讓他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比松柏、比鋼鐵更不易改變的東西，叫操守。
用現在有些人的眼光來評判，宗世林夠迂的，迂到了極點。這麼一個大人物來與你結交，換個人早就拱手長揖笑臉相應了，你還真把你那個名士的虛銜當回事兒，那東西值幾個錢？什麼道德，什麼人格，什麼操守，一旦腦袋搬家，統統化作青煙飛散。好好與曹大人周旋則個，高官、厚祿、府第、僕從……想一想都讓人留口水。有奶就是娘，這曾被抨擊幾千年的“厚黑”之道如今被某些聰明人撿起來擦洗乾淨奉為至寶。沒有原則，沒有標準，沒有是非，不講操守，這些人高舉著實用主義的旗幟在物慾泛濫的潮流里把船劃得飛快。如果宗世林活在當下，保不住要成為孤家寡人啊！
曹操與宗世林最大的區別在於，宗世林以成為聖賢為目標，而曹操則是以英雄來自命，人生追求的差異，使得二人找不到一個切磋的交叉點。宗世林不會為自己所用，曹操心裡明鏡一般，所以宗世林“位不配德”我認為不是因為“以忤旨見疏”，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做曹操的下屬。但擁有天下的雄霸之心，讓曹操能很理性地找到了宗世林這類人的軟肋，即你不為我服務可以，但我要讓你“發自肺腑”地為我的兒子、孫子奔走。於是，才有了曹丕、曹植兄弟二人對宗世林的禮賢下士。以宗世林的通達，應該能看出這兄弟二人幕後的推手是誰。但曹魏代漢后，宗世林還是做了魏文帝曹丕的直諫大夫。
盧嘉錫先生這樣評價宗世林前後的“表現”：“宗承少而薄操之為人，老乃食丕之祿，不願為漢司空之友，顧甘為魏皇帝之臣。魏晉人所謂方正者，大抵如此。東漢節義之風，其存焉者蓋寡矣。”似乎對宗世林的“方正”頗有“保留意見”。
方正，指人的行為、品行正直無邪。我的理解，方正有兩個層次：一是家國天下角度的“大方正”，指的是那些為官耿直、不畏權勢、不事諂媚的大小官員；二是人品格修養角度的“小方正”，指的在為人處世上秉性剛正、行為不苟的士人。漢末朝政動蕩，宗世林不願出仕，“徵聘不就”，他從本質上或者說他的人生觀陳蕃、李膺、杜密等人不在一個集合內，他不會為“澄清天下”而不顧個人及家族的安全，甚至也不會像郭太、賈彪、蔡邕那樣慷慨激昂地批評朝政，做一個“橫議”的“處士”、“抗憤”的“匹夫”。對朝廷的極端失望情緒使他與漢家皇權有一種心理上的疏離，他只想做一架避禍全身、逍遙自適，堅定地在自己奠基的軌道上前行的牛車而已。“不願為漢司空之友”，只是因為你這個司空與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而“甘為魏皇帝之臣”，一個“甘”字可見盧先生對宗世林的鄙薄與不以為然，好像宗承與那個先為漢家臣后做魏司徒、被孔明“罵死”的王朗是一路貨色，這樣的人是絕對稱不上“方正”的！對宗承的仕魏，我想有兩種解釋：一是曹丕當年多次“獨拜床下”的禮賢之舉產生了效果，在宗承的心目中，曹丕堪稱內聖外王的君主，能夠一匡天下給蒼生帶來久違了的安定與太平；二是天下已歸曹氏，曹氏是不允許宗世林這樣修德雅正、頗有名望的賢達散落在野的，“唯才是舉”“九品中正”可不是說著玩兒的。可能因其一，也可能綜而有之，但無論如何宗世林的出仕，沒有背叛漢朝的成分(他既未做官，心理上又與漢有了疏離)，也沒有拋棄自己一貫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他屬於“小方正”，秉性剛正，行為不苟，至於其出仕後為官如何，無史料可稽，但他做的是直諫大夫，以他的為人之準則，以曹丕為君的作風，他想尸位素餐當花瓶都是不可能的。
一個時代士風的形成，受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但人精神追求的向善性與一貫性無疑是決定因素。無論何朝何代，有“松柏之志”應該是一個高尚的人、大寫的人的精神標籤，而讓“松柏之志猶存”需要的是對自己心靈殿堂的不斷裝裱、對精神之樹的細心澆灌。名利的誘惑、生存的憂懼、外在之“場”的催化，都可能讓人懷疑、動搖，產生“我還有必要堅持下去嗎”的天問。這是人之常情，但無論如何不能讓眼睛聚焦於現實的物質誘惑、讓精神戴上沉重的名利之鎖。因為這樣的閘門一旦開了一個小的口子，洶湧的慾望之潮就可能沖毀堤壩，那樣的話，宗承離世幾十年後西晉時那種“士無特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渾濁的場景就有可能在今天的舞台上愈演愈烈，甚至成為當紅的大戲。
人，可能成不了叱吒風雲的、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的風雲人物，可能成不了特立獨行、海雨天風獨往來的逍遙高手，但人應該有一片開闊的、澄澈的精神空間，有合乎天道人倫的操守，有一以貫之的處世為人的準則，我想，這應是常懷“松柏之志”的宗世林給大家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