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改革

改革始於1841年。要點是：①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② 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③為增強幕府經濟實力，穩定財政收入,1843 年9月發布《上知令》（封地調換令），宣布將江戶城周圍10（日）里、大阪城周圍 4（日）里範圍內的大名、旗本領地收作幕府直轄領地。④為避免重蹈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覆轍，緩和同西歐列強的緊張關係，幕府撤銷1825年的《異國船驅逐令》，發布《燃料淡水供給令》，只要外國船只有求，就可以供應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敗。

在幕府改革前後，各藩也進行了改革，其中薩摩藩（鹿兒島縣）、長州藩（山口縣）、肥前藩（佐賀縣）等西南強藩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薩摩藩改革前負債纍纍，出身下級武士的家老調所廣鄉1827年上台後，以賴帳的辦法實際上取消了對三都（江戶、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債務關係。為增加財政收入，致力於引進先進農業技術以提高產量，發展商品經濟，實行紅糖藩營專賣制度。軍事上採用洋式炮術，製造槍炮、火藥。其改革為以後藩主島津齊彬實行殖產興業、充實洋式軍備的政策開拓了道路。在長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風致力於新士風和武士教育，同時壓縮財政開支，以37年為期償還藩和武士借債，以整理借債。緩和專賣政策，減輕租稅，並加強以下關為據點的藩營商業和海運活動，獎勵洋學，採用洋式兵術。在肥前藩，藩主鍋島直正在農村實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專賣政策，並鑄造大炮，建築炮台，以增強軍備。在中下級武士參與並領導下，以整頓財政和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給予日後的樹立維新政權運動以重大影響。

[英文]：Tempō reforms

[解釋]：

日本江戶幕府的幕政和藩政改革。實行於天保年間（1830～1843），故名。1832～1837年，天災頻仍。

改革始於1841年。要點是：①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②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③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敗。

在幕府改革前後，各藩也進行了改革，其中薩摩藩（鹿兒島縣）、長州藩（山口縣）、肥前藩（佐賀縣）等西南強藩，以整頓財政和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經濟和軍事基礎，對日後維新政權運動以重大影響。

天保年間（1830一1843年）幕府及各藩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1841（天保12年）老中首座水野忠邦以回到享保、寬政改革時期為目標，斷然實行幕政改革。近世後期，領主財政窘迫、家臣團貧困，農村荒廢顯著加劇，封建制度的基礎開始動搖。天保年間連年歉收，物價暴漲，各地發生一揆和打毀運動，統治階層內部也發出批判之聲，如大鹽平八郎暴動等。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朝向英國屈服，給日本的當政者以巨大衝擊。因此，為了維持和加強幕藩體制，迫切需要轉變政策。

1836年（天保7年）8月，幕府領地甲州郡內地方爆發一揆，迅速向國中地方（甲府盆地）發展，給幕府以強烈衝擊。郡內是旱田山村地帶，農民靠生產甲斐絹，或從事運輸的收入購買年貢米和口糧。當時恰逢大饑饉，絹價下跌，米價暴漲，運費收入減少，病餓而死者為數甚多。以貧農和短工等下層農民為主體，約三千人的一揆勢力從郡內地方出發，越過笹子嶺進入國中平原地區，鬥爭迅速激化，挨戶搗毀囤積大米雜糧的商人和地主的家。據說參加者達三——五萬人，除甲府外，襲擊近一百個村，三百家富戶，國中地方一時陷入無警察狀態。甲府值勤官吏和代官的兵力無法鎮壓，前來增援的諏訪、沼津藩藩兵用洋槍亂射，才勉強鎮壓下去。被捕者一千一百餘人，其中五百六十二人被處磔刑，處罰空前殘酷。

1836年（天保7年）郡內騷動的第二個月，9月，三河加茂郡九牛平村爆發一揆，兩三天內擴展到整個加茂郡和額田郡，成為席捲吉田、奧殿、尾州三藩和十五個旗本領地、幕府領地的廣泛區域鬥爭。暴動勢力北進下山街道后又進入足助町，一部分直抵舉母城下，沿途要求當鋪、酒店、糧店等當地商人降低物價、廢除借貸契約，對拒絕者加以搗毀。對領主則要求降低年貢定額和物價，停止賴母子講，迫使領主答應。參加者人多範圍廣，發展迅速，對幕閣影響很大。岡崎、舉母、尾州等藩出兵數百人，動用洋槍才將其鎮壓下去。《鴨騷立》記錄了這次暴動，著者是幡豆郡寺津村的神官渡邊政香。政香是西三河的一個文人，學過儒學和平田國學，對這次暴動極為關心，但他把地主和佃農比作父子關係，把暴動勢力視為暴徒，這是受了平田國學的影響。

1833年至1839年（天保4—IO年）連年歉收而形成的全國性的嚴重饑饉。1829年（文政12年）大豐收，但后兩年多冷雨、乾旱、蟲災，接連歉收。1838年（巳年）天時不順，加之凍災和暴雨，奧羽發生大洪水，關東屢遭暴風雨襲擊，當年收成西國僅收三分之一，從中部到東北、北陸或收三份之一，或顆粒無收，出現大荒年，也稱“巳年饑饉”。1834年至1835年同樣歉收。到1836年全國平均收成只有四成。形成慢性大飢荒，僅東北地方死者即達數十萬人。1837年至1839年連年發生蟲災和瘟疫，1840年是平年，勉強維持小康，但歉年一直持續到1843年。因此，米價以及各種物價暴漲，農村荒廢，農民和下層町人妻離子散，窮困至極，各藩領地立即爆發一揆和搗毀運動。幕府採取救濟措施如供給大米、設置救災窩棚、限制造酒、降低零售價格、出賣存米、禁止販運和囤積等。各藩也為應付這一危機，努力確保糧食，因此運住江戶、大坂的大米激減。幕府的救濟措施都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結果，從大鹽平八郎暴動開始，各地接連發生一揆和搗毀運動。幕落體制的社會矛盾暴露，進一步走向崩潰的道路。

1837年（天保8年）原大坂町奉行的與力大鹽平八郎等發動的起義是當時正在激化的各種矛盾的大爆發，它使幕閣的耳目為之震驚，進一步加重其危機感。天保大饑饉時，大鹽再三要求救濟，但未被當局接受，又向三井、鴻池等豪商提出借救濟費六萬兩，也遭拒絕。於是大鹽決心誅伐那些束手無策又無慈悲之心的污吏和貪商。他賣掉藏書五萬冊得一千餘兩，三天內施捨給一萬戶貧民，每戶一朱。同時，急速傳習炮術，籌集大炮、彈藥，準備在2月29日舉兵。他散發題為“致天賜各村小前書”的檄文，與其門下的與力、同心、富農等共同策劃，因一名同心叛變，被迫比預定日期提前八小時行動。他們向貧農、市內貧民、部落民發出號召，舉“救民”大旗，鳴炮前進，燒光大坂市街的五分之一，包括豪商連軒的碼頭等在內。參加舉兵者約三百人，一天內即被鎮壓。但官吏們狼狽不堪，醜態百出，甚至指揮作戰的兩名大坂町奉行都跌落馬下。大鹽潛伏四十天後被發現，自殺而死。起義的規模雖小，但對貧民和貧農的影響很大。檄文被當成臨摹的字貼進行傳抄，暴動被編成戲劇、評書和諷刺時事的民歌而傳遍全國。各地相繼發生自稱“大鹽餘黨”、“大鹽門徒”的暴動，如越后柏崎的生田萬之亂、攝津能勢的山田屋大助之亂和備后尾道、三原一揆等。

也稱鹿兒島藩、島津藩。外樣大名，領有薩摩、大隅兩國和日向諸縣郡的一部分，共七十七萬石，為幕府末期西南大藩之一。藩主島津氏，十二世紀末忠久執政時任三國的守護，以後成為守護大名、戰國大名，到義久執政時，控制了大半個九州。1587年（天正15年）豐臣秀吉平定九州，島津氏領地也削減為三國六十萬五千石。關原之戰時屬豐臣一方，但舊有領地得德川氏承認，1602年（慶長7年）在鹿兒島建居城。1609年出兵琉球，1637年（寬永14年）加封琉球地十二萬石，但控制沖繩諸島是為了進行朝貢貿易。到元祿時代（1688—1703年）加封至七十七萬餘石，直至廢藩置縣。

藩制採取外城制、門割制等獨特的兵農分離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世末期的統治體制。這種藩制的重壓加上火山地帶、颱風等惡劣的自然條件，使生產力停滯，瓦解封建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整個江戶時代，除逃散等消極的鬥爭外，幾乎沒有發生百姓一揆。然而參覲交代和幫助幕府大興土木等造成藩財政的沉重負擔，尤其在島津重豪執政時，財政陷入極度窘迫的境地。1827年（文政10年）在家老調所廣鄉主持下，實行藩政改革（天保改革），中心內容是整理藩債，增產砂糖等土特產，加強專賣，同琉球進行秘密貿易。財政隨即開始好轉。1851年（嘉永4年）齊彬任藩主后，推行藩營事業，如建立洋式軍備、建設藩營工場等。通過這些改革和黨派鬥爭，改革派成長起來。幕府末期壓制激進的尊王攘夷運動，擁立久光，作為主張公武合體的大藩而展開活動。但在薩英戰爭和參與會議分裂后，轉變為討幕派，與長州藩結成薩長同盟，推進武力討幕，掌握主導權，直到明治維新。維新後作為新政府的核心勢力形成薩摩藩閥。西鄉隆盛等一部分人因西南戰爭而被除掉，但政治家、官僚、軍人輩出，與長州藩閥同為藩閥官僚政府的核心。

也稱萩藩、毛利藩、山口藩。外樣大名，以長門阿武郡萩為居城，領地三十七萬石，為幕府末期西南大藩之一，藩主毛利氏。十六世紀中葉藩祖元就以安芸吉田城為據點，領有中國地方十國。其孫輝元與織田信長對抗，信長死後與豐臣秀吉妥協，參加執政。關原之戰時加人豐臣一方，被德川氏減封，領有周防、長州二國三十六萬九千百，定居城於萩。由於這次大減封，長州藩重新丈量土地，甚至把年貢外的雜稅小物成、楮木、鹽田等都算入村高，以增加石高，同時實行國產品專賣制，以補財政之不足。但自1682年（天和2年）以來，屢次發布《節儉令》，削減藩士的知行，增征年貢，但並未解決財政的虧空。第七代藩主重就實行所謂寶曆檢地，堅決推行藩政改革。結果增加三萬石，以此為基金設置撫育方，為以後開發新田和在地方商人協助下實行國產品專賣制奠定了基礎。然而藩債不斷增加，造成農民窮困，因此近世中期以後各地發生百姓一揆，1831年（天保2年）以瀨戶內海沿岸為中心，終於爆發反對專賣的大暴動。以此為契機，以村田清風為核心的改革派上台，計劃緊縮財政開支，重建鄉村的統治。接著，周布政之助等從當時圍繞開港問題的中央政局和海防需要出發，採取富國強兵和重商主義的政策，長州藩很快成為尊王攘夷派的據點。經過1863年（文久3年）8月18日政變及幕府兩次對長州的征討之後，與薩摩藩同為討幕運動的推動力量。1865年（慶應元年）藩廳遷到周防山口，直到廢藩置縣。維新后，長州出身者也是政府權力的中堅，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的決策人物輩出。以後該藩出身的官僚、軍人形成長州閥，在政界和官界中起支配作用。

（1811—1864年）幕府末期的兵學家、洋學家，因提倡開國論被暗殺。為信濃松代藩士，號象山。曾赴江戶從幕府儒官佐藤一齋學朱子學，隨江川太郎左衛門學炮術。他熱心於蘭學，提倡和魂洋才，在江戶神田辦象山書院，培育了勝海舟、坂本龍馬、吉田松陰等門人。因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受牽連。后赴京都，主張開國論和公武合體論，被尊攘派志士刺殺。

在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過程中形成的學派。以朱子學為中心，綜合國學和神道。前期水戶學以德川光圀為中心，追求以往歷史的大義名分，主張尊崇皇室和建立封建秩序，成為水戶藩重要的精神支柱。主要學者有集合在史局的安積澹泊、栗山潛鋒、三宅觀瀾等朱子學家。後期水戶學的特點，是在德川齊昭保護下熱心提倡尊王攘夷論。代表人物有藤田幽谷、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內藤恥叟、栗田寬等，一時成為尊王攘夷運動意識形態的支柱，但基本上沒有發展到討幕論，行動也是觀念論的，幕末開港后，因藩內黨爭失去人材，喪失以前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