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松年

出身於官宦世家。祖父喬人傑為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官至湖北按察使。嗣父喬邦憲為道光十三年（1833）進士，官至刑部給事中。生父喬邦哲曾任遵化州知州。少時隨父居北京。

道光十四年（1834）舉人，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授工部主事，後任湖南鄉試副主考，再遷郎中。

咸豐三年（1853），喬松年曆任松江府（今上海）知府、江蘇蘇州知府，同年八月，他偵知響應太平天國起義而佔據上海的小刀會與蘇州潮勇秘密聯繫，準備起義，便迅速派兵捕殺了潮勇首領，瓦解了這支準備起義的隊伍。不久，又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幫助下，鎮壓了上海小刀會。喬松年由此被擢為道員，獎賜花翎，同時授常鎮通海道。

咸豐六年（1856），喬松年跟隨兩江總督怡良駐守常州，而此時太平軍攻勢正猛，為遏制太平軍東進，喬松年建議對與太平天國有任何聯繫的人予以堅決鎮壓，防止起義勢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牽連遇害。

同治二年（1863），喬松年被任命為安徽巡撫，在第二年走馬到任、駐防臨淮時招募兵勇，重兵設防，加強對捻軍的防範。同年，喬松年、英翰配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對捻軍進行夾擊，致使捻軍重要首領張樂行、蘇天福等人被害，捻軍遭到了極大損失。

同治五年（1866）喬松年調任陝西巡撫，為對付捻軍，他與前任巡撫劉蓉聯手，實行堅壁清野，在大小鄉村築保藏糧，編立保甲，調重兵組成層層防守線，給捻軍的活動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脅，改變了清軍被動尾隨捻軍的疲勞戰術，最終於同治八年（1869）鎮壓了捻軍起義。

作為忠臣，喬松年對清廷耽竭所能。在咸豐六年（1856）江蘇省發生大旱災，喬松年害怕饑民暴亂，便提出賑濟，鼓勵商人將糧食運入江蘇，穩定了災民的情緒。並針對戰亂期間江南地區商品流通不便，便採取了便利可行的鈔票法。咸豐九年（1859）喬松年被題為兩淮鹽運使，他設法招徠鹽商，恢復鹽商貿易，確保了江北大營鎮壓天平天國的軍餉。而隨著天平天國和捻軍起義被鎮壓后，喬松年轉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軍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艱巨任務，使他身心交瘁，於光緒元年（1875）病逝，清廷根據他一生的“業績”，贈其太子少保，謚號勤恪。

喬松年值得肯定是他要求民族自衛、堅決抵禦外侮的立場。帝國主義列強為了擴大在華利益，他們在協助清軍鎮壓上海小刀會之後，又步步緊逼軟弱的清政府，英法聯軍於咸豐六年（1856）借口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作為清廷忠臣的喬松年聞訊后，怒不可遏，立即上書，請求督兵，以抗擊列強。但由於英法利用近代化軍事裝備的優勢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因而使得喬松年的願望未能實現。

喬松年 《新建金河書院記》

國家文治覃敷，士耽誦讀。庠序之外，郡州邑備有書院以造士。天下書院殆千有餘所，獨吾鄉闕而未舉，邑侯程公來宰此邦，政成民和，四境蒙德，復深念樂育人才，亟謀建書院以教之。鄉人翕然成風，醵資趨事，不逾年而告成，以邑中水名名之曰“金河書院”。予竊維郅隆之世，建長治久安之策者，靡不右文重學，而良吏為政亦率以崇儒興學為先，其故何哉？蓋下之風俗視上所陶成，上以斷擊為治，則民習於爭；上以聚斂為治，則民競於利必；上以詩書為治，然後民漸摩於禮義，而服習於倫常。是故頭會箕斂之法，武健嚴酷之才，非不取快於一時，而以語大道之公、三代之隆遼乎。其無當士者民之表也，未有士窳而民厚者。《禮》曰：“化民成俗必由學”，又曰：“儒以道得民”，然則上之所以治下，與下之所以待治於上，其本原所在，斷可睹矣。且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似細而實重者，深識之士見之真而為之勇，當世庸流或竊竊疑以為迂。至於數十百年後，被其澤，收其效，追溯創始之人，乃嘆其所施設為不可及。以俗吏視書院，必目以細務，置而緩圖。程侯顧毅然為之，既營之於邑城，復營之於清源鄉倘所謂見之真、為之勇者耶。以視子游治武城，文翁治蜀，古今人詎不相及耶。若夫書院之制，固欲士之游其中者，敬業樂群，以成其德，非僅砣石乞為時文，以博區區之膏火。鄉之秀良倘能弦誦是間，蔚成儒范，以追鹿洞鵝湖之軌躅，庶無負賢侯之意。余異日幅巾歸里，與諸長老扶杖游觀，而升堂講論，其為欣幸，又何可量哉。院以孟冬之月落成，余方治軍壽陽，郵寄此文，以諸石，既紀賢侯之盛舉，且最後進之士焉。

形勢的需要將喬松年推上了軍事舞台，但不可否認的是喬松年也是一個正統的儒者。在戰爭餘暇，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同時著書立說。在其《論語淺解》中，喬松年認為治國的根本是對人民實行綱常教育，人人奉行“禮”，便使社會各階層有了各自的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人們便不會產生份外的思想和慾望，更不會舉行農民起義。並希望從各方面加強對孔子的崇拜，以達到穩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統治的目的。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時，喬松年受明清“經世致用”的影響，也贊同講求實用、進行變革的觀點。面對國門被開、社會矛盾迭生的現狀，“天朝上國”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經不能麻醉人們的精神，務實的喬松年同洋務派一樣，主張在中國進行某種程度上的變革，但這種變革只是一點一滴、不觸動政府威嚴的變革。並且主張“君民一體”“民生為先”，反對空洞的口號，提倡切實的行動。

總之，喬松年一生轉戰疆場，為重新整頓清朝的封建統治秩序而效力，為鎮壓太平天國、捻軍起義而奔波，是歷史上反動的一面；但在國家主權面臨外來威脅、民族尊嚴受到挑釁時，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志士，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塑造的一個典型的忠臣形象。

喬松年，字鶴儕，山西徐溝人，清朝官吏。道光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再遷郎中。咸豐三年，以知府發江蘇，除松江，調蘇州。會匪劉麗川據上海，省城潮勇潛與通，松年偵知之，白上官誅其為首者。丁父憂，總督怡良奏留，從克上海，擢道員，賜花翎，授常鎮通海道。六年，從怡良駐常州，署兩淮鹽運使。八年，丁本生父憂，總督何桂清復奏留。

九年，授兩淮鹽運使，兼辦江北糧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總督庚長擅提淮北存鹽變價充餉，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糧台餉銀；復劾庚長在清江聞警猶演劇設宴，迨寇急，倉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實，庚長褫職逮問。又疏論用勇不如用兵，請發京師護軍營暨北五省綠營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蘭西兵入犯，京師戒嚴，松年請赴畿輔督兵禦敵，諭止之。十一年，設江南北兩糧台，仍命松年辦理。敘勞，以按察使記名。

同治二年，擢江寧布政使，仍留辦糧台，擢安徽巡撫。三年，抵任，駐防臨淮。時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竄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潁、宿間設防，奏請雉河集地處交沖，當建縣設官，從之。又奏苗沛霖餘黨自非積惡，請予寬貸；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為盜，飭州縣整頓捕務。粵、捻諸匪自湖北麻城、羅田東竄入皖境，松年移軍壽州，急調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淮森屯正陽關，蔣凝學迎擊於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敗賊於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軍追至合擊，諸賊窮蹙，紛紛乞降，先後凡十餘萬。賊首陳得才后至，為蔣凝學擊敗，服毒死，獲其屍。上飭英翰等移軍進剿，松年請留英翰防皖境，郭寶昌援河南，蔣凝學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戰歿，上命曾國藩督師山東。松年奏：“國藩久治軍務，氣體較遜於前。李鴻章才識亞於國藩，而年力正強，如以代國藩督師山東，必能迅奏蕩平。”疏上，報聞。時捻匪大舉犯皖北，圍英翰於雉河集，國藩遣援軍至，乃擊走之。

五年，調陝西巡撫，前任巡撫劉蓉奉命留陝辦理軍務。時捻匪張總愚竄入陝境，松年初至，與蓉意見不合，奏劾蓉軍政隳壞，留陝無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貪利徇私。十二月，賊逼省城，蓉軍潰於灞橋。六年正月，提督劉松山援軍至，破賊雨花寨，連戰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請師，鮑超軍援陝迄不至，皖軍郭寶昌應調來援，偕劉松山轉戰涇、渭之間，屢捷。總愚窺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趨陝北。六月，總督左宗棠至陝，軍事始有統轄。松山、寶昌等連破賊於北路，至冬，總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東趨，松山、寶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師入衛畿輔，陝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歸。九年，病痊，授倉場侍郎。

十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兩策：一則堵銅瓦廂決口，復歸清江浦故道；一則就黃水現到處築堤束之，俾不至橫流，至利津入海。權衡輕重，以就東境築堤束黃為順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數年大溜全趨張秋，后又決胡堰、洪川口、霍家橋、新興屯諸地，黃流穿運，節節梗阻。惟有盡堵旁泄之路，自張秋西南，沙河迤北，就舊堤修補，為黃河北堤；又自張志門起，至沈家口、馬山頭，築新堤一百八十餘里，為黃河南堤：俾仍全趨張秋，藉以濟運。”下廷臣議行。十三年，奏請裁東河總督，以巡撫兼領河工，下部議，格不行。光緒元年，卒，謚勤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