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堂山石窟

響堂山遺存大量摩崖刻經，是北齊時期最重要的刻經地之一。北響堂第2窟天統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晉昌郡開國公唐邕所寫刻《維摩詰經》、《彌勒成佛經》、《孛經》、《勝□經》，有《唐邕寫經碑》記載刻經經過，該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向來為中外文物、史學研究者所重。 

北齊時期，以鄴（河北省臨漳縣西南）為都城，以晉陽（今山西太原）為陪都。鼓山地處太行八陘之一的滏口陘，這裡山清水秀，石質優良。崇尚佛教的北齊皇帝高洋便下令在此地開鑿石窟，修築行宮，興建寺院，以便於他來往於晉陽和鄴時避暑、遊玩和禮佛。現今，皇帝的行宮早已蕩然無存，寺院也殘破不堪，而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龕雕像卻保留了下來。 

北齊以後，隋、唐、明各代共鑿6個窟，規模都不大，雕刻裝飾也比較簡單。此外利用北齊洞窟內外岩壁還開鑿有不少造像龕，其中隋龕近50個，最早為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唐龕約300個，以武周時期居多。兩處石窟均有附屬建築群，北響堂石窟下方的常樂寺遺址佔地7000平方米，內有宋塔、經幢及宋至民國年間的石碑、造像。南響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樓閣、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響堂石窟外檐，於第2窟門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記述該窟始建及北周滅法等重大事件，是有關響堂山石窟營造史的重要發現。 

1957年建立響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鄲市、峰峰礦區兩文物保管所合作對石窟進行全面調查實測，建立資料檔案，並先後維修了窟群的圍牆及殿宇等附屬建築。1989年開始維修南響堂石窟。 

響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觀大方，其雕藝承前啟後，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史上從大同雲岡到洛陽龍門過渡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研究中國佛教、建築、雕刻、繪畫及書法藝術的重要寶庫之一。

響堂山石窟分南北兩處，俗稱南北響堂寺石窟。兩寺相距15公里，兩處響堂石窟均始建於北齊。當時北齊有兩個政治中心，一是國都鄴（邯鄲臨漳境內），一是別都晉陽（山西太原）。地扼太行山東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兩都來往必經之地。這裡山清水秀，風景美麗，石質優良，將佛教奉為國教的北齊皇帝高洋便選擇此處鑿窟建寺，營造官苑，作為他來往於兩都之間的避暑、遊玩和禮佛之地。此後隋、唐、宋、明各代均在此增鑿。

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景區現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兩層，上層5座，下層2座，自下而上分別為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華嚴洞規模最大，高約4.9米，寬和深各約6.3米，內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故稱華嚴洞。窟內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彌陀佛凈土圖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釋加說法圖和佛本生故事浮雕。位於上層的千佛洞，小巧玲瓏，保存較好。窟頂外壁上方雕覆缽塔，塔端雕捲雲狀山花蕉葉，中雕展翅欲飛的金翅烏，缽頂雕寶珠，兩側各雕八角形寶珠頂柱。窟內三面寶壇上各龕均雕一佛兩弟子兩菩薩，正面龕本尊為釋跡佛。洞壁廣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窟頂微隆，中央雕蓮花，周雕8身飛天，兩兩相對，形成各組對稱的輕歌曼舞的神仙極樂世界。此窟結構嚴謹，雕藝精緻，尤其是外壁的大型雕刻，窟頂的飛天雕刻，都是絕無倫比的藝術珍品。

北響堂石窟位於和村村東的鼓山天宮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從左到右為大業洞、刻經洞、二佛洞、釋迎洞、嘉靖洞、無名洞、大佛洞和兩個無名洞。其中大佛洞規模最大，裝飾最華麗。窟內進深13.3米，寬13米，高11.4米。正面龕本尊是釋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勻稱，莊重敦厚，為響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紋七條火龍穿插其間，雕刻精巧，裝飾華麗，為北齊高超藝術的代表。

響堂山現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響堂7座，北響堂4座。北齊石窟多具仿木結構窟廊，其中南響堂第3、7窟，北響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開間窟廊上方又鑿有大型覆缽、山花蕉葉、剎桿及火焰寶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門兩側雕八角束蓮柱，門額飾以精緻的寶塔、飛天，門側壁淺雕肥大忍冬紋，整個外觀裝飾華麗。南響堂第2窟窟廊檐額上雕五鋪作雙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築中僅有的一例，為研究北朝建築難得的實物資料。

響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齊的佛教造像藝術，是短暫的北齊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藝術寶庫。學術界將響堂山的雕塑藝術譽稱為“北齊造像模式”。

中心方柱塔廟窟：有南響堂第一、二窟，北響堂第四、九（以下簡稱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類同），窟平面方形、平頂，中心為方柱，三面開龕或一面（正面）開龕（北四、南二），後壁上部與洞窟后的山體相連，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禮佛時通行。窟內四壁鑿佛龕，前壁正中為窟門，門上有明窗二，明窗間平浮雕大型帝后禮佛圖（北六）或阿彌陀凈土變（南一、南二），均以場面宏大，場景壯觀為特性。

中心方柱塔廟直接繼承了雲岡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將雲岡繁複、瑣碎的“三層或五層每層三面每面各鑿一佛龕的樓閣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為“三面（或一面）每面開一佛龕”的簡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從而體現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簡的發展趨勢。

三壁三龕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闊為三間四柱，明間正中開窟門，次間各開大龕，龕內雕踏山力士像，明間上部為印度式拱，次間額枋上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結構建築形式的滴水、圓椽、筒瓦等，瓦壠上有八層疊澀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葉覆蓋窟頂，大蕉葉擁托覆缽丘，丘上雕出象徵塔剎的雙層火焰寶珠。窟內平面方形、穹隆頂，正、左、右壁各開帷幕帳形龕，龕內雕一鋪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頂浮雕蓮花藻井及飛天伎樂，地面浮雕大蓮花，蓮花中間置博山爐（南五）窟門兩側刻大番卷草紋和連珠紋，上部刻飛天。

這種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襲了北魏後期龍門產生的三壁三龕窟（如龍門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設壇窟：分方形平面平頂（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頂（南六）兩種，這種窟的主要特徵是四壁設環壇，壇上圓雕造像。正、左、右壁為一鋪五身或七身組合，前壁窟門兩側壇上雕力士像。

這種窟形，在過去的研究中，也將它與三壁三龕窟划入一類，這種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屬於新樣式。隋唐以後的龍門石窟才出現。

從東魏武定末年至北齊後主高緯時期，儘管時間較短（約20多年），佛教沒有多大的發展變化，但畢竟屬於改朝換代階段，統治階級為了表現自己，在各個方面都要改變前代遺風，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響堂山作為北齊皇室開鑿的大窟，更多的體現了這一點。如響堂山最早開鑿的北響堂第九窟（大佛洞），從《資治通鑒》的記載可以知道，（在“東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鑿刻時間在東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卻與同時期（或稍前）的諸多造像大相徑廷，格調異趣。遠的不說，將其與相距僅90公里的安陽嵐峰山東魏武定四年（548年）開鑿的大留聖窟相比，即可見異同。 在高氏開鑿北洞以作陵藏之時，高氏父子則實際掌握著東魏的政權。從這一點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奪權位，改朝換代的野心計劃。（不出三年，便將東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齊）。

這時期佛的造像，形體敦厚結實，表現出北齊民族的強健和豪邁，面稍豐滿，高鼻長目。結跏趺或半結跏趺坐於園蓮座上，衣紋疏宕，成不規則階梯狀佈於全身，佛衣下擺鋪於座面。

聲聞弟子面型與菩薩同，體態渾圓，衣式簡潔明快，下身也與菩薩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風。身體比例上略顯上長下短。

菩薩的主要風格表現在渾圓敦實的體態上，其造型給人一種厚重之感，如南響堂第七窟內的菩薩，面相豐圓，體態健壯飽滿，腹部略隆，衣紋華麗，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貼體，作出水式，頭戴寶冠，寶繒下垂至肘部。另外，北響堂第九窟左龕和南響堂第一窟左龕內的菩薩，充分表現出扭軀斜胯鼓腹，重心落於一腳的特點，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龕）為甚，這不能不承認是開啟了隋唐造像那種“濃艷豐肥”“細腰斜軀三道彎”的先河。

北齊石窟平面方形，平頂，分中心塔柱式與三壁三龕式兩類。中心塔柱式有南響堂1、2窟，北響堂3、6窟等；三壁三龕式有南響堂5、7窟，北響堂2窟等。響堂山的塔柱僅三面通頂，後面鑿成低矮的隧道，三壁三龕窟則在後壁和左右壁各鑿一大龕，壁腳雕寶壇一周。中心塔柱窟以北響堂第6窟（大佛洞）規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窟寬13米，深13.3米，高11.4米。中心柱坐佛高3.5米，是響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窟內各壁鑿塔形列龕共16個，飾垂幔及火焰寶珠，雕飾富麗，龕內青石坐佛為民國初年補置。

三壁三龕窟以南響堂第7窟（千佛洞）保存較完整，深5.2米，寬4.6米，高3.75米。門外兩側龕內各雕一力士，窟內三壁開大龕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前壁滿雕千佛，窟頂中心雕大型蓮花，周繞八身飛天及寶珠，為響堂山窟頂雕刻中的精品。響堂山石窟的北齊造像，面相豐圓，體形健壯，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圓柱狀，衣紋輕薄疏簡，緊貼身軀，已由北魏以線條為主的造型，逐步轉變為以表現形體為主的新風格，有較強的質感，成為北魏到隋唐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各窟從窟龕到寶壇、蓮座、背光等細部都用深淺浮雕刻出多種繁縟而極富變化的圖案紋樣，諸種紋樣配置得宜，密而不亂，產生濃烈的裝飾效果，形成響堂山北齊石窟的一個特點。

響堂山北齊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繼承了北魏的風格，一方面又創造出新花樣。北魏時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紋表現為階梯式，給人一種純樸、粗獷而又生硬的感覺。響堂山在吸收這種技法的同時，又使用了圓刀法進行混合處理，尤其表現在衣紋轉折處更為明顯，（如南七菩薩、北三菩薩）使造像的服飾趨於圓潤，富於真實，在表現造像的肌體上則更多的使用了圓刀法（如北九南龕左菩薩，赤足，屈體，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堅細易雕的石質加上藝匠們嫻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無限的生命力，並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可以說，北齊藝匠在表現人物個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除此之外，響堂山還出現了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這種形式的代表在北響堂第九窟內，環窟室壁腳一周，雕刻題材均為供養人和博山爐，物象內沒有任何雕飾，其細部的表現應用彩繪完成。此外，該窟前壁窟門兩側的“帝后禮佛圖”也是採用了這種方法。石窟雕刻與壁畫彩繪相結合也成為響堂山的一種風格。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是繼承了漢墓中畫像石、畫像磚的傳統，應該與此窟擬作高歡陵墓有關係。

最早對響堂山石窟開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學者長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後三次考察了響堂山石窟。並在日本發表了調查報告。1935年中國學者開始對石窟藝術這一領域開展研究，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考古組徐炳旭、顧頡剛老先生選擇的第一個研究點不是敦煌雲崗龍門等石窟，而是選擇了響堂山。他們帶領學生在南、北響堂進行了拍照、拓片、記錄、整理了有關造像題記，校刊刻經、編製碑目、文字記錄現狀的工作，其後印行出版了《南北響堂及其附近石刻目錄》一書，確認了響堂是以北齊石刻為主的石窟群，這是中國國內研究響堂的最早著作，也是中國對石窟寺藝術研究的創始。 

1936年11月，營造學社劉敦楨繼徐炳旭、顧頡剛之後又考察了響堂山石窟，其主要觀點闡述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同年，日本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也對響堂進行了為期七天的調查，並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一書。其後著名學者王去非，劉慧達、蘇白、馬世長等對響堂山石窟都進行過調查和研究。這是已知的在世界上出版響堂山石窟專著5本，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新中國考古學上第一個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學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論文就選擇了響堂山和鄴城的佛教藝術。此外在美國、日本、義大利、中國台灣、韓國等高等院校也有專事響堂山石窟藝術研究的學者。日本著名陶瓷學者、大阪市立美術館館長蓑豐的愛人蔣人和女士數十年來一直傾心於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研究，並在中國國內外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響堂山石窟藝術不僅深得學者們的寵愛，而且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早在1956年這裡便成立了專門的保護機構——響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周恩來冒雨參觀了南響堂，並對第七窟（千佛洞）內的飛天，伎樂等造像給予了高度讚賞，並指示當地負責人要保護好這處藝術寶藏。因此，在“文革”期間，響堂山石窟免受了災難。1961年，響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3年“響堂山石窟：復原和還原”得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立項並正式啟動。項目的運作從兩個方向同時展開：一是傳統的藝術史研究；二是運用新的數字科技製作三維立體模型，為響堂山石窟和流失的石刻建立一個圖像資料庫。研究中，響堂山石刻和其他北齊時代的美妙藝術令美國人震撼。 

200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獲得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在響堂山石窟內開始數碼攝影，三維掃描工作則由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負責完成，工作重點是北響堂刻經洞。對三維模型進行紋理映射，把模型和照片對應、整合到一起，實現真顏色和實感，完成三維模型。通過信息處理，項目組成功找到了刻經洞北壁主要造像的頭和手，以及佛台上丟失的浮雕；東壁和南壁的兩個菩薩頭也逐漸面目清晰。 

2011年2月26日，一個名為“昔日迴響：響堂山佛教石窟寺展”的特別展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賽克勒美術館盛大開幕，展覽的名字恰好和響堂山的“響”字對應，頗耐人尋味。大約一個世紀以前，位於中國河北省境內的響堂山石窟開始遭受到大規模的盜竊和破壞。流散各地的精美石刻聚集一處重新展出，20世紀以來還是第一次。 

響堂山石窟在藝術和文化上的獨特性和原創性是敦煌石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等諸多大石窟無法比擬也無法取代的。因此在1961年，響堂山石窟與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為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著名學者范文瀾、郭沫若等響堂山石窟藝術均有很高的評價。魯迅先生對響堂石窟藝術也多有偏愛，曾多次在北京琉璃廠購買響堂山石窟石窟造像和刻經拓片精心收藏。並記錄在他的日記中。 

響堂山石窟，位於邯鄲市西南49公里的峰峰礦區鼓山上，分南北兩處，相距15公里。北響堂可以沿著青蘭高速至峰峰磁山口下道，距離北響堂還有5公里即到。 

南響堂在峰峰新市區西紙坊，車程約15分鐘；自駕車，由京深高速公路馬頭出口下，向西至峰峰礦區再沿邢都公路向北即至。也可乘坐邯鄲開往峰峰的小公共或5路公交車，或乘火車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