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金科

30年代，提出震旦紀地槽呈環狀分佈於極區泛大陸周圍和內部的理論。30年代後期對廣西西部開展區域地質調查，證實地質力學理論闡述的廣西山字型構造的位置及形跡。40～50年代，研究頭足類化石和二疊、三疊紀地層，取得突破性進展。晚年領導並具體參與對華南二疊系最高層位長興階的層型以及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的專題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1906年6月10日 出生於河北省曲陽縣文德村。

1932年 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

1932-1936年 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助教。

1937-1939年 春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

1939年夏-1949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0年 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一級研究員，同年參加九三學社並任南京分社常委。

1956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以中國古生物學代表團團員身份訪問前蘇聯科學院，並參加國務院主持的制訂中國科學技術發展12年遠景規劃會議。

1959-1987年 任全國地層委員會第一、二屆常委。

1964-1983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

1977年 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及中共江蘇省第六屆委員會候補委員。

1980年 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4-1987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及中國古生物學會名譽理事。

1987年5月18日 在江蘇省南京市逝世。

解放前：

趙金科，號子銘，1906年6月10日出生於河北省曲陽縣一個農民家庭。他秉性溫和，勤奮好學。由於全家的鼎力支持被送進學堂。1926年他中學畢業，同年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地質系。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他善於學以致用，常利用寒暑假，考察曲陽縣境內的地質礦產。離他家40里有個靈山煤礦，經他考察建議沿礦井向東面延伸可以增加更多的產量。他給當地在黃土里開採漢白玉的人指出採挖方向，消除了採石人怕采完后謀生困難之憂。在大學就學階段，北京大學地質系名師會萃，他深受教益。由於他學習刻苦努力，成績突出，1932年畢業后，被留任助教。他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之餘，充分利用圖書資料等良好的條件深入學習專業知識，努力探索地質學的理論問題。當時“活動論”和“泛大陸”概念對他有廣泛的影響。

1939年趙金科學成歸國。時值民族危機深重浴血抗戰之際，他滿懷報效祖國之熱忱，繞道香港，直赴桂林，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李四光所長會晤，並任該所副研究員。當時因設備條件缺乏，經費不足，不少人離所，而他卻留在該所，與張文佑一道，在李四光領導下，進行廣西煤田地質調查，以解決抗戰期間的用煤問題。同時，全面研究廣西地質及其發展，廣泛收集資料，重點研究廣西山字形構造的形態和發展歷程。他這一時期的工作，深得李四光的稱讚。1942年升任研究員。1944年研究所搬遷重慶，他又與吳磊伯、徐煜堅合作，進行湘黔鐵路的工程地質和沿線的煤田地質調查，他們在條件很差的情況下，風餐露宿，風塵朴朴，為民族抗戰貢獻一份力量。由於他研究工作取得卓越成績，於1945年獲首屆“許德佑先生紀念獎金”。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年底趙金科隨地質研究所遷回南京。這一時期他系統地整理了廣西地質調查資料，完成了一系列的論著。然而，他在回顧抗戰時期的工作時，謙虛而風趣地說“路沒有少跑，文章寫得不多”。其實他手頭上積累了大量廣西的地質資料，由於戰時有更多急於要完成的野外調查任務和調查報告，而暫緩系統論著，這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

解放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懷著對中國共產黨的崇高敬意和信賴，以及對新中國的嚮往，積極參加反遷護所鬥爭，並與在國外的李四光取得聯繫，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迎接南京的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積極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1950年政務院決定建立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他被任命為副所長，1964年任所長，1984年因年事已高，改任名譽所長。從研究所的籌建和各個時期的發展，每一步都傾注了他的心血，為古生物研究所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參加制定國家12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1965年他作為中國科學院代表團成員出訪蘇聯；曾擔任《中國科學》編委，全國地層委員會第一、二屆常委兼三疊系學科組副組長，《地層學雜誌》主編，中國地質學會理事，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名譽理事、江蘇省古生物學會第一屆理事長。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曾任“九三學社”南京分社常委；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研究所黨組成員、第一屆黨委委員，他還被選為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江蘇省第六屆委員會侯補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處於大後方的廣西，人口激增，使本來就缺煤的廣西省，更感到煤炭能源的緊缺。當時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對廣西地質研究工作擬定了兩項計劃：一是進行廣西的煤田地質調查，為抗戰時期解決用煤問題；二是全面研究廣西山字形構造的形態和發展歷程。在李四光領導下，他和張文佑分工合作完成這兩項任務。趙金科在廣西和湘黔鐵路沿線進行煤田地質調查和工程地質工作。他以堅毅的精神，不畏艱苦，在人煙稀少、瘟疫盛行的大瑤山區，一個月內踏遍了八個縣，完成了四幅《1∶10 萬地質圖》的測制任務。

特別是查明了廣西山字形的西翼反射弧和中軸，即出現在大瑤山一帶。查明山字形構造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可以根據山字形構造各個不同的部位的力學特點，指導尋找各種不同的礦產，如煤礦通常在山字形構造的兩翼和中軸之間的部分；弧頂部分常常是內生金屬礦產賦存的部位。由於戰時條件所限，而當時的野外調查任務接二連三，直到抗戰勝利研究所遷回南京后，方得進一步整理幾年來艱辛所得的野外資料和成果，系統地撰寫論文。如，建立廣西地層層序；論述該區地層發育史；與李四光、張文佑合作編製了《1∶200萬廣西地質圖》；從地層發育的角度論述了廣西山字形構造的發育階段；報道了廣西西部早三疊世的菊石新屬。所有這些為廣西地質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37年，趙金科赴美深造時，所研究的化石就是謝家榮采自湖南湘潭譚家山一帶的黃鐵礦化的頭足類化石標本。這是一批保存精美的菊石，這些菊石的縫合線獨具特色，八葉型縫合線具完整的腹葉，以致根據縫合線的“原始”性有人認為化石群的時代為早石炭世；而這些菊石的縫合線的葉基部齒化，是“齒菊石式”，又有人認為其時代應為三疊紀。而實際上這些菊石的時代應該是二疊紀。這表明中國南方二疊紀菊石具有其獨特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趙金科在這一領域裡的開拓是既艱巨而又極富有科學價值。中國南部的晚二疊世地層是主要含煤岩系之一，趙金科善於從生產實踐中找研究課題，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注意到晚二疊世菊石的存在，並採集了部分標本。隨著50年代後期，大規模的區域地質測量和礦產普查勘探的開展，也源源不斷地發現了許多晚二疊世的菊石，經過10多年的搜集，積累了數以千計的標本，分別見於80多個產地，是國際上晚二疊世菊石少有的十分豐富的產地。他曾風趣地說：“研究二疊系中國南方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早年就意識到中國二疊紀菊石具有其特殊性，應對這一研究領域為世界作出貢獻。

1980年前蘇聯外高加索卓勒法地區存在晚二疊世地層，但由於對某些菊石錯誤的鑒定，把一部分晚二疊世的化石定為早三疊世，以致長期認為化石層序有反常現象。50年代後期蘇聯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曾組織專題研究，但仍把一部分晚二疊世地層劃歸早三疊世。趙金科（1965 年）曾首先論證並指出其錯誤。他和他的學生合作將華南晚二疊世頭足類的研究成果寫成專著《華南晚二疊世頭足類》，於1978 年出版。這一專著是世界晚二疊世菊石最系統、全面的文獻。專著中論證了晚二疊世最早期的原始類型和最晚期的進化類型，是在中國南部晚二疊世海域中發生、發展和消亡的一個大型菊石動物群，並命名為“華夏菊石動物群”。這一研究對論證中國晚二疊世晚期的長興階是世界上二疊紀最晚的一個階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地質年代表中，繼二疊紀之後是三疊紀，他在廣西多年的工作中收集了大量三疊紀菊石的材料。這項研究對中國和世界都是重要的。他於1959年出版的專著《廣西西部下三疊紀菊石》，對三疊紀早期菊石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在世界上也是為數不多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趙金科對化石頭足類的研究不僅有上述集中的巨著，而且對泥盆紀、白堊紀各個地質時代，東起沿海地區，西至青藏高原的廣泛地域，都有他的研究成果。足以說明他的學術成就是非常全面的。

趙金科於1932-1936年在北京大學任助教的5年中，除了協助葛利普和尹贊勛等教授的教學任務外，還和高振西一起協助系主任安排、管理該系的日常教學行政以及各班學生的室內課程和野外實習等工作，並投入了大量時間參與地質館的建造設計和室內裝修安排。老地質學家孫殿卿在《回憶在地質系讀書的時候》一文中寫道：“系裡很起作用的還有四五位助教：高振西、趙金科、金耀華、胡伯素等”。

趙金科在60年代多次應邀去北京大學為地質地理系古生物地層專業的師生講授古生物學專門章節：頭足動物，把最新研究成果應用到教學中去，使廣大師生耳目一新。

趙金科還很重視對研究生的培養。自1953年起，他共指導研究生5名，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吳望始就是他早期的研究生，他晚年雖體弱多病，仍指導著研究生。他培養研究生著眼於鍛煉其自由思考和獨立工作能力，在學術觀點上從不強求與自己保持一致，而且極其尊重他人的勞動。他培養的研究生以後都成為各個研究領域的骨幹。由他開創的事業，後繼有人，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加興旺發達，為祖國四化建設作出愈來愈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