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之春
長安之春
唐朝以其開放的姿態,包容外來文明,並以其繁榮的盛況,影響周邊。都城長安,便是這一文化交融的縮影,對於古今中外的人們來說,長安有著一種獨特的魅力,也成為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十分引人關注的對象,近百年來,研究著作頻出。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長安之春》 ,便是這類著作長廊中綻放著光芒的一部,已然成為這方面的一部經典。
長安之春
長安之春
《長安之春》最初被翻譯到中國,是1947年7月《讀書通訊》第136期發表的賀昌群翻譯的《長安之春》著作中的首篇,譯文名為《唐長安之春》。1954年,《舞蹈學習資料·第四輯》發表了歐陽予倩翻譯的《“胡旋舞”小考》。2005年,復旦大學出版的《對中國文化的鄉愁》選譯了《當壚的胡姬》、《驪山溫泉》(《無題二則》之一則)、《長安盛夏小景》三篇。不過至今尚無《長安之春》的全譯本。
在中國關於《長安之春》的介紹,《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4》收錄了宋虹的《一部研究唐代長安社會生活的著作——石田干之助〈長安之春〉評介》,對書中各篇作了簡短的內容介紹。2004年,陳平原主編的《現代中國·第五輯》收錄日本留學生吉田薰的《唐詩與西域交織的中國想象》,認為石田的書滿足了日本讀者的唐詩想象和西域想象,提供了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化的機緣。
以上可以看出,《長安之春》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並不充分,本文將闡釋《長安之春》的內容特色以及價值意義,希望以此為契機,拓展中國學界對石田及其《長安之春》的研究。
《長安之春》看似是各自獨立的篇章,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圍繞“唐代長安文化交融”之主題展開的專題研究,為了便於敘述,可以將內容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關於唐人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活動的考察。唐人聚會燕飲、節日觀燈、夏季避暑等。《唐代燕飲小景》描繪了中國的酒桌文化,囊括敬酒禮節、伴酒樂舞、行酒酒令,還有勸酒用的有趣的“酒鬍子”。《唐代風俗史抄》則對唐代流行的風俗現象,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如上元張燈、觀燈、燃燈,拔河,西域傳來的魔術、雜技、字舞表演等。《唐代圖書雜記》,展現了唐代書店、藏書家、書籍裝訂、藏書目錄等。《驪山溫泉》以日本人竹添井井、桑原隲藏等人的親身遊歷記錄開始,藉助《明皇雜錄》、《賈氏談錄》考察了驪山華清宮的樣貌等,以短小的篇幅對該遺跡作了個人的思考。《長安盛夏小景》則展現了唐人的消夏智慧,冰柱、龍皮扇、自雨亭、涼棚等等一一道來。
另一類是,對於唐代一些群體的關注和考證。主要是女性,《唐代的婦人》洋溢著女性的颯爽英姿,並著重分析了唐代女性不同於其他時代的面貌,如身穿男裝、騎馬、不尚化妝、打球活動。《長安的歌伎》(《唐代風俗史抄》內六篇之兩篇)綜合各方面資料,呈現了長安歌伎的生活。《當壚的胡姬》首先考證唐代長安胡姬存在為事實,進而考證胡姬的容貌和來源。通過對胡姬這一特殊群體的考證,作者引申出唐代長安胡風的盛行,將當時長安的酒客、酒肆、古城的風貌和胡姬的美貌、挑逗的神情描繪出來。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行了引申和推測,指出這一現象在長安以外的其他都市也有存在。當壚的胡姬是胡風盛行於長安的表現,也是其影響到市井平民的體現。唐朝盛世也吸引了各國商人往來貿易,長安以其地理位置的優越和地位的特殊,中外貿易興盛,都市裡多了胡商的身影,文學作品中也刻畫了胡商的形象。石田還有關於“胡商重價求寶”的三篇文章,他從《太平廣記》等各種著作中,搜集了不同的胡人買寶物的故事,並對定風針、夜明珠等寶物作了統計和介紹。
長安之春
“胡旋舞”小考
當壚的胡姬
西域胡商重金尋寶——唐代中國廣為流傳的一種傳奇
再談胡人采寶記
胡人買寶記補遺
隋唐時期傳入中國的伊朗文化
長安盛夏小景
井上靖:我的案頭書
縱觀全書,作者對這些文化專題的探討體現出了兩點特色。
其一,作者以他者的視角審視西域文化對唐代社會的種種影響。也就是說,在結合史料對唐代長安風貌分析考證的同時,作者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其風貌形成的外來因素——胡姬、胡商、胡旋舞、酒鬍子、胡服等,以唐朝長安為代表的繁榮盛世的出現,離不開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對西域文化的吸收。在《隋唐時代傳入中國的伊朗文化》一篇中,作者集中討論了西域文化在宗教、藝術、衣食住等方方面面對中國的影響。
其二,該書是嚴謹考證與生動描寫的完美結合。作者史學專業的出身、白鳥庫吉的指導和東洋文庫的工作等,成就了他紮實的文獻考證的學術功底。該書旁徵博引,註釋頗多,使得本書有著較強的學術性和參考價值。而另一方面,唐詩不僅是作者的史料論據,而且為文章錦上添花。如首篇《長安之春》便是典型地藉助韋莊的《長安春》“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轔轔”開篇,中間為白居易《買花》“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而以白居易《牡丹芳》“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收筆,再現了春季長安的雍容景象,奼紫嫣紅開遍,王侯將相樂游原。
《長安之春》以其獨特的視角、豐富的內容、優美的文筆,在日本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作為日本漢學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為我們呈現了日本人視野中的唐代長安盛況。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有足立喜六《長安史跡研究》(東洋書林,1933)、平岡武夫編《唐代的長安與洛陽·索引篇》、《唐代的長安與洛陽·資料篇》、《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地圖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等。
在中國,與石田的《長安之春》同時期的類似的研究論文集,是向達(1900—1966)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錄的文章是從1926年到1954年。《長安之春》收錄的文章,最早的發表於1928年,最晚的發表於1955年,時間跨度將近三十年。二者的研究視野和步伐也是齊頭並進。值得傳為佳話的是,發表於1936年的《隋唐時代傳入中國的伊朗文化》,在文章末章節附註明的參考之一便是向達1933年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而向達在該篇的胡旋舞考證中,又參考了石田發表於1930年的《“胡旋舞”小考》,並評價道:“胡旋舞,日本石田干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考證綦詳,余愧無新材料以相印證,茲唯略述其概而已。”(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當時中日學界的對話可見一斑。
其次,作為研究中國唐代長安的參考文獻,《長安之春》推動了中國唐朝都城、西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國一些學術機構列出了關於中國唐代長安的參考書目,石田的《長安之春》多在其中,而且實際上該書也起到了這一作用。在後代學者們論及唐代長安的歷史與文化時,很多會援引石田的研究。
再次,《長安之春》成為一些作家在創作以中國唐代為背景的小說時的參考書。井上靖提到他的《天平之甍》、《楊貴妃傳》等任何有關唐代長安的小說,都承蒙了該書的恩惠,這本書對他來說是辭書、參考書。還有作家岡篠名櫻創作的以中國古代唐朝為背景的小說系列作品《月色光珠》,主要參考文獻就包括《長安之春》。不僅是日本作家,台灣龍瑛宗也是根據《長安之春》等創作了小說《杜甫在長安》。
最後,作為一部學術隨筆集,《長安之春》在具有論文的嚴謹的同時也兼有散文的優美,書中論及的各種現象,極具可讀性以及啟發性。該書再版多次,印刷多次,擁有眾多的讀者,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在日本成城大學的新生入學發言中提到,想到春天,喜歡的文章是石田的《長安之春》,並以此勉勵學生學習石田的豐富的內心和創造性的學問。中國陳平原先生也把石田的《長安之春》作為“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課程的九本書目之一,加以閱讀和討論。
《長安之春》是一幅唐代長安的豐富畫卷,希望這樣一部優美的學術隨筆,能喚起我們的閱讀興趣,一起追隨作者暢遊於唐代的長安,也希望它能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展開多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