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斐君

1912年出生於一個商人兼地主的家庭。

1925年隨開錢莊的父親到上海學習，畢業於上海人和產科學校。

1932年，倪斐君在南京康濟醫院任護士長和助產士期間，與湘籍國民黨參謀部次長賀耀祖相識，經賀耀祖的同學、湘籍將領唐生智和葉開鑫出面做媒，他們於1933年結為夫婦。

1935年，賀耀祖出任駐土耳其首任全權公使，倪斐君以夫人身份同行。在兩年的時間內，賀耀祖利用任期考察歐美各國，井週遊世界。所到之處，無不感到中國國際地位之低下，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七七事變”前後，賀耀祖回國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蘭州行轅主任要職，掌管西北軍政大權，斐君隨其赴任。毛澤東派謝覺哉作為八路軍辦事處的黨代表到蘭州，專做賀的工作，並營救紅四方面軍失散和被俘的同志。謝覺哉和賀耀祖同是湖南寧鄉人，在家鄉時，賀耀組就崇拜謝老是秀才，北伐時謝老也做過賀的工作，他們私交甚好。

抗日戰爭爆發后，1927年6月，倪斐君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她響應何香凝先生“各省主席夫人組織抗敵後援會”的號召，首先在蘭州成立了“甘肅省抗敵後援會”，擔任主席，並創辦了《婦女旬刊》，發動婦女宣傳抗日。

1948年畢業於上海東南醫學院。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解放后在全國救濟總會工作期間，她為黨做了不少的工作。倪斐君大力配合協助中共的統戰工作，八路軍辦事處也經其租賃，更有一些刊物也以倪的名字主辦，以減少國民黨的干涉。倪也協助宋慶齡做了許多國際救濟工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賀耀祖在倪斐君的勸說下幾乎於香港最早宣布“起義”，之後抵北京。

1949年10月，倪斐君擔任紅十字會副秘書長全力投入“人民救濟事業”。

1953年率團訪問日本，打破外交僵局。

1966年6月，倪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去非洲訪問。

1966年8月遭殘酷迫害致死。

1912年（民國元年）夏，出生在浙江省鎮海縣離城10多里的一個農村封建大家庭里。這個家庭世代以經商為主，耕讀為輔。她的祖父在寧波開有木行、豬行、錢莊，還在本村僱工種著80多畝旱田。她父親弟兄四人，排行老三，還有姐妹五人。父親和叔父在漢口經營錢莊、百貨店。母親是個憨厚老實、平日少言寡語的農村婦女。

7歲開始上村小學讀書，6年的小學教育，使她通達事理，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當她看到母親受到公婆或其他人欺侮的時候，她便替母親大鳴不平，理直氣壯地和對方論理，因而得不到長輩們的喜愛，被長輩視為家庭中的“叛逆者”；同輩也不敢接近她。惟獨她父親最喜愛這個性情直爽、敢於奮鬥的女兒。

小學畢業后，父親把她帶到上海，並把她送進了上海郊區一所美國人開辦的“曼摩氏教會女子中學”。當時正是五卅慘案后愛國革命運動震撼全國的時候，許多青年學生在街頭遊行示威、演講，痛斥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

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了段祺瑞政府一手製造的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消息傳到上海，斐君聽了悲憤異常，她組織了一部分愛國同學準備上街遊行，遭到了校方的嚴厲斥責和阻止。她氣得伏案痛哭，邊哭邊喊：“什麼博愛、自由，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弄得同學們不知如何勸慰她才好。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927年3月進入上海，學校停課。斐君欣喜若狂，像一隻衝出樊籠的小鳥，跑上街頭，高呼“歡迎北伐軍”、“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此後，她到處打聽哪個學校進步。在眾多同學的推薦下，她決定報考“吳淞鎮中國公學附屬中學”。她在學校發起成立了學生會，並且在上海市教育局備了案。為此，她遭到那位獨裁專制而頑固守舊的校長和那些追隨校長的老師們的嫉恨，他們總想在她身上找岔子，拔掉這個“眼中釘”。可是，對這個學習刻苦、成績優異、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又在學生中間享有很高威信的斐君，他們又無可奈何。

斐君在有著各種壓力而且極其複雜的環境里，經受了鍛煉，終於度過兩年，於1930年踏上了社會。—開始她在南京私立濟生醫院任護士長，經過半年的實習，又回到了上海，在天主教聖心醫院作婦產科助產士。后又返回南京，經朋友介紹到康濟醫院工作。

1932年1月28日，貪得無厭的日本軍國主義強盜們又在上海發動了一場新的侵略戰爭。中華民族慷慨激昂的志士們和英勇抗擊敵人的十九路軍的英雄戰士們，使斐君看到了中華民族的脊樑。當時醫院院長逃離上海，醫院群龍無首。斐君毅然挺身而出，組織一些愛國醫護人員，成立了一支“救護隊”，冒著槍林彈雨，奔赴閘北、江灣、吳淞一線，搶救傷病員。她親眼看到那些滿身鮮血仍在掙扎殺敵的英雄和倒在血泊中為國捐軀的烈士們的屍體，以及沿途經過戰火摧毀的破瓦頹垣，流落街頭的難民。十九路軍以不足5萬的兵力，抗擊敵人10萬之眾；以簡單的槍械，對抗日本侵略軍的新式武器，苦戰30多天，因之震驚中外，喚起子中國人的自信心。

1933年春的一天下午，康濟醫院來了一位特殊病人，是院長的同鄉至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參謀次長賀貴嚴(耀祖)。他因患神經衰弱症來院就診。通過接觸交談，斐君覺得這個人雖性格內向，但那股豪爽勁兒，頗與自己的性格近似，而且氣質不凡，談吐文雅而風趣，舉止靦腆含蓄而大方，她內心深處萌發了朦朧的愛。之後賀耀祖慷慨資助斐君，由她和另一位女同學在南京開辦了“良友產科醫院”。次年(1934年)，為了提高斐君的資歷和技術水平，又幫她進上海東南醫學院深造。賀耀祖如此的關心和體貼，斐君決心以身相許。她幾次徵求父親的意見，均被父親以賀有髮妻，且年齡大斐君23歲為理由拒絕。同時，許多親友也進行勸阻。經過思想上激烈的鬥爭，她最終決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果斷地於1934年春和賀耀祖結婚，但自立門戶，不與其髮妻同住。

1935年2月，賀耀祖奉命出使土耳其，斐君離開了僅差半年就畢業的東南醫學院，隨賀出國，兩人相依相伴，遊歷了歐洲10多個國家。這期間，她最大的收穫是：眼界開闊了，知識豐富了，閱歷增長了。同時，也體會到，由於中國貧窮落後，當時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人走到哪裡都受到外國人的鄙視和欺侮。

1936年8月，斐君夫婦繞道美國回國。1937年春，賀耀祖出任甘肅省主席兼蘭州行轅主任。同年6月，斐君攜次子仁體同住蘭州。未及一個月，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又進攻上海。在國共合作下，中國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組織“婦女抗日後援會”，號召各省主席夫人參加，斐君首先響應並積極奔走呼號。但參加該會的積極分子在各省開展活動時有不少遭到國民黨政工人員的搗亂破壞，斐君萬分氣憤。

當時中國共產黨駐蘭州代表是謝覺哉、彭嘉降。因謝老和賀耀祖是小同鄉，每天夜晚必來賀處閑談，每談必涉及國共兩黨關係與抗日戰爭問題。儘管二人各有見解，爭論不休，有時爭論得臉紅筋漲，甚至大聲喊叫，但並不影響彼此間的感情。斐君總是懷著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靜聽，謝老的談吐猶如流水，明凈、流暢、坦率、生動，極富說服力。久而久之，斐君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始有了一定的認識，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法西斯本質，也看得更清楚了。從而萌發了追求進步的思想。當時儘管賀耀祖的政見是偏袒國民黨，但遇有援助敵後解放區的舉動，他還是肯於幫助。如宋慶齡曾幾次以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名義，用民用航空飛機通過蘭州向敵後解放區運送大批物資、食品。按蔣介石指示，這類飛機，必須報請他批准后才得放行，但賀總是不經請示即予放行。賀與謝老之間的往來被當時駐蘭州國民黨特務機關偵知，告密於蔣介石，賀得知后一笑置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斐君隨賀到達武漢。不久，她又隨賀撤到貴州，由貴州轉到重慶。在賀的同情支持下，她毅然擔任“難民婦女服務團”的領導工作，實現了她為抗日救亡貢獻一份力量的願望。當時，鬥爭十分尖銳，特務多如牛毛，進步人士隨時都會遇到生命危險。但由於她以賀耀祖夫人的身份為保護，不避勞怨，不畏犧牲，大刀闊斧地打開局面，使特務不敢輕舉妄動。

1938年12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到達重慶，一時找不到適當住所，斐君從胡綉楓處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即與曾家岩50號房主磋商，取得房主同意，將一、三樓房間騰出，讓給周恩來和鄧大姐居住。這樣，周恩來夫婦與“難民婦女服務團”同住一幢樓內，樓上樓下，經常有機會接觸。

不久，她參加了“中蘇文化協會”，結識了史良、劉清揚、沈茲九、李德全、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會活動日趨頻繁，接觸面更加廣泛。她遵循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積極為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呼號。日久被國民黨特務注意，但特務們礙於賀耀祖的關係，不敢輕易觸動她。賀耀祖對此也有所耳聞，多次勸阻她，她不以為然。有時賀大發脾氣，她置之不理。國民黨為了拉攏她，曾通過賀耀祖勸她填寫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賀耀祖和斐君雖然在思想上、政治立場上有分歧，但他並不強求斐君聽從他的主張，十分尊重斐君的意志。他坦率地告訴那些勸斐君入國民黨的人說：“信仰是個人的自由，我不能強迫她做她不願意做的事。”

1940年4月，賀耀祖調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會議及國家總動員會議常委兼秘書長。侍從室是專為蔣介石服務的機要部門，既是蔣介石和下屬之間的“聯絡站”，也是國民黨大政方針的“加工廠”，它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可見蔣介石當時對賀耀祖的寵信。斐君正是以此為保護傘，更加積極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不久，史良又介紹斐君與宋慶齡相識，宋對斐君十分器重，讓她協助作社會福利救濟事業。1942年秋，宋慶齡為了援助當時在重慶的一些生活貧困的作家，在七星崗勝利大廈舉辦了一場募捐舞會。斐君積極參加籌備並四處奔波推銷入場券，把一張價格最高的榮譽券賣給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舞會舉行的那天，宋慶齡、孫科，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親臨現場，特務們想搗亂也不敢妄動。

1942年冬，賀耀祖受斐君的影響，失寵於蔣介石，由“侍從室一處”主任的重要職位降為重慶市長，這對於賀是個沉重的打擊。斐君儘力開導自己的丈夫。通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賀耀祖總算度過了這段煩亂、困惑的時期，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所以他抱著心安理得、不與人爭的處世態度，在新任命的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斐君又辦起了重慶產院，干起她的專業。在此之前數年，經李德全介紹，她結識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馮亦代，她和馮亦代又協助陶行知籌備建立起難童學校，推行勞動教育。這所學校就是全國聞名的育才學校。斐君在眾多進步人士的影響下，決心以愛和獻身精神換取社會的進步與光明。

1945年，斐君又和鄧穎超、李德全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她以發起人的身份積極團結各階層民主婦女，推動抗日救亡，爭取民主運動。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赫爾利的陪同下到達重慶。8月31日，毛主席在他下榻的張治中住宅“桂園”(當時毛主席實際住在“紅岩村”，即被人稱作“紅岩嘴”的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接見柳亞子、王崑崙、曹孟君、倪斐君等，就團結問題交換意見。

相隔十多天，毛主席又在“桂園”邀請各婦女團體代表開了一次座談會，斐君代表“中國婦女聯誼會”出席。10月10日，國共兩黨結束了歷時43天的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

《雙十協定》墨跡未乾，蔣介石卻違背協議精神，繼續調動大批軍隊向華北、東北解放區發動進攻。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45年底，賀耀祖被蔣介石解除了重慶市市長職務，打入冷宮。

1946年2月，斐君全家由重慶遷回上海。她除繼續協助宋慶齡從事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外，又通過各種渠道，團結各階層進步婦女，發展組織，組建“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

1946年7月，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兩位先生后，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迫害進步人士和學生。斐君的活動早被注意，於是他們一方面公開制止，一方面對賀耀祖施加壓力，要他限制斐君的活動。斐君不聽賀的勸阻，賀迫於無奈，向斐君提出離婚。斐君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她對丈夫是能夠理解的。

鄧大姐經過耐心地勸慰使斐君又振作起來。同時賀耀祖也在眾多近親好友的批評、指責、勸導下有了悔意，一再向斐君表示歉意，夫妻又重歸於好。

斐君為了緩和家庭矛盾，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又去上海東南醫學院繼續學習深造。1948年夏學習結束，通過一位牙科主任醫師洪明的介紹，到國民黨第二聯勤總醫院工作。斐君到這個醫院工作的目的是：(1)想通過給傷病員治病，廣泛接觸國民黨官兵，相機進行策反工作；(2)這所醫院，醫療技術水平較高，可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

工作半年後，國民黨特務注意上她，派人到醫院裡調查斐君經常接觸的人。由於她群眾關係好，特務抓不到任何把柄，難以對她下手。直到蔣介石下台，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后的一天深夜，特務們以斐君系“共黨匪諜”的罪名，到醫院搜捕斐君兩次，適斐君不在醫院而得以倖免。幾天後特務又去拘捕，事前該院前院長王世誠得知消息告訴斐君，她立即與馮亦代逃到郊區宋慶齡的一位美國友人譚寧邦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賀耀祖由於與何應欽關係密切，在何應欽繼孫科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后，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這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掛銜職務。賀預見到蔣介石政權的覆滅已成定局，他曾勸說湯恩伯步傅作義後塵，走和平起義道路。開始湯恩伯曾表示接受他的勸說，但不久他再次和湯商談此事時，湯的態度改變。賀惟恐湯密告於蔣介石，即匆匆飛往香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衛生部接管了第二聯勤總醫院，斐君回到醫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還邀請她參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

1949年夏，賀耀祖在香港通電起義並發表了反蔣宣言。斐君在上海得此消息萬分高興。她放下包袱，打起精神積極工作。

不久，楊傑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賀耀組在香港處境困難。周恩來立即派人通過與港方關係人士聯繫，將賀耀祖接回大陸。

倪斐君在建國後任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分會服務部長、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常委兼婦女公債推銷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在“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下，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