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旉

陳旉，自號西山隱居全真子，又號如是庵全真子。

生於南宋偏安時期，在真州（今江蘇儀征縣）西山隱居務農，“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穿出入，經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寫成《農書》三卷，真州（今江蘇）知州洪興祖對《農書》“讀之三覆”，並撰《儀真勸農文》附后，引陳旉所說：“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命人刊刻。五年後重校，以正其訛。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年）安徽新安人汪綱刊印。明代收入《永樂大典》。曾傳至日本。

“躬耕西山”，過著種葯治圃，晴耕雨讀，不求仕進的隱居生活。當時一般士大夫都嚮往作官，不屑於務農，陳旉則不然，他終生致力農桑，注意總結農業生產經驗，終於在古稀之年（公元1149年）寫成《農書》三卷。

致治之要，在夫民由常道。欲民由常道，必先使之有常心。欲使民有常心，必先

制之有常產。有常產，則家給人足，養備動時，斯乃能有常心矣。有常心，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輯睦，斯乃能行常道矣。苟無常產，則衣食不給，饑寒交迫，父母兄弟妻子離散，而禮義不率，其能守常心耶？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尚何常道之能行耶？

是故聖王以服田力穡、勤勞農桑為急先務。其所以著為法式，布在方策，教之委曲纖悉，施用於始中終，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者，誠以崇本之術，莫大乎是也。

傳不云乎，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厚②龐純固於是乎成，則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廣，至治之要，其有不在茲乎。

雖然，農事備載方冊，聖人或因時以設教，因事而為辭，其文散在六籍子史，廣大浩博，未易倫類而究覽也。賢士大夫固常熟復之矣，宜不待申明然後知。乃若農夫野叟，不能盡皆周知，則臨事不能無錯失。

故余纂述其源流，敍論其法式，詮次其先後，首尾貫穿，俾覽者有條而易見，用者有序而易循，朝夕從事，有條不紊，積日累月，功有章程，不致因循苟簡，倒置先後緩急之敍，雖甚慵惰疲怠者，且將曉然心喻志適，欲罷不能。知夫聖王務農重谷，勤勤在此，於是見善明而用心剛，卽忘好之，行安之，父敬子習，知世守而愈勵，不為異端紛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羣萃而州處之意也。

陳旉的這篇後序發抒了我國封建統治時期一般重農思想家相政治家的一條根本思想：服田力穡，勤勞農桑，乃是「崇本之術」。他在這裹再一次表明他寫《農書》的用意是要使「民由常道，有常心」，嚴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他認定要作到這點，就得使人民「務農重谷」，「不為異端紛更其心」，永遠甘受封建統治者、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陳旉農書》

陳旉，史書無傳，只知道他自號"西山隱居全真子"，又稱"如是庵全真子"，看

來這是一位道教的信徒。因為要躲避金兵，只能在長江南北奔波，在住地"種葯治圃"。因此，有機緣接觸農夫與農業，為他撰著《農書》創造了條件。 《農書》成於南宋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這時陳旉已經是74歲的老人了。這是我國現存時代最早記載江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的農書。這部《陳旉農書》的篇幅不大，共有1.2萬餘字，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總論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中卷牛說，講述耕畜的飼養管理，下卷蠶桑，討論有關種桑養蠶的技術。三卷合一，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上卷是全書的主體，佔有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卷的牛說，因為牛是農耕的主要動力，在經營性質上仍是上卷的一部分，但《陳旉農書》卻是現存古農書中第一次用專篇來來系統討論耕牛的問題；下卷講蠶桑，也是因為蠶桑是農耕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如此，把蠶桑作為農書中的一個重點問題來處理，也是這本書的首創。

上卷共有14篇，佔了全書的2/3，主要講述水稻的種植技術。光是整地，書中對高田、下田、坡地、葑田、湖田與早田、晚田等不同類型田地的整治都有具體的記載。其中，對高田的記載尤為詳細。他講到在坡塘的堤上可以種桑，塘里可以養魚，水可以灌田，使得農、漁、副可以同時發展，很有現代生態農業的風采。

書中十分強調傳統的"因地之宜"，但又顯現出較強的進取性與能動性。特別是對一些衰田，書中更注重的是改造。

在水稻育秧技術上，書中確立了適時、選田、施肥、管理四大要點。

書中對中耕非常重視，特別指出：即使沒有草也要耘田。書中還對"烤田"技術作了發展，比《齊民要求》更為詳明、進步。

中卷是講述水牛的飼養管理、疾病防治；下卷是講述植桑種麻，其中特別推薦桑麻的套種。這兩卷的篇幅較小，內容不如上卷豐富。

《陳旉 農書》 對完整的農學體系的追求，在上卷的內容與篇次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上卷以十二宜為篇名，篇與篇之間，互有聯繫，有一定的內容與順序，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宜”就是合適、相稱、恰到好處的意思。“夫稼，為之者人也”，農業生產首先是人的事業，《陳旉農書》的第一篇“財力之宜”，強調生產的規模（特別是耕種土地的面積）要和財力、人力相稱。陳旉說：“貪多務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他還借用當時的諺語說：“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進而提出：“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財力之宜”雖然著眼於財力，但落腳點卻在於耕地面積的大小。而耕地面積除了本身的面積大小之外，還包含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地勢即其中之一。於是陳旉在接著的“地勢之宜 篇”便著重談土地的規劃利用問題。地勢的高低不僅影響到土地的規劃利用，同時也影響到耕作的先後遲緩和翻耕的深淺，於是在“地勢之宜篇”之後，接著便是“耕耨之宜篇”。復由於耕耨有“先後遲緩”之別，由是又引出了“天時 之宜”的問題。指出：“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強調“順天地時利之宜”。在此基礎上，再來談各種農作物的栽培，於是有了“六種 之宜篇”。本篇中主要討論了幾種旱地作物的栽培時序問題。莊稼種的好壞，有賴於人，因此農家居住靠近農田，便於照顧耕作，所以把討論農家住宅布置的“居處之宜”安插為第六篇；居處的遠近只是一種客觀，真正要提高土壤肥力還得靠人的主觀努力，這就是“治”。在“糞田之宜篇”中，陳旉提出了兩個傑出的關於土壤肥力的學說，一是“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二是提出了“地力常新壯”的論斷。談到治，自然而然地轉到了人事，甚至於鬼神。於是有“節用”（勤儉節約）、“稽功”（獎勤罰懶）、“器用”（物質準備）、“念慮”（精神準備）、“祈報”（敬事鬼神）等篇，但是，人事的問題不光是個從物質到精神的準備過程，更重要的還是個技術性問題，於是，書中還專有兩篇談論水稻的田間管理和水稻育秧 技術，即“薅耘之宜篇”和“善其根苗篇”。

《陳旉 農書》 從內容到體裁都突破了先前農書的樊籬，而開創了一種新的農學體系。上述十二“宜”和“祈報”和“善其根苗”兩篇所論的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

陳旉的《農書》，對於我國古代農業技術體系的完善有著重要的作用，對於實際的生產更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他積極進取的精神與充分開發的思想，為世人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