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志詩二首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

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

垂露成帷，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艷珠，朝霞潤玉。

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

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柁。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為一段，作者將“大道”與“窘路”對舉，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寬廣的人生道路，不願走狹窄的小道，因為他志向遠大，如同大鵬之鳥，其翼如垂天之雲，不願棲止於卑小之地，以免讓狹窄局促的小路局限著自己舉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開千里之足，超世絕塵，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倏忽之間，令人難以追蹤。“賢愚豈常類”以下六句，說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一套，他認為儘管人的賢愚有別，但並非賢者自賢，愚者自愚，關鍵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則志向高潔，秉性濁則品格卑污，人的命運並非掌握在上天手裡。只不過人富貴了就名登史冊，貧賤者則名不見經傳罷了。酈炎生活的東漢時代，統治者極力鼓吹“君權神授”，宣傳“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酈炎反對“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與官方哲學針鋒相對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兩句，頂上兩句而來，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運，故說貧與富、窮與通若由自己主宰，那麼有志之士也就用不著相面占卜了。此處暗用了戰國時蔡澤的典故，蔡澤在干謁諸侯未被進用時，曾找唐舉相面。唐舉見他一副醜陋不堪的怪相，嘲戲他說：“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說：“富貴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後來蔡澤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奪取了相位。（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由此看來，人的“通塞”最終還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漢初的歷史人物陳平、韓信為例，說明有大志者終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陳平在里社（家鄉），因家貧，富人都不肯把女兒嫁給他。（敖，通“傲”，這裡是被動用法，即“見傲”之意）后依劉邦，為其六齣奇計，屢建大功，封侯拜相。韓信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曾釣於淮陰城后，依劉邦后，軍功卓著，被封為齊王。故詩中說他們“終為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看來酈炎的辭官，並非想高蹈遺世，做一名隱士，而是在宦官貴戚把持政權、朝政日非的桓、靈時代，他對黑暗的現實有所覺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其“志氣”在此。

如果說這一首是從正面描述至人達士的境界，以表現詩人追慕的“大道”，那麼，第二首則筆鋒一轉，對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詩人的嚴正批判態度。詩人開筆深深感嘆，至人達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識得此中奧妙的，沒有幾人。詩人以為，“大道”的微妙處全在“任意”和“適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會有是、非的牽掛；只要順應外物變化，就無所謂可與不可。但“古來繞繞，委曲如瑣”，人們總是為聲名、利祿所牽纏，就像雕鏤的瑣紋一樣彎曲不展。他們思千慮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於保存自身。仲長統在《曠志論》中曾說：“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於入帝王之門哉！”這正一語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奧秘：他們並非真能“乘雲”、“騁風”，不過是不慕勢利、淡泊逍遙，故能超脫於世俗之上。由此反觀前詩，詩人所誇讚的“垂露成帷、張霄成幄”種種奇妙境界，無非是隱身山野、優遊自娛生活的一種藝術誇張罷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種種牽纏世人的憂愁，則可任其煙銷雲散，那釣取功名的“五經”之類，則可四散碎棄、付之一炬。詩人思緒澎湃，筆底頓吐狂言：“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分）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這六句以對仗、排比，一氣奔赴，正如有滾滾驚雷，震蕩於詩行之間。表現出詩人對世人奉為聖典的一切，懷有多麼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難怪元人吳師道讀此數句，不禁喟然嘆曰：“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曰‘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教甚矣”（《吳禮部詩話》）。但正當詩情達到石破天驚之際，緊接著“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東一帶）”二句，詩人又將筆一頓，化為紆徐從容之語，以表現優遊自娛之志。詩之結尾，則承以淡筆點染之景：“元氣為舟，微風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縱意容冶（優遊之態）。”以形象的比喻，展現詩人在天地間縱情遨遊的自得之態，令人讀之心曠而意遠。一場批判“五經”、“風雅”的急雨驚雷過去，出現在結尾的，又是悅目賞心的和風麗日。這第二首之格調，正與第一首相應，最終顯現的，依然是“穆如清風”的幽幽之韻。

從這兩首詩看，仲長統的志向，似乎只在於效老、庄虛無之說，超脫世事，放浪形骸於天地之間。實際上並非如此。仲長統之鄙棄帝王之門，不過是身處動亂之世，激於一時之憤而發的“曠達”之論。在其內心深處，其實是頗想有所作為、建功立業的。所以，後來尚書令荀彧推舉他任尚書郎，他就當仁不讓；曹操請他參與軍事，他便攘臂相從。還“發憤嘆息”，著論十餘萬言，論說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見要遺棄“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對其所述志向，讀者大可不必當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這兩首詩的藝術表現。它們在體式上，雖還用的是四言。但思緒連翩，想像繽紛，放言無憚，不拘典雅之則。在漢代多作無病呻吟的四言詩中，卓然獨立，表現出一種清奇剛拔的風神。這才是難能可貴的。

仲長統（179—220）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西北）人。從小聰穎好學，博覽群書，長於文辭。20多歲后，遊學於青、徐、並、冀之間。他性情倜儻，敢於直言，不拘小節，被時人稱為“狂生”。一些州郡多次請他去做官，他都稱疾不就。到漢獻帝時，尚書令荀彧聞其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之後，曾參與丞相曹操的軍事，但沒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書郎的位置。仲長統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雜論集，共34篇，10餘萬言。后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見於《後漢書》、《群書治要》、《齊民要術》等書中，有輯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