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

釋文（清張弨《瘞鶴銘辨》錄）：

瘞鶴銘並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奞仙鶴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明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厥土惟寧，后盪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國，右割荊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夅岳征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

《瘞鶴銘》是一位隱士為一隻死去的鶴所撰的紀念文字。此摩崖原刻有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然對書者，歷來眾說紛紜，一直爭論不休。這主要是由於銘文只書其號，不寫真名，讓人猜謎至今。主要觀點有三：

一說為東晉王羲之所書，由唐人孫處玄所撰的《潤州圖經》最早記載，故而黃庭堅等學者認為出於王羲之筆下。在鎮江，流傳的也是王羲之所為，王羲之的妻子是鎮江人氏，王是鎮江之婿，再加上美麗的傳說，故而《瘞鶴銘》出於其手，猶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說是為南梁天監十三年（514年）刻，南朝道教首領陶弘景所書。此說最早由北宋學者、書法家黃伯思提出，他認為陶弘景隱居茅山時，晚年自號“華陽真逸”，而銘文也頗有道教口風，此說宋代即得到大批學者認可，明清也有許多學者贊附。

三說書者為唐朝的王瓚。宋張邦基在《黑庄漫錄》云：“⋯⋯觀銘之側，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王瓚所書”。另外還有其它幾種說法，如清程南耕以為是唐皮日休書，還有人認為是唐朝顧況等所寫，對此也各有各的理由。

現代學者們雖傾向陶弘景說居多，但亦未能成定論。

《瘞鶴銘》用筆純熟，體現出成熟楷書的書法特徵，同時也體現出書寫者很好的書法修養。用筆起收有致，撐挺勁健，多用圓筆藏鋒，逆起圓收，飽含篆隸之意，故意趣高古。而在此基礎上，北碑風格的方折用筆也間或出現，增強了其雄健之氣，從而體現了《瘞鶴銘》“意會篆分，派兼南北”的風貌。而且，在用筆上，《瘞鶴銘》與《石門銘》頗為相似，豪逸古樸，深沉凝重，鋒中筆圓，勢若飛動。主筆往往伸得很開，意如盪槳行舟意境幽遠。圓筆藏鋒，卻從篆隸變化而來。

《瘞鶴銘》其結體寬博舒展，變化豐富。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透出“瀟遠淡雅”的韻致。雖為大字，結體舒展卻不鬆散，具有小字結體的謹嚴與法度，緊結茂密。同時，其結體由中宮向外作輻射狀，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儀態大方，似散還合，平中求奇，盡具真率之情，或縱或橫，得字之真趣，錯落疏宕，氣勢寬宏。

《瘞鶴銘》在結字上著實獨具匠心。蘇軾雲“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即大字的結構容易流於鬆散無神，黃庭堅則以此銘的結構作了回應，足見此銘書法結字之妙。每一字有每一字可以玩味的地方，無絲毫煙火塵俗之氣。其平正穩健者如“鶴”“得” “紀” “流”等字，安閑肅穆，平穩持重；其開張放逸者如“禽” “朱” “外” “石”等字，大開大合，收放自如；其縱勢疏放者如“事” “華” “篆”等字，體勢豐偉，氣度豪邁。另外還有一些頗不尋常的結字，極具藝術效果，其錯位者如“胎”，其欹側者如“丹”，其疏朗者如“浮”，其誇張者如“勢”等，可謂獨具匠心。

《瘞鶴銘》該刻石造型不同於其他行列分明的碑刻摩崖字跡那樣將字形大小規整統一，而是大小錯落變化反差很大，有行無列，頗類行草書的布局之法。《瘞鶴銘》中字體大小各異，靈活多變。蕭疏淡遠，寓華美於沉毅，凌空弄翰，得蒼雄之筆力。朴茂雅緻，字形活潑，使章法生動而和諧統一。整體氣象渾凝古樸、舒展自然，運筆以圓筆中鋒為主，弱化提按，在一個字中筆畫的粗細對比並不強烈，但字與字之間有時卻反差極大，如“髴”字筆畫之細，“禽”“固”“仙”字筆畫之粗。轉折視結構靈活變化，忽方忽圓，結字隨意安排，忽大忽小，字形也略微傾側，使得行氣令字跡在上下左右之間相互映襯呼應，看似漫不經心，實則匠心獨運，渾然一器，整體感極好。

北宋書法家黃庭堅：曰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又：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

北宋書法家歐陽修：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

北宋文人蘇舜欽：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南宋書家曹士冕：筆法之妙，書家冠冕。

明代文人王世貞：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

清代文人何紹基：自來書律，意古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貞白《瘞鶴銘》者。

清代書法理論家王澍：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

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寥寥乎數十字之僅存，而兼賅上下數千年之字學。

現代文學家郭沫若：從字體上看，既有真書的形，又保留了楷書的基本筆法，反映了隸書向真書過渡的痕迹。

《瘞鶴銘》是南朝石刻書法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石刻之一。其書法藝術對後世影響很大，為隋唐以來楷書典範之一，被歷代書家推為“大字之祖”。

《瘞鶴銘》是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碑刻，為書法石刻中的珍品。在焦山碑林的所有石刻中，《瘞鶴銘》為第一名碑。它是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也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文物。在中國眾多的石刻中，唯有焦山《瘞鶴銘》和陝西《石門銘》被稱為“碑中之王”。

《瘞鶴銘》一直為書家所看重，自宋代《瘞鶴銘》殘石被發現以來，歷代書法家均給予其高度評價，對它的時代、作者、思想藝術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北宋書法家黃庭堅的大字行楷作品受其啟發頗多。現代書畫家張大千更是因個人性格特徵與《瘞鶴銘》透露出來的筆墨意趣及思想內涵高度契合，以《瘞鶴銘》為基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千體”書法藝術。

《瘞鶴銘》之所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名震海內外，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書，又是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瘞鶴銘》為大字摩崖，原刻寫於江蘇鎮江焦山西麓的崖壁上。北宋末年被雷擊崩落而墜江中，碎為五塊，平時沒入水中，至水枯時方能見到。據《焦山志》載， 《瘞鶴銘》銘文原來有一百六十多字。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冬，曾任江寧、蘇州知府的陳鵬年募工，歷時三月，起《瘞鶴銘》殘石於江中，清理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損缺。”原碑殘石後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移置寺壁間，建亭加以保護。《瘞鶴銘》殘石共有五塊九十三字，其中有十一字不全，分左上石（側立於水，存八字，字跡已模糊）、左下石（為宋人補刻，在仆石之背）、中上石（此石仰面於水）、中下石（此石卧仆於水，字面向下）、右上石（如枕斜連於仆石之上，間隔一石）。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多次上山侵擾，寺里的僧侶將石碑掩藏起來，才使其免遭一劫。1960年，合五石為一，砌入壁間。現於寶墨軒仍有《重立瘞鶴銘碑記》，碑記文中說到：“蓋茲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餘年，沒於江者又七百年。”敘述了石碑“多災多難”的經歷。現《瘞鶴銘》陳列於焦山碑林之中。

自殘石出水置於亭中后， 《瘞鶴銘》拓本即有水前本、水后本之分，各版本字數不盡相同，內容也略有差異，孰是孰非難下決論。水前本因椎拓不易，傳世已鳳毛麟角而珍稀異常，片紙隻字，視若拱璧。故出水后拓本即便字數增多、摹拓精於水前本，然其版本藝術價值仍不能與水前本同日而語。對《瘞鶴銘》全文的考訂前有唐人佛經本和宋人邵亢、張堂本傳世，尤其是清淮陰張弨作《瘞鶴銘辨》，補錄原文達一百六十七字，被視為《瘞鶴銘》較權威的考證。現可查閱的傳世水前拓本《瘞鶴銘》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何紹基舊藏水前拓《瘞鶴銘》廿九字本、秦古柳藏俞復舊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一字本、上海圖書館藏水前拓《瘞鶴銘》四十二字本、鎮江博物館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三字本、清劉墉舊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八字本。

《瘞鶴銘》最早見於唐孫處玄《潤州圖經》中著錄，后自宋以來，著錄甚多，如趙明誠《金石錄》、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王昶《金石萃編》等。

陶弘景（456──536年），丹陽秣陵人，生於南朝士族世家，遠祖乃“三國”時期“三讓徐州”的陶謙，祖父陶隆善和父陶貞寶均是書法名家。陶弘景五歲學書，二十歲時已讀書萬卷，得齊高帝賞識，后隱居於句容華陽，晚號華陽真逸，工書法，為梁琥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書法鑒賞之事，多與之商討，故有“山中宰相”之稱。作品有《二牛圖》《華陽陶隱居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