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國

庸，中華古國名。古庸國所處的長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發祥地，與黃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樣，同是中華文化之搖籃。古庸國曾經盛極一時，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西南一帶），《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

庸作為國名首見於《尚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由此可見，庸國是當時武王討伐商紂聯軍的主要部分，排在蜀，羌等國家的前面。

當時庸國的疆土比早期的周宗姬封侯國還大。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時，最大的宗姬國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而古庸國，則是一個橫跨長江至漢水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

庸國包括麇（jūn）、儵（shū）、魚、夔等附屬小國，其東部含古麇屬地，東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張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縣，今巴東、興山、秭歸、建始等縣，是古代夔國的領地，當然也是庸國所屬。歷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歸人，其先祖就是庸國的一位國君伯庸。

事實上，商湯至周早期的庸國疆土還應包括現今的荊州市及荊門市的南部到今鍾祥一帶。楚國國都原本在丹陽（今湖北襄陽市保康縣、另有河南淅川說）。今天所說的楚國都城郢（現荊州市北紀南城），原本應為庸國所屬，后被楚國侵佔。庸國的南部包括今天重慶的東北地區，含萬洲、開縣、梁平以北各縣。《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四川大寧、奉節、雲陽、萬縣、開縣、梁山（今重慶梁平）皆其地也。”庸國的西部應包含現今的陝西省漢中市大部分屬地。《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也就是說，漢中原本是庸國屬地。庸國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鄖西縣、陝西旬陽縣及商洛東部。鄖西縣古稱上津縣，隸屬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環宇記》、《輿地紀勝》都說，金州“於周為庸國之地”。在史書的記載中，陝西商洛一帶在夏商時期的歸屬並不明了。大概其東部部分地區也屬於庸地。據《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丹鳳、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係。

庸國在春秋之前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歲月，其建國歷史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庸國在夏時，或最遲在商時就已經成了較為統一、相對穩定、中間無間斷的國家。如果從夏時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歷史，如果從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歷史。

《史記·周本紀》載：周文王死後，他的兒子發繼位，是為武王，遷都於鎬（在灃水東）。這時，商紂王正在對東夷用兵，損耗很大，國內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據《牧誓》，在這種情況下，周武王聯合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和方國，並親率“戒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庸列於八國之首，應為西土大國。古籍中庸、鄘為兩個國家，庸立國早於鄘。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土封侯”制。周天子把國都附近的地區劃為王畿，由王室直接統治。王畿以外的廣大地區分封給許多諸侯，各建邦國。牧野一戰勝利后，周武王將商的王畿劃分為邶（朝歌以北）、鄘（朝歌以南）、衛（朝歌）三個區，並由武王之弟管叔鮮駐衛、蔡叔度駐鄘、霍叔處駐邶分別進行統治並監視武庚，史稱“三監”。武王罷兵之後，仍回到鎬。可見庸建國先於鄘，在商朝即有之，而鄘始於西周的劃分王畿。西周“分土封侯”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為周王的同姓(姬姓)親屬，二為功臣，三為古帝王之後，實際上是其他一些較強大的部落和方國首領。《荀子·儒效篇》曰：“周初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參加武王伐紂、列為西土八國之首的庸國是否封侯，未見史料明確記載，但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料記載中可以確認庸仍為西土大國。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疆域廣大的庸國並非是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地位、聲望都很高。說“楚之附庸”，說庸人就是楚人，有的歸其為“諸巴之一”，其附屬之說實屬對歷史的誤讀。相反很多西南少數民族國家附庸過庸國。

庸國在商朝時期，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歸集在庸國的麾下，這與庸國在當時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威望是分不開的。

庸國不僅國力強大，其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為伯爵，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古庸國國都所在地的周圍的地域，現今竹溪、竹山，極其相鄰地區平利、鎮坪北部、旬陽、鄖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現代漢語均歸屬一個方言區。這一方言暫以竹溪方言為代表，這種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過程。一個氏族、一個部落的方言能夠穩定下來，並延續不斷的同化外來人口的語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話的形成，並且能長期延續下來，而且周鄰地區方言與竹溪話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異，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國語言文化的影響。

庸國喪葬文化的獨特之一是岩葬，即“懸棺文化”。懸棺一直是史學家研究的重要課題，有些迷底長期無人揭開。古庸國人有岩葬文化的傳統，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進岩屋內，沒岩屋的地方將懸崖鑿個洞穴放進去。在竹溪河流域，兩岸懸崖上至今仍保留著一些洞穴，當地人稱之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鎮洛家河一洞穴中還發現了完整的人骨。這些洞穴即古人喪葬之用。當地還流傳著一種傳說：古人見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蛻一層皮就變年輕了，覺得不公平。請求上天變“人死蛇蛻殼”為“蛇死人蛻殼”。上天答應了請求。於是人老了睡進洞中蛻一層皮又重返年輕。不料這樣下去人滿為患，古人只好又請求上天恢復原樣。以上的民間傳說與竹溪岩葬風俗有緊密聯繫，老人洞事實上就是老人死後的喪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風行岩葬，後來變為人造洞穴，再後來逐漸演化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屍體大多年長月久風化煙滅。岩葬文化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甚至到現代其風俗仍未完全破滅。庸人有岩葬的風俗，就不難解，庸國立國千年，為何未發現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團。

庸國喪葬文化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打夜鑼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鑼鼓一般有兩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鑼，圍著欞柩邁著慢慢舞步，邊走邊唱，一應一對，或后隨一人跟唱。發現於神農架林區的《黑暗傳》，現被稱之為漢民族第一部敘事史詩，實際上是流行於江漢中西部地區民間的打夜鑼鼓歌詞唱本。《黑暗傳》不是出在某人某時某地，而是古庸國人世代文化延續的結晶。

古庸國是中國巫文化發祥地之一。長江三峽的巫山古稱靈山。《山海經·大荒西經》稱靈山有十巫，今已被證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後，十巫中最強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個“巫咸國”（在今天的巫溪縣一帶）。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醫道，巫咸除精通醫道外，還精通天文、樂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醫道、天文、樂器等，對中華文明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庸國所屬江漢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記載。至今這些地區仍然保留著許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術也基本相同。這些巫術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藥文化。鄂、渝、陝邊境地區民間中草醫頗具地方特色，積累著寶貴的經驗。這恐怕同上述巫術一樣，與古代庸國巫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是分不開的。

庸人還能歌善舞，併發明鼓等樂器，因此古人有時將大鼓稱為“庸鼓”。庸人善於歌舞，在《詩經》中可見其端倪。《詩經》中《江漢》及《墉風》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風。世有“吉甫作詩”之說，尹吉甫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國的附庸之地麇國。庸國的歌舞後來發展成山歌、戲劇。兩竹高腔、薅草鑼鼓、鬧房花鼓調，主要源頭就在古庸國的歌舞。

早在商、周時期，庸國人就發明了茶葉和生漆，並將茶葉、生漆作為貢品。作為庸國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確少見茶葉的歷史記載，但並不等於這裡就不出產茶葉，也不等於庸國不是中國茶葉文化的發源地之一。《華陽國志》中所記：“上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皆納供之。”其所說的漆、茶葉產地“巴”，實際上包含庸國的三峽地區，即後來的峽州、夷州等地。在三峽一帶，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繼承。陸羽在《茶經》中稱：“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經》所記載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峽州即全部或部分為古庸國屬地。《廣雅》曰：“荊巴間採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庸國還是中國鹽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古庸國的富強與其地產鹽有很大關係。早在夏商時期，庸人就開發了鹽泉，用以煮鹽，並打開了通往楚國、秦國等地的鹽道。秦地少鹽，楚滅庸后佔領了庸人的鹽泉，籍以控秦，秦國則派白起佔領了魚邑之地，奪取了鹽泉。據史書記載，秦楚戰爭，首先就是從爭奪庸人鹽資源開始的。

在科技方面，庸國盛產五金，是鑄鐘大國，掌握著先進的青銅技術，因此又被稱為“鏞人”。商代的許多鼎器、大鐘都是庸人的傑作。同時，庸人又因善於築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周朝統治者就曾請庸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陽王城公園一帶）建造都城，竹山縣古庸方城遺址的城牆歷經3000餘年風雨侵蝕，仍然屹立不倒，這些足以證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確實高超。

伐楚

《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公元前611年）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今房縣南、神農架東南地區，《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七湖廣五房縣房山條云：“阜山在縣南百五十里。”），師於大林（今湖北省荊門市掇刀區響嶺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灌溪鎮陽丘村），以侵訾枝（今湖北省宜昌區枝江市）。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今湖北省宜昌區枝江市境內），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今湖北省宜昌市當陽縣與荊門市掇刀區之間）。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均縣鎮）。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今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稗、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漢江南側），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鎮官山河），子貝自仞（今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區小川鄉伏龍山），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公元前611年）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今房縣南、神農架東南地區，《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七湖廣五房縣房山條云：“阜山在縣南百五十里。”），師於大林（今湖北省荊門市掇刀區響嶺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灌溪鎮陽丘村），以侵訾枝（今湖北省宜昌區枝江市）。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今湖北省宜昌區枝江市境內），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今湖北省宜昌市當陽縣與荊門市掇刀區之間）。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均縣鎮）。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今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稗、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漢江南側），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鎮官山河），子貝自仞（今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區小川鄉伏龍山），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白話

《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公元前611年，楚國發生嚴重的飢荒，西戎從西南方向殺來，到達東南部的阜山，在大林會師。然後再從東南方向殺來，到達西南部的陽丘，以便聲東擊西肆意侵犯枝江。庸人率群蠻背叛楚國。麇人率領成百濮族匯聚在選。準備討伐楚國。於是申、息兩國的北城門不開啟。楚人打算遷都到阪高。大將蒍賈說：“不可以。我們能去，戎寇也能去。不如討伐庸國。他麇人與成百濮族，以為我方飢荒不能出師，故此討伐我們。若我出師，必定畏懼而回。成百濮族離開居所，將會各自跑回自己的家鄉，哪還有心為別人著想？”於是出師，大概有五天，成百濮族就散了。自那以後，賑濟糧食並吃同樣的食物，派盧戢黎領兵侵入庸地，到了庸國都城。被庸人逐出城。其子盧揚窗被囚禁，三夜后他逃了回來，說：“庸軍人眾，不過是一群蠻戎聚在一起，不如再派大軍，並啟用大王的衛兵，合力進軍。”師叔潘尪說：“不可行。你再相遇要讓他們感到驕傲，對方驕傲我方憤怒，而後才可以攻克。先王楚厲王蚡冒也就是這樣征服陘隰的。”後來又與庸軍相遇，此次碰面均敗北，唯有稗、鯈、魚三族群在追擊楚軍。庸軍說：“楚軍不能力與他們戰鬥了。”因此不加以防備。楚人乘驛站馬匹在臨品會師，分劃為兩組隊伍。子越椒率先頭部隊走石溪水道，子貝率後續部隊走仞山小道，前去偷伐庸國。秦軍、巴軍跟從楚師，諸群蠻族加入楚人陣營，最終滅掉了庸國。”

本來楚國的亡國危機轉變為侵略者的亡國之路，楚莊王派蔿賈領兵抗庸，聯合秦巴兩國圍攻庸國都城上庸，迫使庸軍撤軍，化解了戰事危機，還讓庸國付出了亡國的代價，貪婪的秦國和眼急的楚國連同巴國一起瓜分了庸國。滅庸后，楚置上庸。

梁啟超曰：楚莊王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無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上庸作為戰略要地，於秦楚之間幾易其主。

《資治通鑒·周紀三》載：赧王三年（前312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所割兩城中，有上庸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通過秦楚和談，秦國將上庸之地還於楚國，楚分置上庸郡和漢中郡，上庸郡治上庸，漢中郡治西城(今陝西省安康市)。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秦伐楚，取楚之黔中，並用交換方式以黔中換取了上庸和漢北地。秦用上庸作為水陸並進攻取楚都的戰略重地，《鄖陽府志》載：唐朝時上庸農夫修塘掘出“白起伐楚由此趙兵”。

《史記·秦本紀》載：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順漢江而下，直取鄢(今湖北省宜城縣)、鄧（今湖北省襄陽縣）等楚之腹地；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迫使楚遷都於陳。上庸設縣一般認為始於秦始皇，實為楚莊王滅庸之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在庸地設上庸縣，隸漢中郡，屬梁州。是年，在庸地建保豐市。但據張培王《鄖陽古國》考證：公元前616年楚滅麇，於錫穴建縣；公元前611年楚滅庸，於庸水置上庸縣，因庸在楚北，古人認為北為上，故稱上庸縣。上庸設縣一般記載始於秦朝，若從楚國設縣的歷史研究來看，應在楚莊王三年(前611年)。可見楚滅庸前，庸為國；楚滅庸后，庸設縣。古庸國遺址應在長江之北，漢江之南，堵水之濱，今竹山縣西南的田家壩兩河口，即堵河幹流的起始點。

《竹山縣誌》(1865—1993年)載：堵河，史書稱堵水，一名庸水，亦稱武陵水。堵河北源竹溪匯灣河，南源官渡河。堵河幹流自兩河口東流經田家壩、潘口、城關、三台、樓台、文峰，至滄浪鄉庵場村尼姑河口出境，在鄖縣遼瓦鄉西流河口注入漢江。《水經注》：堵水又東北經上庸郡，故庸國，《春秋》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經方城亭南，東北歷嵾山下，而北經堵陽縣南，北流注漢水。

從中國歷史地圖標示看，古庸國故址位於今竹山縣西南部的堵河南北兩大支流的交匯口。實地察勘，田家壩鎮分為南、北壩街，我們在北壩村看到了“北壩窯場遺址”。這裡地處苦桃河與堵河的交匯處的二級台地上，面積約5000平方米，考古人員曾在此發掘到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幾個不同時期的文化遺物，有局部磨光的石器和鼎、鬲、豆、罐、盤等器型的陶器。同時在田家壩鎮的觀山坡發現了規模7200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的“姚園遺址”，在田家壩鎮發現了規模50000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黃土坡遺址”和規模2500平方米的漢代“南壩遺址”，以及規模40000平方米的漢代“腰店群墓”。而且在其西邊有春秋時期的“楚子墓”，在其東邊有新石器時代的“霍山遺址”。由上述可以確認：古庸國故址應在堵河幹流經田家壩鎮與苦桃河匯流後向東的大河彎處，這裡有“三面際水”、“北壩窯場遺址”、“桃園遺址”、“黃土坡遺址”等等。

史載公元前1059年，周請庸人築都於洛邑，今竹山縣文豐鄉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遺址的城牆歷經三千餘年風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的確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稱的最早飲茶的先民，“茶風源於巴山楚水間”。然而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庸人的軍事藝術水平，“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古代戰事考》）。

商代，庸為侯國。定都於竹山城東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載：“方城天險之保障”。《民俗博覽》載：“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在商代崇尚巫風祭祀的時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張揚。

至周代，庸國因率群蠻伐紂有大功被封子國。《尚書》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滅商之後，庸國以軍事實力成為南方群蠻的領袖，疆域也拓展為佔有今陝西的山陽、鎮安、柞水、安康、漢陽、紫陽、嵐皋、平利、鎮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節，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神農架、興山、秭歸、巴東等縣，即整個秦巴山區的大部為庸之轄屬。國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時代，庸國與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的崛起，西牽制秦國的擴張。庸人主要的敵人是楚國。楚國後於庸而崛起，有代庸而為“百濮之長”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