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鎬

1910年1月21日出生於湖北省羅田縣三里橋鄉七里沖周家垸一個農民家庭，此地現為鳳山鎮老塔山村，其家世代務農。

14歲時全家節衣縮食，送他考入武漢私立成呈中學讀書。

1927年畢業。

1928年桂系第四集團軍在武漢創辦隨營軍校，周鎬考入該校步兵科(該校后改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

武漢分校被蔣介石分子掌握以後，加強了對學員的蔣化教育和控制，周鎬十分不滿。不久在一次政治測驗中流露出反蔣情緒，懷念鄧演達、惲代英以前主持武漢分校時的政治活躍氣氛，而且拒不認錯，故被認為思想不純遭學校除名。他遂經同鄉介紹，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軍，任下級軍官。淞滬戰爭以後，第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往福建與紅軍作戰。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為骨幹，領導發動了“福建事變”，受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嚴厲鎮壓，兩個月旋告失敗，第十九路軍亦被撤銷。周鎬乃脫離所在部隊，取道上海欲返回家鄉，但途中被國民黨特務追蹤，到漢口下船時，即以“共產嫌疑”為名遭到憲兵警察的拘捕。意外地是負責審訊的一位憲兵長官與周鎬有舊交，竭力勸周鎬以黃埔出身，何不加入軍統?並告知過去一切可以不究，還可保證無罪開釋。周鎬念及舊交及目前處境，被迫同意試試。

1935年周鎬正式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供職，任武漢站站員。不久因在同事中有激進言論被軍統逮捕審查，送至南京洪公祠1號，后幸經軍統局核心成員“十人團”之一的周偉龍保出。這次被關押的經歷，對周鎬在軍統內步步高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軍統內部，誰都知道周偉龍與戴笠系生死之交。周偉龍能保周鎬，自然令周鎬感激不盡，但周鎬也因此受到重用。

1936年戴笠派其為軍統貴陽郵電檢查所所長，翌年又調任廣東稅警總團查緝股組長，暫編第八師(由廣東稅警總團改編)諜報隊少校隊長。

1940年任軍統廣東省督察。

1941年又調回重慶軍統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長。這些職務多是一些肥缺或重要關鍵崗位。這時周鎬已是軍統內比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1943年初，周鎬身負戴笠重託，化裝成商人，同譯電員李連青攜帶電台從四川經湖南，再由軍統局京滬區區長程克祥陪同，輾轉到了安徽南陵。然後，周佛海內弟楊惺華委派汪偽財政部警士隊隊長楊叔丹，專程將程克祥、周鎬等人秘密接來南京。程克祥轉道上海，而周鎬及譯電員李連青則被安頓在南京評事街一位與重慶有生意往來的商人家裡，等候周佛海的接見。

時間一晃半年，周佛海卻穩坐釣魚台，紋絲不動，周鎬乍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半年閑居使他有空到大街小巷四處轉悠，也藉此機會認識並結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後來介紹他加入共產黨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時任汪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情報局上校軍官的徐楚光，後來成為他隨從副官的南京市車輛管理委員會職員姚紫雲等人。在熟悉了周圍情況以後，周鎬就在長江路174號另租了一處房子，從評事街搬過來獨住。

1943年7月的一個下午，周佛海終於接見了周鎬。據周鎬後來說：周佛海之所以此時接見我，完全是因為他家中原來的地下電台暴露，無法與重慶進行電訊聯絡才予以安排的；同樣，周佛海半年多時間按兵不動，也正是他觀察動靜的時間。

原來周佛海的官邸－－西流灣8號的地下室，早有一部與重慶聯絡的秘密電台，這是在1940年夏，周佛海領導下的汪偽特工部門破獲的一架軍統地下電台。說來也挺有趣：這架電台被破獲后，在周佛海的控制下，沿用原來的呼號密碼，繼續與重慶方面“保持聯絡”，互通“情報”，竟有一個多月，重慶方面未察覺出來，待軍統方面發現破綻后，擬停止電台工作。可周佛海豈願輕易放棄這個與重慶接上關係的機會。9月11日，他親擬一電文，請戴笠轉呈蔣介石，電文措辭十分親切誠懇。戴笠正需要在汪偽政權中物色一重要人物作為爭取對象，雙方利益相關。此電文拍發后不久，在軍統的默認之下，周佛海將這架電台由揚州路遷往自己的官邸西流灣8號。為表示自己的態度，電台仍由原來軍統人員掌握，由他供給情報和工作人員的吃穿費用。

周佛海當初與重慶方面發生關係，是得到日本侵華當局默許和私下支持的。但他背著日本人和汪精衛，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務系統里另搞一套，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別是1942年以後，周佛海除電台往來外，還秘密和戴笠互派使節。重慶、南京之間往來過於密切，這當然引起了日本特務機關的懷疑，特別是國民黨和汪偽特工有接觸的時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首當其衝的是，周佛海西流灣8號家中的地下電台被日本情報機關偵察出來，並受到監視。當這一情況由周佛海的日語翻譯彭盛木(台灣人、軍統特務)透露給周佛海時，真令他吃了一驚。周佛海沒想到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電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監視。他不露聲色來往應酬，像無事一樣，暗地裡卻緊張地一面布置軍統電台工作人員從揚州路住處撤離，一面考慮家中電台的處置辦法。在一時無可靠轉移之處時，又果斷地決定毀掉電台。以無意失火為幌子，讓自己的官邸與電台一起付之一炬。這樣，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燒掉了日本人對自己懷疑的禍根。周佛海在其1943年1月11日的日記中，曾對此次官邸失火有記載。事後，周佛海又不厭其煩地寫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題為《走火記》，敘述此次官邸失火的經過和感想，刊登在汪偽中宣部次長章克主辦的《大公》半月刊1943年1月號上，靜觀社會輿論和日本人的反應。

過了幾個月時間，人們淡忘了失火之事，日本人也無什麼動靜；周佛海才決定召見周鎬，並將這一內幕情祝請周鎬轉告戴笠，既是感激軍統在關鍵時刻通風報信的救命之恩，也是向蔣介石表白，他已經完全倒向了重慶國民政府一邊。

周鎬與周佛海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汪精衛的迎賓館(即孫科1928年任鐵道部長時的官邸)，這一次見面給周佛海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認為周鎬“人極溫健，且有見識”，十分可靠。周鎬也轉告了周佛海的老母親及其他親戚的近況，並告知他來南京時戴笠所交給的工作任務，還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個有公開身份的職位。周佛海滿口答應。為了表示他對軍統的親切熱情之意，周佛海一個電話請來了李順昌呢絨服裝商店的裁剪師，當場給周鎬定製了六套全毛高級中山裝和大衣。他對周鎬說：“先換換裝，工作安排以後再通知你。”

幾天後，周佛海派人從周鎬處取出電台，運往上海放在其內弟楊惺華的一處秘密地點，由重慶方面另行派來譯電員並攜帶新的密電碼和呼號進行工作，隨周鎬同來南京的軍統譯電員李連青，被安置在南京商會裡做了個小職員。這部電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當時是有考慮的。他認為，南京的日偽情報機關多，稍有疏忽就會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場，五花八門的電台很多，利於隱蔽；滬寧之間，交通方便，火車當天即可往返，情報遞送是十分及時的。

不久，周佛海將周鎬安插在汪偽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處第六科任少將科長。周鎬立刻走馬上任，同時開始著手組建軍統南京站。1937年軍統在撤離南京前，曾建立過南京區，並置有電台，但南京一淪陷這個組織就叛變投敵了。以後軍統在南京的組織，規模都較小，也不敢怎麼活動。周鎬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設八個組，是按當時南京的區域劃分設立的，活動各有側重。每個組設聯絡員(組長)，組與組之間沒有橫的關係，只與周鎬本人或其副官發生關係。約至1943年底，南京站組建完成並開始活動，周鎬任站長。沈三北、劉振漢、張作安、楊叔丹、王捷三、洪俠等人為組的負責人。

軍統南京站系淪陷區的大站，周鎬身負重任，被戴笠提升為軍統少將，成為軍統內的高級特務之一。周鎬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擔負周佛海與重慶的情報聯絡工作，搜集汪偽首都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其程序是周佛海將情報交周鎬派交通員送往上海程克祥家裡，然後由程轉到楊惺華家裡，再由電台發往重慶軍統局，由戴笠親自轉給蔣介石。這是周佛海與重慶方面的重要熱線之一，接近抗戰勝利時，周佛海和周鎬更是頻繁地親自往返於滬寧之間，和重慶方面保持密切聯繫；二是利用自己在汪偽中央軍事委員會裡的少將身份(後來為了方便起見，周佛海又給其搞了個軍委會少將高級參議虛職)，與偽軍中的實力派高級將領孫良誠、張嵐峰、吳化文、郝鵬舉，以及劉夷、張海帆、洪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替軍統爭取他們，收集他們提供的情報。

周鎬在南京汪偽軍界上層人物中十分活躍，他廣交朋友，就是共產黨方面的朋友也照常結交。新四軍二師派楊叔丹的弟弟楊天到南京活動，周鎬知道了，專門到楊叔丹家去看望他，表示對新四軍欽佩嚮往之意，交談十分投機。

日常生活中，周鎬雖然掌握著軍統大量的活動經費和金條，卻從來沒有私自挪用過，哪怕是只做一套衣服。他的工作作風比較嚴謹，煙酒不沾，他對部下常常叮囑：“我們是在淪陷區，萬事要小心。個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所以他工作從未出現過什麼差錯，因而深得戴笠的欣賞。

1945年2月，周佛海為了加強對滬寧線的控制，與陳公博爭奪勢力範圍，又委派周鎬為無錫專員。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又趕緊電召周鎬返回南京，商量對南京、上海的接收，矛頭主要是針對陳公博，不讓其勢力插手，進而架空這個偽政權的代理主席，好向蔣介石、戴笠邀功。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飛機失事而死。

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並出兵我國東北。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表廣播詔書，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可直到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才在南京向中國政府代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其實，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國民黨的地下組織在南京的活動就已經公開化，並實行了對南京日偽政權的接管，其領導人就是周鎬。但因為地下行動觸犯了蔣介石等國民黨統治者的利益，僅進行了三天，就被日偽蔣聯合扼殺，周鎬也因此被關押。

原來，蔣介石為爭奪抗戰勝利果實，一方面於8月11日電令中共朱德總司令，要其軍隊就地駐防待命；另一方面卻命令偽軍“負責維護治安，保護人民”。12日蔣介石的侍從室又電令大漢奸周佛海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總指揮，周鎬為南京指揮部的指揮。14日，又任命漢奸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司令，負責南京、蘇州一帶的治安。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首都南京，維持治安的部隊竟是已宣布投降的日偽軍。

8月16日，長期潛伏在汪偽首都的軍統，南京站站長周鎬，公開宣布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指揮部就設在市中心新街口的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其機構和組成人員如下：

指揮：周鎬(軍統南京站站長、軍統少將、陸軍中將)。

參謀長：祝晴川(汪偽中央軍委會委員、常務參謀次長、汪偽中將)。

參議：姜西園(汪偽中央軍委會委員、海軍部次長、海軍學校校長、汪偽海軍中將)；劉夷(汪偽中央軍委會參贊武官、汪偽中將)；張海帆(汪偽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贊武官、陸軍特務團團長、汪偽中將)。

秘書處處長：崔象山(汪偽中央軍委會陸海空軍同袍社秘書主任、汪偽少將)。

總務處處長：王芝堂(汪偽中央軍委會參贊武官、汪偽少將)。

新聞處處長：沈三北(汪偽中央軍委會科長、汪偽少將)。

軍械處處長：洪俠(汪偽中央軍委會參贊武官、汪偽中將)。

副官處處長：白景豐(汪偽航空訓練處副處長、汪偽空軍少將)。

行動處；楊叔丹(汪偽財政部警士隊隊長、汪偽警察上校)。

南京指揮部中的工作人員，還包括周鎬任無錫專員時的一套班子，以及其妻吳雪亞介紹的幾位南方大學的進步同學。

這天，周鎬召集上述指揮部人員開會，商定行動步驟。首先決定接管汪偽《中央日報》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報》這兩家南京的大報，封存汪偽中央儲備銀行金庫，然後又派人分別控制了中山東路上的汪偽財政部、憲兵隊、汪偽中央電台等重要機關，並通知全市另外的幾家新聞機構，聽命南京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不得擅自妄動。

當晚，由楊叔丹率領的偽財政部警士隊，由張海帆率領的偽陸軍部特務團，開始封鎖南京的交通港口和車站，同時命令汪偽軍、警、憲、政界的負責人到指揮部報到待命，並由指揮部行動處執行對主要漢奸的逮捕任務。被逮捕的漢奸中，主要有偽中央常務委員梅思平、繆斌，偽司法行政部長吳頌皋，偽陸軍部長肖叔宣，偽南京市長周學昌，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鮑文沛等，一共47名，統統關押在中儲行大樓的地下室里。

行動處在執行逮捕漢奸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周鎬及張海帆、楊叔丹等17日上午去周佛海西流灣8號的家中商談事宜(當天下午周佛海即前往上海就任京滬行動總隊總指揮)，巧遇偽陸軍部長肖叔宣。張海帆再次提出要抓肖(16日深夜，南京指揮部決定抓漢奸時，張海帆就企圖藉此報復，提出抓蕭叔宣，被周鎬決定緩一步再辦)，周鎬此時因肖叔宣在周佛海家，逮捕不須費事，當即同意。在肖叔宣告別周佛海，乘轎車出周佛海官邸大門時，由楊叔丹執行逮捕肖的任務。當肖發現楊叔丹持槍攔車時，已預感到要出事，掏出手槍，被楊叔丹眼疾手快地搶先開了槍，打傷了腿部。

當時肖叔宣血流如注，其隨從三人也被繳了械，隨後肖被楊叔丹等押送回新街口指揮部，丟棄在地下室的入戶樓梯處。

周鎬查問此事，知道是肖叔宣負傷，命人回指揮部時，發現肖已因失血而昏迷，立即送往白下路陸軍醫院搶救。結果肖叔宣因失血過多和槍彈(達姆彈)中毒而死。前後經過不到一小時。這就是外界流傳的張海帆因與肖叔宣有私仇，借口肖拒捕，開槍打傷了肖，致使肖因流血過多，死於陸軍醫院的說法。其實張海帆在逮捕肖的整個過程中，一直坐在周佛海的客廳未離開過。這以後，汪偽考試院院長陳群因此畏罪自殺。南京指揮部抓漢奸的大行動和陳群、肖叔宣的死，在汪偽漢奸內部引起不小的震動和恐慌，他們都沒想到周鎬動起真格來了。因此反抗的有之，告狀的有之，請日本人給予保護的也有之。但全市人民無不歡欣鼓舞，看見大批漢奸被抓，淪陷區人民終於盼到了揚眉吐氣的這一天。但是周鎬的抓漢奸行動，因觸動統治階級的私利，也給接管行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8月16日這一夜，周鎬呆在指揮部里通宵工作，起草給岡村寧次的受降書、電台講話稿和指揮部的文件、通告以及第二天的報紙清樣。8月17日，南京出現了兩張面目一新的報紙《建國日報》(即原汪偽《中央日報》)和《復興日報》(即原周佛海任董事長的《中報》)，套紅標題為勝利專號。分別報道了軍委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成立及周鎬定於本日正午12時於南京廣播電台作重要廣播的消息，還刊登了由周鎬起草的南京指揮部第一號布告，全文如左：

我中、英、美、蘇四國政府，業已接受日本政府之請求，准其無條件停戰。抗戰大業，於以完成，世界和平，從斯奠定。是皆我蔣委員長八年以來，堅(艱)苦卓絕之領導，前方將士之用命，後方民眾之協力所致。現值嬗遞之時，凡我同胞應守秩序。匪類乘機擾亂，極須嚴防。尤其淪陷區域，更當靜候政府整理。本指揮奉命綏靖地方，維持現狀。除各地部隊，蔣委員長已有命令廣播，應恪遵並聽候命令外，茲經臨時規定各項如左：

一、日本軍民，應靜候政府處置。無論何人，對之不得任意侮辱、傷害。縱然有非法活動時亦應及時向本部報告，聽候核辦，不得擅自處置。

二、各地原有憲警機關，及各地負責官員，應各就所在地，保護地方，維持秩序。

三、原有各機關，各級公務人員，應照常辦公，不得擅離職守，並切實保管檔案及公有款產物件，聽候接收。

四、凡服務公用事業者，無論中外人員，概須一體儘力，維持原狀，如有擅離，即作破壞地方秩序論。

五、各民團及私人藏有武器者，限於五日內，由負責人攜同原有證明文件，至本部登記(新街口原中央儲備銀行)。　六、商會工會應領導工商人等，保持常態，不得藉詞停止交易王作，尤不得高抬市價。

七、銀錢兩業，應各照常營業，調劑市場金融，惟各偽機關及各公務員之存款不得支付，聽候查明辦理。

八、中儲券暫仍准予流通，聽候政府調整。

九、糧食及主要物品，絕對禁止囤積居奇。

十、如有造謠生事，圖擾亂地方市面，及有不法行為妨害秩序者，准由民眾呈報本部經查屬實，嚴懲不貸，但不得挾嫌誣栽。

右列各項如有故意於違者，本部為維持治安計，當按軍法懲究。合及布告周知，務各恪遵，切切此布。

1945年8月17日

指揮周鎬

清晨，周鎬匆匆用過早餐，就忙著會見大批前來拜訪、要求接談的各階層人士，包括新聞界、商界、政界及社會名流，他們都是聽了南京電台的有關廣播和看了報紙上的消息后趕來的，紛紛向重慶國民政府的這位代表表示衷心擁護，同時打探虛實。周鎬利用這個機會，重申指揮部的十項命令，爭取社會各界對指揮部接管南京日偽政權給予支持配合。

據周鎬的隨從副官姚紫雲說：“周先生在接見南京商會會長葛亮疇時，曾警告商人不準抬高物價，不準投機取巧，發不義財……”

中午12時，周鎬到中山東路西祠堂巷偽中央廣播電台作廣播講話，向市民宣告八·一五抗戰勝利的消息，同時宣布南京日偽政權已由南京指揮部接管，南京指揮部負責維持社會治安，行使政府職權。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要遵守秩序，等候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接著，周鎬又帶著行動處武裝人員趕到汪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集合全體軍官學員訓話，稱其受蔣委員長之命令，代表南京指揮部接管南京一切軍政機構，學員必須留在校內待命，並宣布了逮捕鮑文沛的命令。周鎬希望通過以上行動，來穩住當時南京城內的這支重要武裝力量。

正當周鎬主持的接管工作順利進行時，南京局勢出現了驟變：汪偽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的衛士團，在頤和路34號“主席官邸”四周構築臨時工事，架設路障，和指揮部行動處的武裝人員發生衝突，爆發了局部巷戰。18日上午，汪偽中央軍校300多全副武裝的軍官學員，在擁鮑派分子鼓動下，齊集新街口廣場，抗議指揮部抓鮑文沛，還架起機關槍對準了指揮部所在的中儲行大樓，氣氛十分緊張。周鎬鎮定自若地對部下說：“日本人已無條件投降了，這些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他指示衛士加強警衛，其他人員繼續工作。說話間，幾架日本人的飛機出現在指揮部上空盤旋飛行，地下的雙方就這樣僵持著。到了下午，日本軍岡村寧次派參謀小笠原中佐到指揮部，請周鎬到日本軍司令部商談解決辦法。周鎬一到日本軍司令部就被軟禁起來。

就在周鎬被軟禁以後，日本人將被抓的漢奸全部釋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揮部，指揮部里的人員雖然拒絕了這一命令，但還是被迫遷出了中儲行大樓，全部搬到了三元巷的警員訓練所靜候周鎬的消息。接著就傳來這樣的消息，說是蔣委員長的命令，南京再次由日偽軍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南京的一些汪偽派系報紙還登出了這樣一些大標題新聞，大喝其彩：“一日皇帝周鎬昨日被日軍繳械”，“南京指揮部鳥獸散”……周鎬主持領導的接管南京日偽政權的行動，就這樣流產了。

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但為國民黨從事地下工作多年的周鎬反而身陷囹圄。就在日本人軟禁周鎬之後，漢奸實權派、南京警備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軍司令部交涉，將周鎬轉押到自己的警備司令部。戴笠抵南京后，又派人將周鎬轉至上海關押審查，其罪名是接管南京日偽政權時犯有貪污罪。

在軟禁中，周鎬先還摸不著頭腦，他想，自己作為淪陷區汪偽首都軍統最高負責人，身負戴笠重命，一不貪污，二不腐化，戴笠為何要關押自己，誰都知道南京指揮部成立之初，周佛海就拿出50萬元中儲券作為經費，而指揮部僅二天就不復存在，貪污之名何罪之有?他給軍統京滬區區長程克祥寫了一封長信，替自己申訴，並希望程能替他在戴笠面前說幾句話。很快他就收到程克祥給他寫來的長達四頁的一封信，信中說：“你在淪陷區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你個人的主張，京滬區不能替你負責，只能是你自食其果。”並向周鎬表示愛莫能助，婉言拒絕了周鎬的請求。至此周鎬無路可走了。雖然軟禁的生活條件優越，但他感到不解，感到憤怒。常常發脾氣。漸漸地，他也曉得了一些內情：日本人之所以敢抓他，竟是周佛海出賣了他。周佛海對日本人說不認識周鎬這個人。日本人向重慶方面核實，竟答稱：國民政府絲毫不知道這支胡作非為的部隊。周鎬看到報紙上國民黨大小官員複員還鄉，大發接收財，更加心灰意冷，他感到自己已被愚弄了。

9月30日，報紙上登出周佛海等一行被戴笠送往重慶，軟禁於白公館的消息，周鎬看了心裡明白，嘴上再也不說什麼。後來他出獄后曾對朋友說過，國民黨和戴笠這幫人，是既要做婊子，還要立貞潔牌坊，真靠不住。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飛機失事而死。經軍統中好友幫忙說情，軍統局副局長唐縱同意將周鎬放出。出獄后，周鎬就閑居在南京二條巷蕉園5號家中。事後，一些好友來看周鎬，曾告訴他，如果戴笠不死，你恐怕永遠不會有自由的。之所以要審查他，是因為戴笠覺得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懷疑。了解內情的軍統人士還告訴他，比較重要的原因有：第一、1945年春，周鎬與南方大學法律系女大學生吳雪亞戀愛並結婚，證婚人是中國早期社會黨領袖江亢虎，而且派場頗大，嚴重違反了軍統的紀律，特別是軍統懷疑其妻吳雪亞可能是共產黨；第二、軍統懷疑周鎬接管南京日偽政權的行動系受了共產黨、新四軍的指使，因此大張旗鼓地在首都公開幹起來，抓了那麼多的人，軍統沒有指示，系周鎬自作主張，戴笠不能容忍部下這樣不服從命令，高級幹部也不能例外。戴還認為，如果讓岡村寧次向周鎬投降的話，就要打亂蔣介石的統一部署，那1945年9月9日9時何應欽的受降典禮還怎麼搞?周鎬的行動有損於重慶政府的正統形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周鎬處在周佛海與重慶聯絡的關鍵位置，周佛海與重慶勾搭的來龍去脈，周鎬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周鎬當時已被軍統和戴笠認為非常不安分，這些內幕如果泄露於公眾輿論界，如何了得?聽了這些，周鎬感到前途渺茫，因而對軍統產生了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抗戰勝利之後，滿擬可以稍休。第—大願，回籍省親，使老父老母晚景略為快活，竟被戴笠這個魔王打破……”

在家中賦閑的日子裡，使周鎬有空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思考，同時也引起了中共情報人員徐楚光的注意，徐決定爭取他參加革命工作。徐楚光系周鎬的湖北同鄉，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科同學，由中共派遣打入汪偽軍委會政治部任情報局上校秘書、陸軍部第六科上校科長等職。抗戰期間，他倆就有良好的私人關係，周鎬知道徐楚光是中共情報人員，相互之間曾交流情報，互通消息。周鎬還曾利用自己任職的汪偽軍委會軍事處第六科掌握軍事物資運輸的汽車和火車車皮，給新四軍運送過鹽和物資，也曾將一些錢款資助過徐楚光作活動經費，默契的配合早已有之。

1946年6月，徐楚光按約來到周鎬家中，與他進行了開誠布公的懇談，希望周鎬為中共解放全中國的事業工作。主要還是做老本行，搜集軍事情報和對過去有私交的西北軍高級將領進行策反，以配合解放軍的戰場攻勢。周鎬經過深思，同意並接受了任務，並提出參加共產黨的要求。經徐楚光介紹，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華中軍區負責人鄧子恢、譚震林親自簽署，委任周鎬為京(南京)、滬(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員，並批准他為中共特別黨員。徐楚光將這一消息告知了周鎬夫婦，並說：“你們將過一種新的生活，高興嗎?”周鎬妻子吳雪亞搶著說：“高興極了。”周鎬在日記中寫道：“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余妻當有同感，乃商議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約相晤，恰到好處而成功。”

約在1946年9月，在全國人民和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周佛海被解送南京，關押於老虎橋監獄，從9月21日起連續四天對他進行偵訊。周鎬出於內心的憤怒，曾在一些場合揚言要為周佛海出庭作證，證明抗戰期間周佛海和軍統的關係，出出國民黨的丑。他甚至還召集原來的一些在南京的老部下，油印了周佛海和軍統之間內幕的書面材料，準備在公審周佛海時散發。周鎬還曾策劃公審時武裝劫持周佛海到解放區，讓蔣介石勾結漢奸的真相公佈於天下。但均因條件不具備，未能成行。直到1947年3月底，蔣介石發布命令，准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以後，大局已定，周鎬才算罷休。從此專心致力於中共安排的工作任務。周鎬在1948年淮海戰役時，奉命策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起義，不幸被劉汝明、孫良誠出賣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