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晟

唐天寶十五載（756）六月，潼關守將、兵馬副元帥哥舒翰在玄宗皇帝的嚴令下，痛哭流涕出關迎戰，結果掉入叛軍的埋伏，全軍覆沒。“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近二十萬將士，或膏鋒鍔、或填溝壑，活下來的也多半做了叛軍的俘虜——包括主帥哥舒翰本人，而僥倖逃出生天的只有八千餘人。

兵荒馬亂中，擔任先鋒的步兵統領王思禮的戰馬中流矢而斃，似乎也是在劫難逃。可就在此時，他獲得了拯救。一個年青的騎兵經過此處，將戰馬讓給了這個倒在地上、狼狽不堪的將軍。然後他就一言不發地走入了潰逃的亂軍，走入了未知的命運。

三年之後——這場禍亂卻還沒有平息的跡象，玄宗皇帝被兒子趕下了台，禍首安祿山被兒子要走了命，而昔日的潼關敗將王思禮，已經官至司空兼河東節度使，成為舉足輕重的朝廷大員。

此時，代州刺史辛雲京正象熱鍋上的螞蟻。數年平亂的艱辛可以不說，可是同僚們屢屢的小報告卻不得不防，況且，他也不是全無過失可挑的完人。他已經得到了消息：新任上司王思禮十分震怒，懸在他頭上的斧子就要砍下來了。而他除了急得團團轉，竟沒有一點辦法可想。

這時，那曾經照拂王思禮的天使之光又降臨到辛雲京的頭上。他麾下一名小軍官開口了：“我曾經幫過王司空一個大忙，過去從不提起，是因為恥於以此受賞。現在使君憂迫，我願意去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

當辛雲京的信使出現在面前，王思禮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救命恩人。頓時，滿面肅殺化作了春風拂面，位高權重的司空大人握住小軍官的手淚流不止：“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

由此，張光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群眾演員成為了歷史大戲上有名有姓有戲份的角色。王思禮的報答是非常豐厚的，他不但爽快地赦免了辛雲京的種種過失，更與張光晟結為兄弟，贈給他田宅縑帛，並“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

一年以後，王思禮就病逝了。能在生前回報這一大恩，對雙方都是值得快慰之事。後來辛雲京繼任為河東節度使，他也知恩圖報，立刻表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

張光晟在這個職位上度過了很長一段波瀾不驚的時光——當他再次出現在歷史記載中，已經是十幾年之後了。大曆十三年(778)，回紇的入侵終於使他獲得了顯露才能的機會。

《舊唐書 代宗本紀》載：“春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留後)鮑防與之戰，我師不利。……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張光晟擊回紇，戰於羊武谷，破之。”

同書《回紇列傳》記載略詳：“十三年正月，回紇寇太原，過榆次、太谷，河東節度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鮑防與回紇戰於陽曲，我師敗績，死者千餘人。代州都督張光晟與回紇戰於羊武谷，破之，回紇引退。先是，辛雲京守太原，回紇懼雲京，不敢窺並、代，知鮑防無武略，乃敢凌逼，賴光晟邀戰勝之，北人乃安。”

回紇從何地入寇河東未見記載，但進軍線路還是比較清楚的：由南向北，在陽曲（太原以北）擊敗唐軍主力，在河東橫行月余，“獲羊馬數萬”，然後帶著搶掠的大批物資從忻、朔回軍。而張光晟主動出擊攔截於羊武谷(今崞陽西三十里），打破了回紇的如意算盤。

這兩份記載都過於簡略，多大規模、戰果怎樣，都沒有明確說明，只有“北人乃安”一句，可證其價值。這一戰的意義不僅於此：後來回紇登里可汗又欲東侵，其相頓莫賀達干勸諫：“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雖諱言羊武谷之戰之得失，但“糧乏，士卒多徒行者”，足以說明先前“獲羊馬數萬”的“大捷”都成泡影。而此戰的最大價值，恐怕還是給回紇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陰影——勸諫無效后，頓莫賀達干利用民眾的畏懼和不滿，殺登里自立，可說亦是羊武谷之戰的間接後果。

在那個內憂外患的年頭，這次勝利給應對不暇的唐王朝挽回了一點面子。張光晟也因此走上了他人生的頂峰。升任單於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皇帝對他特別委以重任：“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御之計。”張光晟也的確不負重望，“至鎮，威令甚行”。可是兩年以後，張光晟陷入了一個他自己製造的大旋渦。

安史之亂不但終結了唐王朝的盛世，也剝掉了“天可汗”的威風。為了平叛，唐王朝不得不藉助回紇的力量，雙方的關係隨之逆轉。早在寶應元年（762）就發生了“拜舞事件”：時為天下兵馬元帥的皇太子、雍王李適（即後來的唐德宗）至陝州會見登里可汗時，因為禮儀問題發生衝突，李適儘管以“年少未諳事”避免了皮肉之苦，他的幾個隨員卻都被毒打，有的還被打死。這次事件被唐朝稱為“陝州之辱”。

平叛中回紇已是暴行累累（“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安史之亂過後，唐朝國力衰弱，內患尚難於應付，更無力經營四夷，回紇則氣焰高漲，不但多次入侵襲擾，就連寄居在長安的回紇人也是肆無忌憚，在此時的歷史記載中，幾乎每一年都可以找到回紇人的胡作非為：

代宗大曆六年(771)“正月，回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奪返，毆怒，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

大曆七年(772)“七月，回紇出鴻臚寺，入坊市強暴，逐長安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將去。說脫身避走，有司不能禁。”

大曆十年（775）“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系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囚而去。”

而唐王朝對此只能一味委屈容忍。甚至發生了回紇入寇太原，縱兵大掠的侵略戰爭后，“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後來，大曆十四年（779）“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資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而皇帝的對策，也只是下詔要求“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而已。

看著這些記載，真叫人感覺時空錯亂，弄不清到底是盛唐還是清末，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舊唐書》中回紇“邪惡的野蠻人”形象了：“人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這個單方面評價當然未必完全公正，但無疑反映了中原人對回紇的普遍的厭惡和恐懼心理。

這種主客異位不但給唐王朝帶來了無窮煩惱，也在不知不覺地侵蝕著回紇民族原本剛健質樸的精神：“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綉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被慣壞了回紇貴族越來越離不開大唐的奢侈品，也就對壓榨這個虛弱的帝國越來越興趣濃厚了。

及唐代宗崩，登里可汗打算趁火打劫，頓莫賀達干勸諫無效，乾脆舉兵擊殺登里可汗，還一併殺掉唆使登里南侵的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可汗，遣使入見，“願為籓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一場危機居然輕易化解，德宗皇帝大為高興，命京兆少尹源休出使回紇，冊封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然而，接下來發生的嚴重事件，使“化干戈為玉帛”的希望，轉瞬成為泡影。

頓莫賀達乾的叔父突董，此時正在長安。因“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后，頗思振作，命令突董帶著他手下的那些真假回紇歸國，實際上等於驅逐出境。突董倒也不敢抗命，帶著他那些嘍羅和多年來巧取豪奪的大批輜重啟程，可是驕橫跋扈仍然不改。到了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他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絲毫也沒有覺察唐人早已是怨恨滿腹，更不曾料到張光晟正在醞釀著一個宏大的“最終解決計劃”。

張光晟欲殺回紇的動機，說法不同，《資治通鑒》說是為了“取其輜重”，而《舊唐書　張光晟傳》載：“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認為是由於突董等擄掠中原女子激起了張的憤慨，恐怕都失之片面。代宗曾對他委以抵禦“北蕃”的重任，而此時，回紇與“九姓胡”之間的矛盾又開始顯現，“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張光晟認為找到了“所御之計”，也就是利用其矛盾一網打盡。於是秘密上奏：“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強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

儘管“三奏，上不許”，但顯然也沒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張光晟知道當朝天子與回紇早有積怨，認為這是“默許”的表示，於是開始行動。這次大屠殺是如何實施的，記載也不一致，《舊唐書　張光晟傳》說是擺了“鴻門宴”：“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而《資治通鑒》記載是故意激怒突董：“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並群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

從性質上說，這樣不折不扣的屠殺，從時機與策略選擇論，也並不明智——回紇高層已經傾向於與唐朝保持友好關係，回紇使臣的惡劣行為本可以有理有節地處理，同時九姓胡與回紇已成水火，正可分化瓦解，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一併殺戮，結果只能是把他們推向對立面。但是從效果上，這一事件極大地震懾了諸胡，使之在很長一段時間氣焰有所收斂。甚至到了幾十年之後，范希朝接任振武節度使，嚴厲打擊諸胡“刮城門”的掠奪行為，“戎虜甚憚之”，居然還以為是“張光晟更姓名而來”。

張光晟的屠殺自然激起了回紇的強烈反應，“請得專殺者以復仇”。為了維護好不容易才改善的兩國關係，德宗一方面遣使為“誤殺”道歉並作出賠償，一方面調任張光晟右金吾將軍。回紇猶怨懟不已，於是又降光晟為睦王傅，尋改太僕卿。應該說，皇帝對張光晟的處理還是很回護的，但是在張光晟看來，自己謀國盡忠，卻落得個失權貶職，心中很是忿懣。

從此張光晟留在京城，做個有職無權的閑官，“負才怏怏不得志”。直到幾年以後，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將他推入了深淵。

建中四年（783）十月二日，五千涇原兵冒著凄寒的冬雨到達首都長安，他們是奉命開赴東線戰場的各道軍隊中的一支。隨同這支軍隊到來的還有許多軍人的家屬，他們希望在首都得到天子優厚的賞賜，他們需要這筆賞賜讓家人帶回以維持生計，也相信這筆賞賜一定會發放——他們把命都賣給了國家，天子還會吝嗇這點小錢嗎？

他們在長安城外住了一夜，卻什麼也沒有等到。第二天，當再次開拔的時候，軍營里充斥著怨恨和憤怒，他們行進到滻水時，總算等到了皇帝派出犒師的京兆尹王翃。然而當士兵們看到送來的“犒賞”，不過是粗劣的飯菜時，怒火被點燃了：他們就要到戰場上赴死了，而在那些高高在上者眼中，他們的生命只值這個價錢。

被點燃的憤怒馬上變成了燎原之火。他們踢翻了“豬食盆子”，痛打了那些剛才還趾高氣揚的官員們。這時有人提到了“瓊林、大盈”這兩個名字，而且幾乎在眨眼間傳遍了整個隊伍，那是皇帝的寶庫，那裡塞滿了黃金、寶物和錦帛。這金碧輝煌的幻象，讓這群沉浸在喧囂與憤怒中的烏合之眾突然變得同心同德，戰士們披上了鎧甲，拿起了刀槍，鼓噪著向著京城殺去：媽的，幹了！別人不給，他們要自己動手拿。

此時，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還在皇宮裡恭聽領袖的訓示，得到消息，他慌忙快馬加鞭去控制局面，可是此時的局面已經不是控制得了的了，連他自己也被裹挾著沖向京城。

“皇上”這下傻了眼，他趕忙命令從他的寶庫里取出一萬匹錦帛“賞賜”給嘩變的軍隊，可是派出的宦官得到的回饋只是亂箭。第二個派去宣慰的宦官更被殺死在通化門外。等到他第三次下命令，“出金帛二十車賜之”的時候，亂軍已經湧入了長安，滿城是浩浩的喧聲，局面完全失控。百姓驚惶狼狽而逃，亂兵大聲喊叫著告訴他們：“你們不要怕，再也沒有人搶奪你們的財物了！再也沒有人向你們頭上派苛捐雜稅了！”

因為事起突然，而傳說中的“強大禁軍”又只是一張空名單，君臣全無對策，只能狼狽逃走：“帝出苑北門，羽衛才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廬杞、關播、李竦皆逾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於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

倉皇逃亡中，姜公輔曾向德宗叩馬進言：“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的回答是“無及矣！”

姜公輔的進言，被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為先知先覺，但換一個角度看又陰森可怖：朱泚本與兵變毫無瓜葛，就因為“嘗為涇帥”，而且“心嘗怏怏”，就要殺之以絕後患，如此對待一個曾經盡忠儘力的重臣，這個王朝的殘酷令人齒冷，反過來倒證明了涇卒之亂不為無因。

其實，有這樣先見之明的並非姜公輔一人。大亂初起，張光晟也並加入逃亡的行列，將至開遠門，他忽有所悟，對同行官員們說：“今日之亂，不過是涇卒嘩變。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曾在涇源，素得人心，現在城中，倘被涇卒扶持，局面恐怕難以控制。好在事起倉促，應該還沒有人想到這些。諸公能否與我一起趕往朱泚宅第，召喚他一起走？”

眾官遲疑不前——開遠門在長安西北角，而朱泚宅於晉昌里，卻在長安東南，這一去要斜穿大半個長安城，其非自投羅網？張光晟只得獨自快馬加鞭，趕至朱泚宅第，告知他皇帝出亡消息，並催促：“人主出京，公為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朱泚也滿口答應：“願從公去。”一邊命令準備車馬，可就在此時，門前一陣大亂，涇卒已將府第團團包圍。

亂軍的反應之快，出乎光晟意料。原來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儘管並未預謀兵變，但部下惹出如此大禍，他知道無法置身事外，於是立刻想到了老上司朱泚。

張光晟只能暗暗叫苦，欲自將逃去，朱泚卻軟硬兼施地留住了他——人生就是這樣，充滿了不可預知性和詭異色彩。如果他不管不顧地跟著大家逃走，至少還可以做他的太常卿，如果在護駕中有所表現，或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然而，正是他的遠見和忠心，把他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問題是：被迫滯留的張光晟，怎麼會在不久后成為朱泚叛亂集團的一員，並“奉泚甚力”呢？

涇原兵變是因王朝的腐朽和傲慢激起的一次突發事件，或可說是軍方對王朝的一次強烈抗議。但是在事件初期，還沒有一個人有明確的政治意圖：涇卒只是基於一時之忿，姚令言也是騎上虎背不得不然，甚至連朱泚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反叛的，被請出來主持大事後，他給自己加的頭銜是“權支六軍”：臨時的總司令。他受亂軍擁戴，當然要做他們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他又是個局外人，是比較理想的斡旋人選，可能把事情擺平。張光晟此時“為泚所縻”，固然是受到脅迫無法脫身，可能也希望協助朱泚平息事端，以良好表現得到朝廷的再次垂青。

然而此時，一個關鍵人物源休的出現，改變了事態的進程。說起此人，與張光晟卻也頗有淵源：張光晟振武殺胡，引起外交危機之時，唐王朝派往回紇的使節就是他。在那種危險局面下，源休爭取到和平解決，表現可謂出色。他因此受到了盧杞的嫉恨，沒有得到應有的獎勵和提升。這給了他很大刺激，“怨朝廷”。此時他認為改換門庭的機會來了。“入見，屏入密語移時，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而朱泚的反應是“喜，然猶未決”，看來還是頗有忌憚的，然而多年的“廢處京師”，和霎那降臨的巨大誘惑，已經讓他昔日對王朝的忠順變得不堪一擊了。

接著，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又為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拼湊起一個“叛亂核心”：“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這個“核心”的建立，徹底擊碎了朱泚殘存的那一點禁忌，邁出了成為“逆臣”的關鍵一步。

十月初八——事變后的第六天，朱泚在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的扶持下，進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在他的即位詔書中，有“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手筆）之語，表達了對唐朝的幽怨之情。接著是加官晉爵：“偽署姚令言為侍中，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係為禮部侍郎、禮儀使，許季常為京兆尹，洪經綸為太常少卿，彭偃為中書舍人，裴揆、崔幼貞為給事中，崔莫為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為節度使……”（《舊唐書》）

怎麼評價朱泚的叛亂呢？按照傳統史觀，朱泚等人也是罪無可赦的亂臣賊子。可是說實在話，當初他以藩鎮入朝，路上突染急病仍寧死不回，真可謂忠心赤膽。他這一去不但老窩被弟弟朱滔佔了，這個弟弟還擁兵叛逆，弄得他幾乎成了犧牲品。他在朝中、外藩為官多年，應該說政績不錯，而他換來的是朝廷的不信任，是管制居住，而禍亂一起，儘管他完全置身事外，也被認為應該被除掉，這種朝廷，他有什麼理由效忠到底呢？

而此時的張光晟又是怎麼想的呢？

我們很難判斷張光晟此時的心理變化。作為一個老軍人，又“自負其才，鬱郁不得志”，他在感情上不會不對這次兵變抱有某種同情；而且他與朱泚、李忠臣等可說同病相憐，抱成一團也不奇怪（《舊唐書》說他們“咸以官閑積憤，樂於禍亂”指的就是這一點）。但是僅僅這些，似乎還不足以讓一個事變初期還表現出大智大勇的臣子轉變立場。是被迫失節？是首鼠兩端？還是真的相信天下要易主？或者是“欲將有為”？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朱泚對張光晟的能力和名望頗為看重，但在這個“叛亂班底”，張光晟卻並非核心骨幹，《舊唐書》說“賊泚僭逆，署光晟偽節度使兼宰相”，但是“兼宰相”是後來的事，開始他只是和張庭芝等下級將領並為節度使，這與他的資歷和聲望是很不相符的。顯然，在朱泚等人看來，他的態度是不明朗的，是不叫人放心的。

十三日，朱泚親自領兵攻逼唐德宗避難的奉天。張光晟以“副元帥”身份（姚令言為元帥）參與了對奉天的進攻，這正是他被指責“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的原因，但是在奉天之役中，卻看不到他有任何“甚力”的表現，唯一的記載是：“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慚，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光晟不許李希倩出戰，並不能一定說明“有他志”，但卻可以說明他在叛軍中是不受信任的，而且在此前也不會是什麼“奉泚甚力”，否則，資歷甚淺的李希倩不會因此就“請斬光晟”，而且被拒絕後還要大鬧情緒。

此後，張光晟又捲入了“柳晟策反事件”。《舊唐書　柳晟傳》是如此記載的：“朱泚反，（柳晟）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系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髮為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為流涕。”

再看《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公（柳晟）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豪人以為效。’德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佣裝入賊軍中，見賊偽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潦之災，魚鱉游其墀壇，即揚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掛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掛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系，定死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系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

柳晟策反，史籍中未明載發生於何時，但大致可以分析當在李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期間。比較這兩份記載，有頗可玩味之處。兩種記載很相似，但又有不同：前者只說郭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而對張光晟是否參與密謀含糊其詞，而後者卻明確指出他參與了密謀，並因此受到了牽連。後者有回憶錄性質，記載應該是可靠的。為什麼《舊唐書》要打馬虎眼呢？恐怕只能解釋為張光晟後來成了鐵板釘釘的“叛逆”，這段史實只好略過不提了。儘管幸運地逃過了一劫，但這次密謀失敗，意味著張光晟“光榮反正”的機會已經喪失。

在經過“李懷光叛亂”等波折后，李晟收復了長安，各種史書均把這次光復描述得充滿了英雄主義色彩，其中最簡略的《新唐書》是這樣記敘的：“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為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斗皆北，遂至白華。”但事實上，這些記載的真實性是大可懷疑的。“及泚眾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眾回降於晟。”《舊唐書　張光晟傳》　“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桅，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新唐書逆臣傳》“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資治通鑒》李晟軍進攻長安，“去東渭橋凡十餘里”的九曲是必經之路，所以“光晟密輸款於晟”，未加阻擋在前，“晟進兵入苑”在後，當無問題。問題是“光晟勸泚出亡”在什麼時候？如果是在李晟擊敗朱泚等的抵抗之後，那麼顯然朱泚早該知道張光晟已經叛變，怎麼還會言聽計從？況且，光晟還能“以數千人送泚出城”，重兵在握，這又如何解釋？

再看唐人趙元一的《奉天錄》：“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従苑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為內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泚方知官軍大入，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苑，殄掃群凶，然後使之號令，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

從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分析，在李晟軍攻入長安之前，朱泚、姚令言、源休等首腦骨幹都已在張光晟的勸說下逃出，叛軍方面群龍無首，亦不可能組織有效的抵抗，當然小規模的戰鬥還是有的，但都屬於“搜索宮苑，殄掃群凶”的單方面掃蕩性質。由此不難看出，張光晟的“內應之功”在收復長安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到了這個時候，張光晟還是希望對得起所有人的：他的反正，使首都長安得以順利解放；同時把朱泚禮送出境，是不想對這個曾經厚待自己的人反戈一擊來換取功勞。但是馬上他就要嘗到被別人對不起的滋味了。

《資治通鑒》：“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舊唐書張光晟傳》記載的更為詳細：“晟以其（張光晟）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新唐書》：“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跟《舊唐書》的區別，是沒有提“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

以上三種史料，導致張光晟被殺的關鍵人物一是皇帝，二是駱元光，李晟的手很乾凈，可比把基督釘上十字架的本丟彼拉多。可是實際上，李晟的表現是否那樣完美無暇呢？

《奉天錄》：“時偽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內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眾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返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凶碎首於王階，三苗屏除於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賜之極刑。”《奉天錄》對李晟推崇備至，認為張自己找死，“恃內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眾臣之上”。可是卻經不起推敲：一個叛臣，勢窮反正，夾起尾巴做人還唯恐不及，怎麼敢如此招搖？即使他這樣做了，又怎麼可能達到“立功於眾臣之上”的效果？張光晟再傻，會做這樣一廂情願的事么？

《唐國史補》（唐李肇）則明確說：“李令軍逼神鹿倉，賊張光晟內應，晟乃得入，先斬光晟。又與駱元光爭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覺，走歸營，不復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以上兩種史料中，皇帝和駱元光都沒有主張殺張光晟，相反，前者認為張光晟一旦得逞，還有可能獲得皇帝的青眼；而後者更揭露駱元光罷宴而去的真正原因，居然是因為怕被李晟毒害，而不是什麼“不能與反虜同席”！

綜合以上史料，我們或許能夠看清這位“功高蓋世”的“李令公”的真面目：他確實是個可怕的敵人，但更是個可怕的“戰友”，為了爭功，他是可以不擇手段的。看他對張光晟的處置，亦不難發現其卸磨殺驢、兩面三刀的伎倆。先是利用光晟無心為逆、希望反正的心理許願，促其內應；然後抓個借口，翻臉殺人，於是順理成章將其“內應之功”據為己有。而兩《唐書》及《資治通鑒》（成書都要晚得多）有關記載，只是後來為勝利者貼金之說。

張光晟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幕，扮演的是一個悲劇角色，先是被利用，然後被出賣。他的臨終遺言是：“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這就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出典）儘管這句痛切直言被輕蔑地斥為“賊臣之詞”，卻是他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痛苦的智慧”。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張光晟在想什麼呢？他在怨恨翻雲覆雨的李晟，還是在怨恨無情冷酷的皇帝？也許是，也許不是，因為此刻他可能意識到，比這些人更險惡的，是冥冥中的神靈。

多年以後，當張光晟面對劊子手的屠刀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起在華岳廟度過的那個炎熱的下午。那時他還是一個身份低微的潼關騎卒，經常受到主將的欺凌鞭笞。這一天他奔波於潼關至華州的官道，炎熱的天氣讓他難以忍受，但對這個“有才用，性落拓嗜酒”的年輕人來說，更難以忍受的是心中的屈辱和迷茫。在經過華岳廟時，他下了馬，脫衣換酒，進廟祭祀金天王，朗言：“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唯神聰鑒，當賜誠告。”酒入愁腸，極飲大醉，睡在祠廟的碑堂里。在夢中，他忽然聽見有人在召喚他，在聲聲催促中，他進入一座森嚴府第，遠遠看見一位尊貴威嚴的王者。這位大人物對他說了一段謎一樣的話：“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他猛然驚醒，身上的衣衫已經被汗水浸透，讓他感覺徹骨的寒冷，而夢中的預言卻又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盞希望之火。在這盞火光的照耀下，他一次次挺身迎接各種危難，不曾有任何退縮，也許他把這些都看作“天降大任”之前的種種考驗。可是紛紜亂世中，這盞“指路明燈”的軌跡又是如此詭異，如此令他難以把握。直到他被已經窮途末路的朱泚拜為“僕射平章事”（相當於丞相），才悟到“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的反諷意味。命運就是這樣和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為代州刺史，屢為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諸，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為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為代州刺史。

大曆末，遷單於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御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后回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將軍。回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怏怏不得志。

賊泚僭逆，署光晟偽節度使兼宰相。及泚眾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眾回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