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尚先

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官大理寺卿。生平應酬書，時有不經意處，惟署跋金石，鉤稽真贗，手題掌錄，恆矜莊研究，不肯率意下筆，獨得晉唐無諍三昧。或以泥金盡書每冊余紙，凝厚婀娜，並露毫 端。與林則徐、梁章鉅同為閩人，而書絕相似。兼工蘭竹。著芳堅館題跋、增默庵遺集。卒年四十八。《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金石家書畫集小傳、海上墨林、清朝書畫家筆錄、謝堃書畫見聞錄、龔顯曾芳堅館題跋敍錄、福建畫人傳》。

在清代，書法前期因帖學館閣之風行，崇趙學董盛極一時。但時有“文字獄”，使學者噤若寒蟬，很多人改行致力於金石考據，至嘉慶之始帖學衰微。郭尚先書法成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他不僅書法精妙，書評理論也很有深度。在書法藝術上，他在當世負有盛名。清龔顯曾在《書林藻鑒》中評云：“蘭石先生以工八法，名嘉道間，作字甫脫手，輒為人持去，片縑寸楷，咸拱璧珍之。書法娟秀逸宕，直入敬客《磚塔銘》之室，行書嗣體平原（真卿）《論坐帖》，中年以後，幾與董思翁方駕驅。”《清史·本傳》也云：“蘭石工書法，嘗為仁宗（嘉慶）所賞識。”康有為在政治上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在書法上也堪稱大手筆。他喜臧否他人，但在《廣藝舟雙輯》中寫道：“嘉道之間，以趙吳興軟弱，兼重歐陽信本。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鳳二家，大盛於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盪，名重一時，蓋便於摺策之體也。”康有為之評語對郭氏頗有求全之意，但實為褒多於貶。

在書論上，郭尚先給後代人留有一部極為價值的《芳堅館題跋》。這部書評多採用點評的方式，針對某書家或作品給予品藻，闡述自己的品評觀點。有的僅用二三句就品活了要點。他主張書法崇古談，他評《子游殘碑》“結體在《韓敕》、《鄭固》之間，東京初年書類如是，觀其古談，足正魏晉以後矯強之失”；又云：“此書縱橫跳擲，一洗唐人方整習氣，唯未平淡，稍佻耳。”郭尚先認為《禮器碑》書法為“漢隸第一，超邁雍雅，若卿雲在空，在《史晨》、《乙瑛》、《孔廟》之上。”評唐高宗《景龍觀鍾銘》書法“氣象雍穆”。郭尚先對魏晉以來書法持推崇觀點。

對前人所集王羲之書法，各人評價不一，他在評大雅集王羲之書法成《吳文碑》書法時認為：“懷仁集書於千古絕作，其病在字體銜接太緊，不得縱吝，故香光疑為懷仁自運。蓋勻圓整潔止是唐人法，晉人無是也。此碑神觀自不及懷仁，而分行稍疏轉覺古穆。”對此碑與懷仁集是有區別，這是很有見解的。郭尚先眼光敏銳，評書時常常恰到點處。評蘇靈芝時他指出：“蘇靈芝書蓋出自薛嗣通，法備而韻不足。”說唐代李陽冰書法好在“其變動飛騰隨手取勢”；評張從申的《改修季子廟碑》書法是“側鋒取勢，漸近自然”，“溫夫則鼓勁為力，為時代為之也”，又說唐人無圓鋒，唯此碑是側鋒取態。” >郭尚先很推崇柳公權的書法，他指出：“柳書香光服其下筆古澀，此非深於此事者不知。好之者以為開朗，病之者以為支離，皆皮相也。《馮宿》、《苻□》二碑字較少於《大達和尚碑》，而魄力雄渾一同，此時何等神力”。明人評說裴休的書法勝過柳公權，郭尚先不服氣，他認為裴休書法以整潔為勝，柳公權以圓勁古淡為主，裴休是永遠超不過柳公權。足見他評書法以書法藝術本體為主，不以人品而輕易否定書藝。

王鐸先是明朝大臣，後為清代臣子，一個“貳臣傳”使他聲名掃地，但郭尚先獨具慧眼，致力張揚。他十分重視王鐸書法，可以說是最早肯定王鐸書法的人。他說：“觀《擬山園帖》，乃知孟津（王鐸）相國於古玩法耽玩之功，亦自不少，其詣力與祝希指（枝山）正同。”他又評說：“京居數載，頻見孟津相國書，此卷合作（佳作），蒼鬱雄暢，兼有雙井、天中（皆天下奇觀）之勝。亦所遇之時，有以發之，晚歲雍容、轉作纏繞掩抑之狀，無此風力矣。”他肯定了王鐸的書法藝術，又批評王的晚年書法不如早年書法。其原因是晚年的王鐸既沒有黃道周、倪雲路那樣殺身成仁，為國損軀的氣概，又沒有傅山那樣“補天乏術、出世無門”的心情。王鐸的這種悲哀失意，憂鬱病苦傾瀉在書法上，便失去了中年王鋒的血氣。此品評堪力，切中要點。王鐸書法首受郭尚先品評而身後倍增聲望。傅山是個醫生，也是個孤臣孽子，他誓死不食清祿，其書法是狂草重性情，強調氣勢。郭評云：“先生學問志節，為國初第一流人物，世爭重其分隸，然行草生氣鬱勃，更為殊觀。嘗見其論書一帖，老董止是一個秀字，知先生於書未嘗不自負，特不欲以自名耳。”清劉墉被人稱為“濃墨宰相”，其書法以濃墨大筆為主，粗重而豐肥。郭也評云：“晉唐元明諸士　除力全是個靜字，須知純清，大非容易，國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語者，只有石庵（墉）先生”。此評語雖難免誇飾，但也有可取之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