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受老師徐炯影響，傾向反滿。

1905年赴日本，入師範學校，1907年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14歲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裡認識了蔣介石，日後戴季陶將自己的親兒子過繼給蔣介石，也就是蔣緯國。1909，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后，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謀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后，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后，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1909年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后因在上海《中外日報》《天鐸報》撰文抨擊清王朝而受通緝，逃往南洋檳榔嶼，主辦《光華報》，並加入同盟會。

1911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創辦《民權報》。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后，戴季陶回國。參加了陳其美、鈕永建等人組織的上海起義。

1911年底，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黨員及記者資格首次謁見，迅即受到器重。此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隨從去南京參加典禮；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后，他又奉命與蔡元培、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凱南下。

1912年回國，他在上海創辦《民權報》，後任孫中山秘書，並受命進行二次革命的軍事聯絡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后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隨孫中山離日返上海。次年從上海到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時期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

1916年10月6日，蔣緯國誕生，后被蔣介石收養。（蔣緯國於自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表示：其父為戴季陶，母為日本護士重松金子）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設立“護法”軍政府，戴季陶被任命為法制委員會委員長。

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4月，林森署理軍政府外交部長時，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長。

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離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受到排擠，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

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後，戴季陶受命於孫中山，與李漢俊、沈玄廬一起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作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系列中的雜誌，由戴季陶任主編。戴季陶撰寫了不少文章，著力於宣傳愛國思想，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他嘗試用共產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制思想解放，認為翻譯、研究、批評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朱執信等人創辦的《建設雜誌》還陸續登載過他由日文轉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資本論解說》。但他並不是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最終目標，建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曾對孫中山說：六三罷工以來，“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經開了幕，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地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面去，實在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受了罷市風潮的感動，覺得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一樁很緊要的事。”所以，他雖和陳獨秀等早期共產主義者聯繫密切，並參與了若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籌備活動，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甚至說戴季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發起人之一，但戴季陶並沒有繼續朝前進步。

1920年，陳獨秀到上海組建上海共產黨小組，這是全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戴季陶將自己租住的樓讓出來給陳獨秀一家住。戴季陶經常參加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在《新青年》雜誌社舉行的座談會，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

1920年夏，他曾參加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途退出。其後同張靜江、蔣介石等共同經營交易所的投機生意。

五四運動后，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共產黨。

1922年，戴季陶和蔣介石做的股票投機生意遭遇慘敗，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殺，幸好被船員救了起來。戴季陶只好再赴廣州投奔孫中山，孫中山重新把他招為自己的貼身秘書。

1923年，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這時候卻成了堅決的反共派。他力諫孫中山，不要搞國民黨改組，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養虎遺患，只會壯大共產黨的力量，必然“啟他日之糾紛”。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戴季陶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隨孫中山北上。

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自辛亥到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時期，戴季陶有著突出的政治表現，由於戴季陶有這些資本，加之與蔣介石又是結拜弟兄，因而當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向孫中山推薦戴季陶時，作為校長的蔣介石自然舉雙手贊成，孫中山也表示同意。就這樣，戴季陶擔任了黃埔軍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但戴季陶並不重視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不僅如此，開學僅一個多月，他就在黃埔軍校內神秘失蹤，轟動全校。據記載：“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為和張繼、謝揚（此人不詳，疑為謝持之誤——原注）為爭持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事起衝突，憤然離了黃埔軍校到上海去了。”

1924年11月，戴季陶以日文秘書的名義，跟隨孫中山北上。而孫中山病逝后，戴季陶發表《孝》，以宣傳孫中山人格和思想為名，“歪曲”孫中山思想。1925年5月，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拋出預先起草好的《接受總理遺教宣言》，並寫成《民生哲學系統表》，提出所謂以“純正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黨“最高原則”的建議，旨在反對三大政策。

1925年6、7月間，他又相繼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和《民生哲學系統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論體系，號稱“戴季陶主義”，集反共理論之大成。李雲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中曾評論：“此書（指《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作者注）一出，從上海到廣州，反共的視線開始集中，反共的勢力開始形成，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及反共運動的醞釀，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論的影響。”

1926年，戴季陶經過相當的努力后終於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舉起反共大旗，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殺。戴季陶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政變，他為蔣介石制定了《離俄清黨謀略綱要》。

1927年，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及考試院院長。

1928年以後，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

1929年，以影響中國人民團結為由打擊當時在學術界如日中天的顧頡剛，將教育界流行的顧頡剛編寫的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本國史》封禁，成為了一樁轟動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文字獄。

1935年，蔣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

1935年8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迴避他。蔣介石雖做解釋，但戴季陶不聽勸，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此後的3個月里，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讓步。

1940年，他奉命代表國民黨出訪印度，見到了尼赫魯、泰戈爾和甘地等名流。

抗戰結束后，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裡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制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當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雖然成了國都但情況並不穩定，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號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逐漸失寵於蔣介石后，身體也每況日下，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抗日戰爭勝利后，戴季陶鬱鬱寡歡。他認為共產黨的勢力發展壯大，會取而代之國民黨。為此他向蔣介石進言：“今茲倭寇降而共匪熾，正與捻匪當年局勢無殊，故戰後艱難將十倍於戰時，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反對國共談判，曾對蔣介石說“切不可視共產黨為合法之團體，匪首為正當之人物，言論為正當之道理。”

遼瀋戰役大敗后，又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一敗塗地，八百萬精銳喪失殆盡。戴季陶憂心如焚，向左右哀嘆：“時局日下，衰病之身，毫無所補，每一念及，則深惶汗。”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登機飛往廣州前曾到考試院懷舊，悲痛難禁，唏噓涕出：“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來？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廣州，心繫時局。期盼局勢好轉，但事與願違。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蔣介石下野后，在家鄉溪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遙控時局，確定台灣為“復興基地”，布置黨政軍要員撤往台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絕：“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於九泉，盡人子之責。”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於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麼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1949年2月10日，他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願隨蔣介石殘喘台灣，又怕成為共產黨的俘虜。11日，事情終於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后，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只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裡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裡。孫科來廣州后，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覆，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裡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只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長于右任儘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后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於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鐘，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卧，面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只好肅立。10點后，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面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

戴季陶酷愛讀書，積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論功底。他早年的理論活動多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書籍的翻譯、評述，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由日文譯成中文，為國內讀者了解和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這正如他自述的那樣：“我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轉變。他還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1945年版易名為《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系統提出了“戴季陶主義”，成為中國國民黨官方學說的主要理論依據。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個哲學可以從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慾望“都有獨佔性和排他性，同時也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以此反對唯物史觀、社會革命論的階級鬥爭學說。

1949年2月11日於廣東省政府廣州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

蔣介石12日得到戴季陶自殺報告。據蔣經國日記載：父親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噓唏。對於這位盟兄不願隨他去台灣，蔣介石頗為不滿，但較之那些“臨難變心”投向中共的“亂臣賊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輓詞中稱讚其“才識恢宏，勛尤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