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南

王紹南（1906—1979.6.8）湖北省天門市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宣傳幹事，師司令部參謀，紅二方面軍司令部作戰股股長，教導團隊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作戰參謀，團參謀長，副團長，代團長，旅副參謀長，鄂豫皖湘贛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江漢軍區參謀長，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參謀長，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參謀長，晉綏軍政幹部學校教育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師長，第一步兵學校校長，第一高級步兵學校副校長，漢口高級步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兵部副主任，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王紹南（左九）

王紹南，原名伯達，1906年出生於天門市石河鎮段家場一貧苦農家。8歲起，斷續讀私塾5年，后因父親病故而綴學。老師賞識他勤奮有志，同情他的情況，一直免費為他補習功課。成年後，王紹南招收本鄉兒童開館授課，歷時兩年，因難於糊口，遂效仿老師龔寶卿一度棄教經商。未及半年，虧損殆盡，並欠下債務，不得已變賣二畝田償債，從而失去生活依賴。在兄長們的鼓勵與支持下，重操舌耕舊業，苦撐度日。

1926年10月，葉挺率領的北伐軍攻克武漢，全殲守敵。同年12月，王紹南邀約同鄉青年四人，無奈投劉佐龍鄂軍第二師當兵，隨即編入北伐軍北上。

1931年9月，蘇維埃運動的秘密“灰色組織”在段家場開展活動，因他一度身任教師，惜苦憐貧，久著人望，革命伊始，很有號召力和組織才幹，於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相繼任區委會收發員、宣傳幹事。次年5月，在熊口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被分配到紅三軍九師二十七團十一連當戰士。在潛江縣浩口戰鬥中，他衝鋒在前，火線擢任連隊文書兼黨支部書記。不久，湖北省保安團進犯紅軍駐地，他自始至終隨師長盧冬生轉戰前沿，奮不顧身完成各項任務，戰鬥結束，調任紅七師十九團文書、九師政治部文書、紅三軍政治部宣傳幹事等職，促使他在革命的征程奮進。

王紹南開闢黔東

1934年5月，紅軍就決定在黔東建立革命根據地。黔東險地，山嶽連綿，洶湧烏江直貫其中。封建剝削很厲害，廣大人民生活十分貧苦，有“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諺語。這裡缺乏黨的工作基礎，人民群眾對紅軍一無所知，人們聽說紅軍來了，很多人都嚇跑了。王紹南宣傳隊對某些開明的上層分子進行了許多統戰工作。這就使頑固的地主惡霸分子更加孤立，分化了他們的封建組織。王紹南按照部隊首長的指示宣布：地主、富農只要不反對紅軍，不再剝削人，都可以回來住。這樣一來，許多逃到城裡或外縣去的地主、富農都回來了。

王紹南工作隊以點帶面，成績顯著，受到軍長賀龍的高度讚揚。1934年秋，紅三軍改為紅二軍團，設立參謀部，王紹南被選入參謀部任參謀。

王紹南襲奪鴨池河渡口

1936年元月，紅二、六軍團為了搶渡烏江，進軍黔西，採取聲東擊西的戰法，突然調轉方向向西南挺進，直逼貴陽。國民黨軍駐貴陽的第九十九師、第二十三師緊急收縮兵力，加緊構築工事。同時，蔣介石還調集3個師由遵義出發，南渡烏江，企圖與駐貴陽的軍隊載擊紅軍。紅二、六軍團繞到貴陽北面，造成攻奪遵義的假象。國民黨軍懼怕紅軍渡過烏江攻打遵義，趕快舉兵防守烏江兩岸。紅二、六軍團在運動中解除了右翼顧慮，即改變方向，向西急進，直趨烏江上游鴨池河，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

鴨池河上的老街渡口，是黔西北數縣通往貴陽的主要渡口。搶佔老街渡口，是紅二、六軍團擺脫敵人圍追堵截的關鍵。為此，賀龍總指揮從各師抽調了120名經驗豐富的偵察員，組成精悍的偵察隊，由參謀王紹南任隊長。

隊伍一過河，直朝小山頭上撲去。敵人一看紅軍衝過來了，紛紛棄陣而逃。偵察隊和一營佔領小山頭制高點后，王紹南即令一部追擊敵人，一部堅守制高點，另一部分帶領老百姓搭浮橋。浮橋很快搭好了，紅二、六軍團全部到達，立即過河。一直過到下午1點多鐘，跟蹤而來的小股敵人趕到。偵察隊和一營憑藉有利地形，進行火力壓制，掩護最後兩個團渡河后，將浮橋毀掉。敵人只好眼巴巴地在對岸放槍“歡送”。

過了鴨池河，紅軍迅速進軍黔西。這時“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軍二十三師和九十九師，才剛剛來到鴨池河邊。他們氣得直跺腳，只好望河興嘆了。

1936年8月，紅二軍團到達陝北，王紹南任紅二軍作戰股長，1937年2月，調任教導團隊長，歷時兩年，該團被上級黨委命名為“模範隊”，他並列席在陝北陳爐鎮召開的黨代表大會，1938年8月又調任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參謀長。

王紹南

嘔心育英，高風亮節

1948年，黨中央注重提高軍事幹部的素養，以適應形勢的發展，中央軍委任命王紹南為晉綏軍事幹校教育長，這是他專職從事軍事教育之始。1950年，中央軍委鑒於他的軍事教育才幹，免去他所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師師長之職，調寶雞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為提高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文化科學素質，大批吸收進步知識青年入伍和入校學習。是年冬，王紹南返鄉探親時，就卓著遠見慧識地動員在校或畢業的進步知青踴躍參軍參干，為鞏固新生的政權、為建設現代化的人民軍隊，作出貢獻。此後他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從1959年起，學校按大專院校招生標準擇優錄取應屆高中畢業生，造就了大批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的紅專軍事人材。

1955年9月，中央軍委授予王紹南少將軍銜。在此期間，他多次隨同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為團長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出國訪問。

1960年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依照中央軍委總參關於戰史編寫工作的指示成立，王紹南任編委會辦公室主任。他不計個人年事已高，事必躬親，率領編輯人員廣泛深入收集採訪大量檔案、書籍、報刊、口碑資料，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秉筆直書，歷時三年多，編纂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初稿）。《戰史》脫稿后，王紹南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兵部副主任，為促進防化兵種現代化，夙興夜寐，不遺餘力。

“文化革命”伊始，王紹南因主編《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一事，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為“賀龍黑線人物”，頓罹浩劫，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下，大節凜然堅稱“賀龍是好同志！”因“死不改悔”而被遣送設於江西新干縣的防化兵“五七”幹校監督勞動，以致成疾。

王紹南“齊家治國”，一貫立黨為公，從不以個人職務、地位行使任何特權，也不允許子女以“革命後代”自視特殊，謀求殊遇。子女一旦離開學校，就被分送農村、部隊鍛煉。為使後代不忘根本，先後將長子、三子送回天門老家，接受勞動鍛煉。凡下鄉的子女，均按國家規定招工。他的長媳是回鄉知青，婚後在太原某廠做臨時工，當廠方提請王紹南批購汽車而後為其兒媳轉正並調回北京時，被他嚴辭拒絕。他和老伴患病期間，由他山西嶽母家內侄女在京照料多年，不少人建議為侄女遷辦戶口糧油關係，以他的地位和需要，都是“順理成章”不費舉手之勞的。但他拒絕開這種“上行下效”的方便之門。他的六個子女都是普通工人和工作人員。他告誡他們不能伸手向黨和人民索取包括住房在內的任何特殊待遇。全家老少三代一直聚居在一幢舊雜院式的平房裡。他生前為子女制訂的“準則”之一，就是無權分享父輩的“功勞榮譽”，能繼承的唯一“特權”，就是父輩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的赤誠。王紹南位尊不忘憂黨國，言行一致，風範鑒人。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晉綏軍區第一縱隊 司令部 參謀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 校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 少將

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兵部委員會 常務委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兵部 副主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兵部 顧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委員

1944年秋天，他剛剛到部隊不久就跟小日本打了一仗，記得那一仗打完之後，他們俘虜了很多日本鬼子，最後按照部隊上的規定他們把日軍的俘虜交給了戰犯管理所。”

1948年11月6日開始至1949年1月10日結束的淮海戰役，王紹南也參加了。這期間，他當時主要負責組織擔架、負責給部隊補充糧食和組織民工救傷員，那時他已經是帶兵的排長了。

1950年，朝鮮爆發戰爭，王紹南所在的15軍從雲南返到四川，在四川瀘州進行修整後於1951年開始赴朝。

1951年入朝到1956年回的國，一共5年的時間，始終住在老百姓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