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樂日

白樂日於1905年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在那裡中學畢業，他當時名叫伊斯特凡？巴拉茲（Istvan Balazs），18歲時離開故鄉去柏林，在那裡加入了福蘭閣（Otto Franke）的漢學學派。他於1932年通過的博士論文是一部有關唐代經濟史的著作，它“開闢了西方漢學的一塊千真萬確的處女地”（戴密微：《白樂日（1905－1963）》（訃告），載《通報》第51卷，第2－3期，1964）,成為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歐洲學者。

這個時期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中國、日本學者也僅僅剛剛起步。白樂日潛心攻讀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著作，被人稱為韋伯的“身後弟子”。他被德國學術吸引，但是又從納粹統治的德國逃到法國。

在流亡法國之前他曾於1925－1926年在法國學習了一年，流亡法國后，他勤奮地在法蘭西學院聽漢學課，曾在法蘭西學院作馬伯樂的學生。他於1938年撰寫了一些有關中國六朝和宋代社會史的論文。1945年馬伯樂死後，白樂日將其遺留的兩部手稿中的一部續寫到12世紀，這就是很晚才問世的、於1967年出版的《12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制度》。1949年白樂日受聘於法國國家科研中心，1950年他接受費正清的邀請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這段經歷使白樂日了解了費正清的長期計劃，促使他萌生日後發起“宋史研究計劃”(Sung Project)的預想。

1955年白樂日取得了法國國籍。同年，白樂日加盟法國年鑒學派的主陣地——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系，該機構集中了一批“年鑒派”的史學家。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布羅代爾邀請他在這個機構範圍內講授中國史，並支持他開展“宋史研究計劃”。“宋史研究計劃”是白樂日推出的一項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白樂日多年間親自負責這一方案，一直忙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儘管自1957年10月白樂日的身體首次出現心肌梗塞危險警報之後持續衰弱，但他仍承擔了授課和協調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小組成員的活動等工作，這都是一些繁重和有時甚至是令人沮喪的任務。此外，他個人還承擔了《參考書目》分冊一百多個條目的撰寫工作，這是“宋史研究計劃”的主題著作之一。該冊包括五百多條書目提要，它們是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注錄的三千多種宋史著作中選擇出來的最重要的條目。此書出版得也很晚，而且還是那些最忠於紀念白樂日的同事們頑強堅持的結果。

1963年11月白樂日突然去世，白樂日的逝世被同行們認為“逝世得過早了”。

白樂日早在1932年通過的博士論文、有關唐代經濟史的著作中，已經包含了指導其未來著作的主要思想，他肯定了“整理出一個偉大社會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之迫切性”，它是長期以來被漢學界忽略的一項任務，這樣做是為了勾勒出他稱之為“中國長期穩定性”的輪廓。白樂日選擇唐代，因為唐代處於他稱之為“中世紀”的六朝時代和“近代之黎明”的宋代之間。他到法國后在法蘭西學院聽課，寫了六朝和宋代社會史的論文，還把馬伯樂的一部手稿續寫到 12世紀，這就是兩人聯合署名、於1967年出版的《12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制度》。這裡的“制度”一詞，並不像中國史學家的觀點僅指政府和行政制度，而是一種很廣泛的意義，還囊括了社會和經濟制度。戴密微在馬伯樂和白樂日去世後為他們的合著做了修訂工作，並認為它“屬於最佳著作之列，也可能屬於西方世界的最佳中國史著作之列”

受馬克思和韋伯的影響，白樂日認為經濟史是基本問題，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但是白樂日又批評那種相互隔絕的漢學分支，由此可見他在學術上追求的境界很高。他希望從研究漢學產生的知識變得“可被各種形式的學術疑問所需要”，途徑就是讓自己的學術與當代世界關心的問題更靠近，由此也可理解他於1955年加入年鑒學派的行動及他對美國漢學和日本學術的影響。

1949年白樂日受聘於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從而使他得以從事撰寫涉及面很廣的著作，最終導致了其重要著作《中世紀中國的社會經濟研究》的問世。其中的第一部分出版於1953年，包括對《隋書？食貨志》的譯註本，第二部分是對於同一部斷代史中《刑法志》的譯註本。這些譯本始終是做學問者的表率和一種資料來源，由於譯文附有大量註釋，因而對於專家們也非常實用。

1950年接受費正清的邀請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

1955年白樂日加盟於法國在解放時代就創設的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六系，那裡在先於呂西安·費爾夫（Lucien Febvre）和後於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主持下，集中了一大批“年鑒派”的史學家。這裡的“年鑒”指《年鑒》雜誌，其完整的名稱是《經濟社會史年鑒》，創刊於1929年，在該雜誌的締造人馬克？布洛什（Marc Bloch）和費爾夫的推動下，形成了“新史學”的規劃基礎，也就是一種綜合史學和比較史學，即一種動用人文科學所有學科（從輿地學到語言學，當然還要經過經濟學）的史學，以幫助“理解”而不僅是“敘述”歷史。年鑒派史學家反對支持統治者的人撰寫的事件史，與白樂日對傳統漢學的批評不謀而合。白樂日認為中國官修史學是官吏們為官吏們寫的歷史，必須從其目的和影響里解放出來，以期認識緩慢變化中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的基本特徵。年鑒派以“總體史”為目標，因而形成開放的史料觀，把史料範圍擴展到幾乎無限的境地，凡前人所寫、所說、所接觸、所製造的遺留物都可用來再現歷史，它意在說明中國傳統史籍里的文字史料很難導向年鑒派史學的目標。漢學家在這種理論的刺激下著力探討如何讓現有的中文史料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從而實現突破，找到解讀和利用中文史料的門徑。

1955年白樂日推出一項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宋史研究計劃”，該項目的發起和進行，不僅得益於由於思想投合而得到年鑒派領導人的支持、從美國中國政治史經濟史研究計劃獲得的啟示和分工的方法，還由於宋史史料的數量和質量都超乎尋常，從事宋史研究可以滿足學者們廣泛的興趣需要。宋朝在春文學、哲學、繪畫、工藝、航海特別是印刷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高，留下的史料比以前歷代的史料都要多。但是白樂日發起宋史研究計劃還有其他的考慮，他認為西方漢學需要一個符合現代科學研究規範的範例，恆慕義編寫的《清代名人傳》達到一定的標準，白樂日希望提供一個使用範圍更大的範例，他還想通過這項工作完成一項在歐洲乃至更廣闊範圍內的國際間分工合作的學術計劃。由於經費和人員上的困難，該計劃未能全部完成，但是它的提出和已有的成果都表明歐洲的漢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達到現代科學的標準，那些便於檢索的工具書使初入宋史之門的學生和學者得到深入下去的門徑。

宋史計劃已完成的項目

1、白樂日和科萊特？帕特（Colette Patte）：《<宋會要>目錄：食貨、職官、刑法、輿地》。2、白樂日：《11世紀末的中國商業中心圖》。

3、《宋史研究，紀念白樂日》，於白樂日逝世后據他制定計劃時編寫的《概論－綜述》完成，包括制度、軍事、外交史、人口和漕運方面的論文。

4、吳德明（Yves Hervouet）：《宋代書目》，白樂日撰寫了一百多個條目。全書包括五百多個書目提要，從日本京都大學三千多種宋史著作中選出。

5、傅海波：《宋人傳記》。

6、芮瑪麗：《宋代地名》。

7、柯睿格：《宋代文官尊號的譯名》。

8、張馥蕊：《宋代職官尊號索引》。

9、柯支尼（Christian Cochini）、索安士（Anna Seidel）：《<中外歷史年表>中的宋代部分》。

10、梅李景英（Ching-ying Lee Mei）：《<宋史>中“本紀”部分人名索引》

白樂日特別注意官僚和政治制度的關係，堅持為理解現在而研究過去。他揭示了官僚維護占統治地位的制度、阻礙社會發展的過程，但是他也指出官僚和政府對社會的干涉在東方和西方都處於增長之中。

如果說20世紀初期法國漢學分工較細，各個分支都充分吸收和利用自己學科的營養和武器，那麼到了白樂日的時代，歐洲史學的發展則是以綜合各種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為特點，這種趨勢已體現在漢學上。白樂日對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包含了塗爾干、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 韋伯的史學研究方法。塗爾干對漢學的影響由葛蘭言首倡，意在認識社會的一般特徵，葛蘭言試圖通過節慶活動和風俗揭示這一點，而白樂日則注意士、農、工、商諸社會階層當中關鍵的學者——官員階層。卡爾 馬克思從經濟史入手建構理論，白樂日則在有自己目的的官修史書里找到說明實際的經濟活動的史料，他繪製的地圖揭示了貿易活動以城市為中心、消費需求走向東南部的趨勢。馬克斯？韋伯的全部學術活動集中於一個主要問題即為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文化只在西歐發生，進而進行比較宗教研究並把中國納入課題之中。韋伯重視以技術理性為根本的“科層組織，但又認為它的膨脹窒息了人類的自由。西方社會在一般價值觀和漢學的學術研究兩個層面上都褒揚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但是白樂日卻指出官僚制度對資本主義因素的阻礙。

白樂日是一位傑出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是社會學家馬克斯 韋伯的私淑弟子，他寫有許多關於唐代的研究論文，他在1950年推出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宋代研究計劃》，其戰略產生的效果今天看起來非常顯著，的確使歐美的明、清史和宋史研究走在中國史研究的前列。

主要學術成果：

1、《唐代經濟史》（Beitrage zur Wirtschaftsges Chichte der Tang-Zeit，1931-1933年）

2、《中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研究》二卷（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1953-1954）

3、《中國官僚社會長期穩定性》（1957年，東京學術討論會上的一篇學術報告。）

4、《12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制度》（白樂日在馬伯樂手稿基礎上續寫，1967年出版）

5、《中國文明與官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1964。白樂日的朋友芮沃壽為他出版的英文文集。）

6、《<宋會要>目錄：食貨、職官、刑法、輿地》（白樂日和科萊特 帕特（Colette Patte））

7、《11世紀末的中國商業中心圖》（該圖據1077年、1076年的商業稅統計編製完成，集中代表白樂日的抱負和研究方法，被布羅代爾描繪為“可以設想出來的最令人驚訝的經濟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