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

長期從事歷史自然地理學與古都學研究；并力主將歷史時期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研究。在歷史時期自然環境變遷研究領域主要對中國黃土高原地區及西北地區做了深入的研究。

通過參加國家與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對黃土高原地區的綜合科學考察及主持多項省、部級基金課題，就這些地區歷史時期氣候、植被、河湖、沙漠等方面的變化歷程作了較充分的復原，並結合歷史上農牧業與其他有關經濟、社會狀況的發展論述了二者彼此制約互動之關係，對擴大、充實區域史研究內容及揭示歷史時期人地關係規律作出了建樹；也對這些地區當前生態環境特點及其形成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對今後如何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多所建言，所提關於治理黃土高原與黃河的見解在學術界及政府有關部門已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古都學研究領域，在中國古都平面布局與空間結構特點以及中國古都發展和中華文化傳承、區域環境變遷相互關係等研究中均有創穫；同時還對中國古都所在城市在當前的改造建設工作中如何既推進現代化步伐，又能保持古都風貌等現實問題十分關注，並加以探討，對中國古都保護與建設多有貢獻。迄今共發表論文100餘篇，出版、主編、參編著作15部，獲國家與省、部級獎12項，並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獎勵。

⒈朱士光。黃土高原地區環境變遷及其治理。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

⒉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區絲路沿線自然地理環境變遷初步研究。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9,29⑹，615-619

⒊朱士光。論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之特點及其與保護古都風貌之關係。中國古都學會主編《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324-338

⒋朱士光。歷史時期華北平原的植被變遷。陝西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4,22⑷，79-85

⒌朱士光。漢唐長安地區的宏觀地理形勢與微觀地理特徵。中國古都學會主編《中國古都研究》第二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83-95

⒍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國天然植被分佈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一），19-43

⒎朱士光。歷史時期江漢平原農業區的形成與農業環境的變遷。農業考古，1991⑶，84-92

⒏朱士光。西漢關中地區生態環境特徵與都城長安相互影響之關係，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0，29⑶，35-42

《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國都城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代表性論文：

《全新世中期中國天然植被分佈概況》，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一輯；

《論大西北地區開發建設中的大環境保護問題》，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26卷第2期，1997年6月；

《漢唐長安城的興衰對黃土高原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1998年3月。

朱士光：上下求索 自強不息

儘管出生於抗日戰爭時期，父母在顛沛流離的戰亂生活中仍進行了童蒙教育，四歲多家母即教以人、手、足、刀、尺等漢字與漢語注音符號。五歲被送進設在重慶市南岸之民生公司附屬幼稚園，因學寫阿拉伯數字快而受過老師表揚。抗戰勝利后在南京四條巷國民中心小學讀二年級時，曾在老師幫助下參加學校講故事比賽，登台講了華盛頓兒時勇敢承認砍倒一棵小樹的故事，迄今記憶猶新。1952年9月以第26名成績考入湖北省立武昌實驗中學讀初中。因是住校，除鍛煉了獨立生活能力外，還利用午、晚餐後有較多的自由支配時間閱讀了不少課外書籍。當時受高年級一同學影響，每讀完一本小說，均要摘記書中警句，概述主題思想與故事梗概。1955年秋以第一名入學考試成績錄入武漢市第三中學讀高中。因擔任了學校與班級幹部，社會工作能力有所增強。進入高三，面對高考，在今後自己的人生道路選擇上曾浮想聯翩，想做一名水電工程師，又想成為一位思想家。1958年秋，被錄入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實大出意外。在當時的服從祖國需要的思想影響下，又認識到作一名地理科學工作者是國家建設事業的尖兵，就未鬧什麼專業情緒，五年間安心地學了下來。1962年秋，在赴海南島進行科學考察返校后，讀到了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的論文《歷史地理學芻議》（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一文後，使我認識到地理環境不僅有其空間分異的特點，還有著時間上前後相隨的變化歷程。這使我更增添了對地理科學所具有的廣博深邃內容的新的認識，並因而對歷史地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致到1963年春，在國家首次進行公開招考研究生，並號召大學應屆畢業生踴躍報考，爭做科學研究上勇攀高峰的“登山隊員”的形勢下，毅然報考了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並被錄取。是年秋因京廣鐵路河北境內路段遭洪水沖毀，我懷著興奮的心情，由廣州經上海，又繞道黃海，乘輪至天津而抵達北京時，侯先生已赴內蒙古進行沙漠歷史地理考察。看到他給我留下的親筆信，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領悟到在歷史地理學領域只有像侯先生那樣，“跳出小書齋，走向大自然”，將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才能對國家建設做出貢獻，也才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開創性的成績。在師從仁之師學習過程中還有一件事情也給予了我深刻的教育。那就是1965年夏我提前畢業，在離京赴陝工作前送交給侯老師的一篇考察報告中，指出他在一篇論文中將位於今內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地區一座古城確定為唐代的舊宥州城是錯誤的。根據我研究的結果該城應是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前之長澤縣城與該年移治的宥州城。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文革中侯老師在他刊於《文物》1973年第l期上的《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一文中，竟公開接受了我的意見，坦然修正了自己原來的結論。文革中，在科學與民主精神遭到橫掃的嚴酷氛圍中，仁之師這一義舉使我受到極大的震撼，也使我看到了“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偉大力量，從而也使我更加自覺地崇奉科學與民主精神，鼓舞我運用歷史地理學基本理論，針對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問題進行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1982年在歷史地理學界老一輩專家史念海教授的大力引薦下，調入陝西師範大學工作，實現了專業歸隊的願望。在陝西師大工作期間，對史念海先生在創建中國古都學會與創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術眼光與魄力以及工作上的實幹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二十年來，我在歷史地理學的教學工作中，曾先後給本科生、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開設過歷史地理學、中國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農業地理、歷史地理學理論研究與歷史城市地理等課程。1992年還曾被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聘請為歷史地理課程主講教師，錄製了36講系列課程。

在科學研究方面，多年來一直以歷史時期環境變遷與古都學研究作為主攻方向。在前一領域以中國黃河流域、黃土高原與西北地區為重點，先後參加與主持了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12項。連同后一領域迄今共撰著、主編、參編並出版學術著作18部，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獲國家、省部及地市級獎勵12項，並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獎勵。1999年由黃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黃土高原地區環境變遷及其治理》，因其兼具學術性與實用性，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黃河水利委員會與陝西省林業廳、水土保持局等單位均給予很高評價。該論文集也因此獲2000年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研究項目“2200年來關中、晉西南、豫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變遷相互作用規律研究”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西漢以來中國西北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生態環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關係研究”已經結題，將寫出研究報告與出版專著；與侯甬堅教授合作主持教育部批准的重點研究課題——“黃土高原地區歷史時期生態環境變遷及其規律研究”。在上述研究課題中，均強調歷史時期地理環境（不論是自然地理環境還是人文地理環境）變遷都是在自然環境要素本身循自然規律變化與人為經濟社會活動相互疊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結果，因而構成多元複合雙向制約系統。基於這一學術觀點，力主將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既探明地理環境變遷過程與特點，也探明經濟社會發展歷程及動力機制，更重要的則是要揭示出兩者彼此制約與作用之“人地關係”規律，從而為預測地理環境今後演變趨勢與強度，制定當前合理調控兩者關係，使之和諧相處，達到既有效保護改善生態環境，又順利推進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雙贏”目的。這可視為我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數十年來所獲得的最基本的理論觀點與治學思想，並將以之指導今後對西北地區歷史時期以來之地理環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工作，並相信大有可為，必有所得。

我所尊崇的人生信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所奉行的治學格言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