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商
隸名於內務府或戶部
清廷入關后，順治帝在紫禁城設宴款待八大晉商家族，封官授爵，並召之入籍內務府，御封為“皇商”。八大家族因為清廷入關提供軍需物資支持而建下功勛，得到了清朝皇室的信任，成為直達天聽、既富且貴的皇商，從此世代效忠於清王朝。
由皇帝任命，以官方身份管理朝廷經營的國營產業，代表皇室營商的資本家即為皇商。如曹家的江寧織造，便是為宮廷供應織品和綢緞的皇商。三大織造作為皇商，共同經營江南地區的絲織產業。皇商受皇室委任，代表官方營商，壟斷由朝廷經營的重要產業，皇商的性質類似於現代大型央企的董事長或總經理。
皇商隸名於內務府，清朝的皇商按例會賜封官銜，且品級都在五品以上，如皇商范毓並賜封正二品太僕寺卿、江春賜封正一品光祿大夫、胡雪岩賜封從二品布政使、張弼士賜封正一品章服頂戴、葉澄衷賜封正二品章服頂戴、伍秉鑒賜封從二品官銜、盛宣懷任從一品郵傳部尚書、喬致庸父子三人均為二品頂戴花翎、梁經國封誥從二品通奉大夫，追贈正一品光祿大夫、王熾賜封從一品榮祿大夫，封典三代一品。皇商的家業與官職可以世襲，清朝的八大皇商均為內務府世家，歷代世襲皇商之職，曹雪芹家三代共有四人世襲江寧織造。
皇商與皇室關係密切，除了經濟上的特權以外，也得到了政治上的表彰。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封皇商范毓並為太僕寺卿，用正二品冠服。乾隆皇帝封徽商江春為正一品光祿大夫。光緒皇帝封官商胡雪岩為從二品江西布政使，賜穿黃馬褂。張弼士賜封正一品章服頂戴。葉澄衷賜封正二品章服頂戴。伍秉鑒賜封從二品官銜。盛宣懷任從一品郵傳部尚書。喬致庸、喬景儀、喬景儼父子三人均為二品頂戴花翎。梁經國封誥從二品通奉大夫，追贈正一品光祿大夫。王熾賜封從一品榮祿大夫，封典三代一品。其餘得封三品四品者，不勝枚舉。江春曾六接聖駕，張弼士見慈禧太後有免跪特權，范氏更壟斷全國支柱產業與軍糧軍備等軍需用品，這些皇商家族的權勢地位與受到的寵幸都遠遠超過一般的高官。
皇商隸籍內務府，皇商中較為重要的產業會設局經營，由朝廷管理，如織造局、桂花局等。織造局由內務府派郎中或員外郎管理，桂花局隸屬於內務府的奉宸苑，均是隸屬內務府的皇商衙門。
皇商由皇帝委任，代表皇室營商，官商在政府掛職，代表政府營商。皇商地位高於官商，官商地位又高於民間商人。民間的富商財主，亦常常捐納為五品員外，戲曲古文中的“員外爺”，便多是指這些富商財主。這些員外爺雖有官銜品級，卻無實職權力，地位與有皇家背景的皇商不可同日而語。
指有皇家背景的商人，皇商是替皇室管理國營商業的高級管理層人物。清代皇商最初是指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皇族宗室成員，或是代替皇室管理某些商業的親信。清朝名臣和珅便是當時有名的皇商，和珅憑藉著皇商的特權積攢下了巨額財富。康熙朝的九阿哥胤禟亦曾以皇子身份兼任皇商。
隸名內務府，代表皇家營商，以官方身份管理由朝廷經營的產業，為皇宮供應各種物資的資本家便名“皇商”。皇商享有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經營範圍極廣。清朝的皇商在皇室與朝廷的支持下壟斷許多重要行業，且結交權貴，功名迭出，不但是把持經濟命脈的大資本家，亦是參與科舉功名，擔任高官要職的官僚世家。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晉商家族，順治皇帝親自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爵位，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授予官方身份和皇家背景，隸籍內務府。
在內務府皇商中，地位最高的，便是領內庫帑銀行商的皇商。能支領皇宮內帑，說明已經充分得到了皇室的信任，支出的皇帑越多，也就說明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內務府家臣做到拿著皇帝內帑私財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說自己的地位真正超過了外朝臣子。介休范氏、揚州總商江春、以及曹雪芹的祖父的曹寅，都是此類皇商的典型。
皇商的主要職責有五項，其一是代表皇室，經營由朝廷壟斷的商業，如銅鐵、鹽業、茶馬、絲綢、皮草、鑄銀等；其二是管理皇家在各地的資產，如京城及各省的皇店、東北烏蘇里的人蔘種植等；其三是在戰爭時期為朝廷運送軍糧、軍備等各種軍需物資並承辦軍火的生產；其四是代表清廷官方主持對外貿易事務，管理港口海運與洋船貨物；其五是為宮廷生產並供應各種物資，如曹雪芹家的江寧織造。
官商享有封建王朝所賦予的種種經濟和政治特權，大規模地從事與封建王朝的財政、軍需和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商業活動。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內務府的皇商最為著名，其資本之雄厚、經營業務之廣泛、與封建王朝的經濟、政治聯繫之深，都遠遠超過歷代的官商。皇商在清代整個官僚階層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皇商經濟對清代商業資本的發展，乃至對清政府的財政和社會經濟，都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皇商長期參與清朝上層的政治軍事活動，出任重要官職，從事與當時封建國家財政、軍需和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銅、鹽運銷、對外貿易以及其它一些重要的大規模獨佔性商業，壟斷了清初時期對蒙古的全部貿易，和清朝皇帝、王公貴族、部院大臣以及許多地方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清朝內務府包衣經商是常事，他們都是有品級的內廷官，既然是天子家臣，就有為皇帝內帑創收的責任。曹寅以廣儲司員外郎之職長期主持江寧織造署事務，清朝四品以上官員才有資格直接給皇帝進呈奏摺，但他身居五品時，呈送的奏摺就比那些二三品的封疆大吏更多，康熙還鼓勵他多多益善。
康熙四十年前後，曹寅注意到販銅是個好買賣，就擬了一份奏摺，說自己也想參與此行，可以給內務府創收，但販銅需要大筆資金，所以想從內務府借十萬兩銀子。康熙看過這道摺子，立即准奏。隨後好幾家內務府世家也聞到這裡面的肉香，都來搶食，爭相壓價競爭。曹寅販銅逐漸虧本，他又擬寫奏摺，找了一個絲毫經不住推敲的借口，說自己不想幹了，康熙還是當即准奏，連虧損的本錢都不追究。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爵位，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八大皇商在順治初年正式入籍內務府，代表皇家營商，經營朝廷壟斷的產業，此後歷代世襲皇商之業。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介休范氏的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的人蔘採購業務，由此，范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
范氏地產無數，在各地有房產一千多間、茶場五座、茶山五千畝、洋船六艘，這還僅僅只是范氏財富的冰山一角，而且功名迭出，既有進士，又有武舉，官高權重，世代皇恩。可以說皇商在有清一代，真正是富貴流傳，財雄勢大，聲名顯赫，手眼通天。
八大皇商在皇室與清廷的支持下，壟斷了全國的銅鐵、皮草、鹽業、絲綢、茶葉、人蔘等等支柱產業，甚至朝廷的軍糧軍備供應及軍火生產也由八大皇商壟斷，並受朝廷委任，管理港口和海運，代表清廷官方主持對外貿易事務。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0兩白銀。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范永斗的兩個孫子范毓與范毓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准。
這一重大軍功，為范氏與清王朝進一步結合開闢一條坦途。當時的范家既富又貴。僅以第三代的毓字輩和第四代的清字輩計，毓字輩大兒子任太僕寺卿、二兒子任布政司參政，三兒子又破例擢為正定總兵宮、署廣東提督等職，“皆為顯官”。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在科舉功名方面，得中進土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
范氏迭出功名，實任中央或地方官吏。所謂“兄弟從子，各艷當世”。這一家族當時允文允武，半商半官，上通朝廷，下連市井，也算是鐘鳴鼎食、富貴逼人。
儘管范氏成為一門朱紫的豪貴，但其家族特徵仍是皇商本業。范氏的商業成就及巨大財力，為取得政治權力提供了可能，而入官以後門楣光大和掌握部分權力，更進一步為家族商業提供支持。官商融合在皇商范氏家族發家史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順治初年，范家被賜產在張家口定居，正式入了內務府籍，順治帝還要賜給范永斗官職。清王朝更以特許經營等方式，給皇商范氏帶來種種經濟特權。
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任內務府皇商的第一代，在其子范三拔襄助下，成為內務府諸皇商中最得力與最受寵的。范家最初受清王朝委託，往來於關內外進行邊貿。隨著愛新覺羅氏君臨全國，又受委託大規模經營銅、鹽，這些生意屬於獨佔性商業。當時，范家“運銅、鉛於諸省，國用流通”。
從康熙到乾隆初年，范氏家族在經濟和政治上達到鼎盛的時期。其中，范三拔的三個兒子(范氏入關后第三代的三個代表人物)，為清王朝運送軍糧，有力地支持平定準噶爾叛亂，建立重大的功勛，因而大大提高范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據《清史稿》記載：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六個年(1721年)再出師，范氏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范氏主餉，累年運米百餘萬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范氏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據乾隆《介休縣誌》記載：“康熙六十年，西征準噶爾，道遠糧運，范氏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剋期必至，且省國費以億萬計。”
《參政范公墓誌銘》記載：“公壯而敢為，倜儻有大志。轉粟北塞也，先後凡八年，涉危險，馳絕漠，聲震朝野。
范氏成功地輸送大量軍糧到西征準噶爾前線，卓越完成後勤供給，這是一樁了不起的功勞。尤其是出私財數百萬兩支援軍需，在官商史上更是前所未見，正如《清史稿》作者趙爾巽等人所說：“范氏出私財助軍興，幾傾其家而不悔，求諸往史，所未有也。”
范氏承任皇商最初幾十年中，擁有巨額財富，保持著強大的經營和組織能力，並且充分利用本家族累世積累的邊疆活動經驗，才能完成承辦糧草這一難度極大的任務。
范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賜范毓為正二品的太僕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被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干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來字的小傳。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范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范家就持有鹽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計，就控制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0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范氏收購之。最興盛時，范氏供給1000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范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只有雲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范家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販銅60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0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隻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0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范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蔘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採鉛礦。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范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鑾殿”。
皇商范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以范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先後有20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僕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后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貴之家。
范家的重大軍功，為范氏與清王朝的進一步結合、躋入官場的更高層，開闢了一條坦途。使范氏一族成為一門朱紫、炙手可熱的豪貴。作為家族最重要的皇商本業，為其賺到巨大財力，也為政治權利提供了方便與可能，進一步密切了與朝廷各級官府的聯繫，又為本家族的商業發展提供了保障和有力的後盾，走上一條與封建政府緊密結合的道路。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皇帝誥授江春為光祿大夫，正一品，並賞戴孔雀翎，時謂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業中無不以為至榮焉”。江春是清代著名的徽商巨富，為清乾隆時期“揚州八大商”之首。
據《揚州畫舫錄》所記，江春任總商四十年，先後蒙乾隆賞賜“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江春不僅是商人，他還獲得過清朝廷誥封光祿大夫正一品銜，“內務府奉宸苑卿”，賞戴孔雀翎。
乾隆六下江南，均由江春籌劃張羅接待，即所謂“江春大接駕”。乾隆曾於金山行宮與江春奏對稱旨，親解御佩荷囊，面賜佩帶，並兩次親臨江春的別墅“康山草堂”，賜金玉古玩，題寫“怡性堂”匾額，並以“皇商之財力，偉哉”，讚歎江春富可敵國！
江春迎駕有功，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寵。當江春經營資金周轉不濟時，乾隆皇帝調內府資金給他使用，皇帝先後2次借給江春55萬兩銀子。皇帝借給江春的銀子，月息1分，江春把這筆銀子借貸給官員王履泰，月息1.8分。江春用皇家的銀子生利，一年凈賺了25000兩銀子。
當時比較大的皇商有這樣的特點：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在戰爭期間，他們負責為皇家督造兵器運輸糧草。而政局稍微穩定之後，憑藉以往的形象，他們和朝廷進行了更密切的聯繫，大到壟斷各種支柱產業，小如替朝廷負責採買大內物資，宮廷修建的木材，皇上後宮的衣服織造，小到宮廷花木種植，女子胭脂水粉，東西雖小，但量大，且待遇豐厚。所以，皇商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好的差事，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型國企。但是皇商和朝廷聯繫過於緊密，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像《紅樓夢》中所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皇商作為和朝廷聯繫緊密的商人，很容易牽扯到朝廷派系的鬥爭中。
皇商即代表皇室營商的商人，多隸名於內務府，由皇帝從內務府包衣或八旗近臣中挑選任命。皇商享有許多特權（如免稅、可以出口禁運品等），並具有壟斷性質。當時著名的皇商主要有山西介休范毓馪、范清洪、范清注等為主的范氏家族、江寧織造曹寅兄弟、蘇州織造李煦一家、以及兩淮徽商江春等人。皇商本來就財力雄厚，往往還兼任高官顯職，所以很具實力。
歷史上曹雪芹家祖上共有四人擔任過江寧織造一職，其實就是為宮廷供應絲織品並採辦各種御用物品的皇商，曹寅還以包衣家臣的身份領取內務府帑銀行商。但曹家不可避免的被捲入了康熙晚期皇子爭儲的鬥爭中，曹家曾多次保舉八阿哥胤禩擔任太子，惹怒了當時的四阿哥雍正，所以在雍正上台之後，馬上就收拾了曹家，曾繁盛一時的曹家徹底土崩瓦解。
在曹寅這個例子里，他張口就跟皇帝借錢，這是衡量內務府官商階層的一個關鍵性標誌。包衣也好，投充晉商也好，能借出皇帑，就意味著他已經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借出的皇帑越多，說明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畢竟後者覺得前者確有賺錢的本事，才會大手筆掏錢投資，哪怕前者沒錢都可以借給他錢。
官僚商人混到可以拿著皇帝的錢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說自己真正成了“皇商”。范氏在雍正、乾隆兩朝也是頗受恩寵，當經營出現巨額虧損后，乾隆皇帝還六次撥給范氏累計140萬兩內帑銀錢，希望范氏的情況能逐漸好轉，直到虧空越來越大，實在無法填補才被抄家，但乾隆依然酌情從輕處罰，對范氏後人頗有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