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益藩

1892年（光緒十八年）散館，取一等中館元，授翰林院編修；1893年（光緒十九年）派為奉天鄉試同考官；1894年（光緒二十年）升詹事府詹事，授湖北省鄉試、會試副考官；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讀；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科道獲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欽命在南書房行走，兼充經筵進講大臣，入值南書房、輪值養心殿為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進講。任湖南鄉試，會試正考官；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為南書房行走，授為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浙江省鄉試、會試正考官；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任陝西學政；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8月奉諭調補閩布政使，9月奉諭為山東提學使；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南書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調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派充廷試赴日、赴歐遊學畢業生監考官及閱卷大臣；1909年（宣統元年）欽命為廷試遊學生閱卷大臣；1911年（宣統三年）授副都御史，后授毓慶宮授讀，毓慶宮行走、少保、太保、賞紫禁城騎馬、乘坐二人暖轎、誥授光祿大夫、賜謚“文誠”。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的師傅”即末代帝師。還是江西歷史上出任全國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前身）總監督的第一人。

仕途

朱益藩之父是咸豐年間進士，在父親熏陶下，朱益藩四歲就能寫一手好字。朱益藩於光緒十六年恩科會試中貢士，殿士二甲第九名，賜進士出身。在保和殿御試時，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三年大考翰林，取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欽命南書房行走，兼經筵進講大臣，在養心殿為光緒皇帝和皇后講《貞觀政要》。”后多次外放為正副考官及學政。曾任奉天鄉試同考官，湖北省鄉會試副考官，湖南省鄉會試正考官，浙江省鄉會試正考官，陝西省學政等職。宣統元年（1909年）任宗人府府丞，宣統二年（1910）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回籍

辛亥革命后回籍。一九一六年受清宮小朝廷之邀為上書房師傅，教授末帝溥儀直至一九二四年其被馮玉祥趕出故宮。擔任溥儀的師傅期間其受到信用，與聞機要，兼為“御醫”，在毓慶宮諸位師傅中間其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陳寶琛。溥儀出宮后他管理“清室北京辦事處”，仍負有為溥儀謀划之責。“九一八事變”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態度鮮明，溥儀出關，他不但不隨行，而且至死沒去過長春。后迫於生計，曾在北京琉璃廠掛筆單鬻字為生，今北京東琉璃廠信遠齋的匾就是朱益藩題。朱益藩於一九三七年三月病歿於北京。溥儀聞報極為傷感，依例追贈“清故太保”，謚“文誠”，賞銀5000元治喪。朱益藩同時又善詩能文兼精中醫學，可惜生前所著的詩文手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焚毀，幾乎無一存世。

知遇之恩的報答

朱老先生可是光緒和溥儀兩代皇帝的帝師，當年他給光緒當師傅時名聲就很不錯，深得光緒信任。民國成立后，他養花種菊，準備終老南山。袁世凱稱帝時，多次派人請他出山，老爺子不為所動。

可北京方面請他出來給溥儀當漢文老師他為啥又出來了呢？這不是出於復辟帝制的夢想，而是出於對光緒知遇之恩的報答。他是1915年應邀來京的，1916年3月，他請假回家把家眷接來，在秦老衚衕住了下來。當時，溥儀的老師有五個，漢文老師：陳寶琛、朱益藩、梁鼎芬；滿文老師：伊克坦；英文老師：庄士敦。因為朱老先生曾是光緒的老師，溥儀賞他二品頂戴花翎，紫禁城內坐二人抬暖轎，賞穿素色貂褂，每月開500塊大洋，春節、端午、中秋三大節日，照例還有數百元賞賜。老爺子的待遇可是不低。

令世人刮目相看

按他的經歷和身份如果安安穩穩地當個遺老，很快就會被人們遺忘的。可朱老爺子偏偏在這生命的尾聲階段，做出了幾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兒。人們這才明白，這個遺老不但不是老朽之人，還深明大義，能跟上時代潮流。

1917年，圍繞著中國是否派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大總統黎元洪和內閣總理段祺瑞產生了嚴重分歧。黎元洪手下沒兵，鎮不住皖系軍閥段祺瑞，就把駐徐州的張勳請出來搞調停。張勳正想鑽空子呢，就帶著辮子兵進了京，圖謀復辟滿清王朝。張勳和朱益藩不但都是江西老鄉，還都是前清的寵臣，兩人親密如哥兒倆。朱老先生在秦老衚衕的宅子，原先就是張勳的公館，是張勳半賣半送給了朱老先生的，朱老先生能不惦記這個恩情嗎？張勳一到北京，就在江西會館擺開酒宴，請朱老入席，一是敘敘友情，更重要的是想說說復辟大計。

酒過三巡，朱老先生怎麼越聽越不是味兒呀，什麼兵逼黎元洪解散國會，然後再把溥儀抬出來登上皇帝寶座……老先生的臉色漸漸沉了下來。他勸張勳說，形式非比昔日，大小軍閥虎視眈眈，正要準備互相殘殺，你把溥儀抬出來能收拾得了局面嗎？就靠你手下那三五萬辮子兵，根本坐不住啊。張勳牛脖子一梗，說有人支持我，怕什麼！朱老先生一臉悲戚地看著張勳，端起酒盅只好在心底暗暗為他祝福。張勳復辟以後，紫禁城裡的遺老遺少們那份兒樂呀，一個個翎頂袍褂的，排著隊進宮叩頭，給皇上請安謝恩哪。人堆兒里就是沒有兩代宗師朱益藩的影子。這是很出人意外的。

研究者認為，朱老先生此舉不是表明他對晚請皇室不忠心，也不是說他是個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是說明他能權衡利弊，順應民心，這也許是他的民本思想在起作用吧。張勳的復辟只歷時十一天就壽終正寢了。張勳倉皇逃亡中才十分後悔當初沒有聽朱益藩的話。當然，在勸張勳不可妄動的人中也有清王朝的忠實走狗大太監小德張，他也是張勳最要好的朋友，不過，他是從軍力的角度著眼，而不是像朱益藩大局著眼的，這是他們二人的根本區別。

到了1924年，馮玉祥率國民軍進駐北京．將溥儀逐出紫禁城，溥儀匿居天津張園。自此，朱益藩與溥儀分離兩地，但朱益藩還經常坐火車去天津看望薄儀，雙方書信來往也很頻繁。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秘密策劃成立偽滿洲國，要溥儀當傀儡皇帝。溥儀舉棋不定，便派人接朱去天津商談。朱老先生到了天津，一身凜然正氣，怒斥鄭孝胥的漢奸論調，力陳偽滿洲國不可立的緣由。為此，他曾跪在昔日的皇帝腳下，老淚縱橫地苦苦諫勸。一個封建老臣能有如此民族大義確實難得，這也就是讓近代史學者們對他刮目相看的第二件事。1932年4月9日“滿洲國”宣告成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溥儀成了萬人共誅的民族敗類。朱益藩羞辱難當，氣憤之極便責令兒孫把存掛在廳堂內的溥儀贈給他六十大壽的祝壽詩，還有溥儀送的名畫《惲壽平仿李成山水軸》、《趙伯駒玉洞群仙圖》統統取了下來，以示對溥儀的極大大不滿。

生日禮物故事

說起溥儀給朱益藩的生日禮物，那還有些故事。有一次溥儀了解到朱益藩晚年得子，就將自己小時候的一套精緻的軍樂隊泥人玩具取出來賞給了他。平時遇到朱的生日，一般賞賜些綢緞及內裝金銀錁子的荷包等物，皇帝的妃子對他也各賞賜一份。可是在1920年朱益藩六十大壽的時候，溥儀的賞物就顯得不一般了，他賞了御制詩一副，白玉如意一柄，鍍金佛兩尊，古畫一軸以及對聯、福壽字等，說明溥儀對他是很敬重的。朱益藩一直將此御制詩掛在廳堂里十幾年，說明他對溥儀也是很感念的。但這份情感再重，也擋不住民族大義的力量，所以他寧願割捨這份情義，也要堅持自己的為人原則。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秦老衚衕在清朝滅亡以後能“行走”了他這樣一位兩朝遺老也算沒有白起這麼個美名吧。

朱老先生的書法很好，他寫的楹聯、條幅、中堂、冊頁、扇面以及長卷壽屏，實屬書法精品，他的書品在清宮地位甚高，求書者眾多。自從離開溥儀后，他一直在北京榮寶齋南紙店掛筆單賣字。他晚年仍致力於鑽研書法，若遇親友探問，提到詩文書畫以及史料掌故，還是侃侃而談，不能自已。但其性格倔強，誓不與國民黨當道者來往。1936年春節前，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德純、天津市長蕭振德派人給他送來《四書》和狐皮筒袍，以示敬意。誰知朱益藩竟不接見，使來人十分難堪。第二年3月，這位老人就在北平逝世了，享年七十七歲。

喪事至高禮遇

說到他的逝世，有些故事值得聊一聊。他於1937年3月10日在秦老衚衕寓所病逝后，北京各報均刊載了訃聞。溥儀馬上指派留京辦事處的愛新覺羅·載濤代表致祭，帶來了一些東西和5000元治喪費，還誥授了光祿大夫等三個頭銜名號，算是對他的至高禮遇吧。原打算停靈四十九天，做完了七七后開弔發引，沒想到他的繼室夫人易玉燕因傷心過度，在他死後第四十天就突發心臟病而死，這樣，朱益藩夫婦的喪事就在1937年5月1日同時開弔受奠。前來登門祭奠的，有遜清室代表、北平國民政府和軍事等各界要員或他們的代表、故舊、門生、親朋好友及北平市民等，終日絡繹不絕。5月2日出殯，用六十四個杠夫的“皇杠”。出殯隊伍由東四十二條出發，經東四大街至東單牌樓，又經東長安街、舊戶部街、前門，直至西珠市口，再進西磚衚衕，然後送進了南城的法源寺停柩。由於朱老先生門生故舊很多，再說他又給許多大商號寫過招牌，給窮苦市民免費瞧過病、送過葯，所以設路祭的、加入隊伍的送葬人很多，葬禮十分隆重。

朱家原本把他的靈柩送回江西老家安葬，可是很快就發生了七七事變，只好安葬在廣安門內吉安十屬義地。后該地被徵用，就遷葬永定門外南苑公墓。“文革”中這個墓地被平為耕地，朱墓早已查無下落了。只有他當年住過的秦老衚衕仍未改名，給今人留了點兒念想。

朱益藩四歲就在他父親朱之傑的指導下識字並習作大字，受到過嚴格的館閣體書法的訓練。早年學習歐、柳、趙諸家。

中年兼師李北海、米襄陽等。朱益藩入值南書房時即以擅長書法聞名，經常承代御筆書寫匾額、春牌、福、壽字等。居京期間，得以觀覽內府所藏大量的古代碑貼及名家手跡，並同當時的王公大臣交往過程，開擴了眼界，書藝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他重視通過臨摹承繼前人的書學成就，習字勤奮，博取眾家之長，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朱益藩受晚清學者、士人倡導碑學的影響，書法到了近代逐漸走上了碑帖兼容的道路。但這一結合卻是在不斷探索中完成的。一方面，許多學者長期受到“館閣體”的束縛，尚不能放開手腳另立新的面目；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到了尊碑風氣的熏染，有一種突破前人藩籬的衝動。這就自然而然地在他們的書法創作中體現出來。朱益潘的這副行楷七言聯（見附圖）就說明了這一特點。在這副楹聯中，作者在有些字的處理上下筆謹慎，一絲不苟，可以說是循規蹈矩、不越雷池。如其中的“菊”、“陶”、“陽”等字，有著很明顯的柳公權書體的痕迹。但作者又比較好地解決了遵守法度和抒發性情之間的矛盾，那就是遵從楷法的同時融入行書的筆意，以加強整體的變化。如其中的“靖”、“畫”、“襄”等，既下筆沉實，又行筆利落，做到規矩而不失靈動，瀟灑而不失嚴謹。就結體而言，通篇作品以內斂為主，但卻隨時通過個別筆畫的伸展進行調整，在平正、穩重中追求變化，避免了死板和局促，如“節”字的垂筆、“書”字的橫筆、“陽”字的撇筆等。從整副楹聯的章法來看，字與字之間的布局疏密得當，兩聯之間協調對稱，上下款和正文互為呼應，相映成趣，融為一體。朱益藩與後來成為著名政治家、學者的文廷式、夏穗卿等人同科，授翰林院編修，曾官至湖南主考、陝西學政、上書房師傅、考試留學生閱卷大臣等。其書宗法柳公權、米芾等，雄渾蒼勁、法度謹嚴。民國之後，曾在京、津一帶定潤鬻字。

他七十壽辰的時候，溥儀給他的壽詩中就有“善書健腕猶飛白，旨酒溫顏自渥丹”的句子，對他的書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可以肯定的說，他是當時宮廷書法家中的最出色的一位。

朱益藩的字用筆妍麗遒勁，雍容沖和，寧靜淡雅，法度嚴謹，充滿文人氣質和唯美主義的傾向。他和劉春霖等人固守著館閣體的最後一塊陣地，宮牆的外面，書法已經是碑學的天下了。書法的歷史無情的走到了后科舉時代，悲劇已經不可避免，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書法史上有一個朱益藩，儘管書法給他的生前帶來別人難以想象的榮耀。在現代人的視野里，他書法的線條是那樣的纖弱，單薄，但字裡行間還是有著淡淡的詩意。是感傷的詩意？還是悵惘的詩意呢？可能只有他自己能讀懂，他是那個時代最後的詩意、最後的一曲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