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陵

明泰徠陵，位於北京昌平區筆架山東南麓，這裡又稱“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張氏的合葬陵寢。

明孝宗朱祐樘，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三十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八日崩於乾清宮，享年36歲，謚“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葉唯一的較為勵精圖治的賢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監梁芳、外戚萬喜及其黨羽均被治罪。又淘汰傳奉官2000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240餘人；佛子、國師等780人，被追回誥敕印仗，遣歸本土。並調整內閣班底，罷免了不學無術、依附權要的閣臣萬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間，勤於理政，選用賢臣，當時被任用的徐漙、劉建、李東陽、謝遷、王恕、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誠的大臣，在弘治一朝發揮了較大作用。孝宗常召閣臣至文華殿，讓大家共議大臣的章奏，寫出批詞后，自己再批改頒發。所以，閣臣李東陽高興地說： “天順以來，30餘年間，皇帝召見大臣，都只問上一二句話，而現在卻是反覆詢問，討論詳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學士劉健上奏說，晚朝散歸后，天色已黑，各處送來的文件往往積壓內閣，來不及處理，如有四方災情，各邊報警等事務，就有耽擱的可能。於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兩次在平台召見有關大臣議事。從此出現了“平台召見”這一新的朝參方式。

孝宗對臣下寬厚平和。早朝的時候，孝宗親御奉天門，大臣們言事，要從左右廊廡入門內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儀，孝宗從不問罪，奏本中有錯字也不糾問，經筵講官失儀，他還寬慰數詞，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宮內，覺得天氣寒冷，就問左右內臣：現在官員有在外辦事回家在路途的嗎？左右回答說：有。他又說： “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導，奈何?”遂傳下聖旨，命今後遇在京官員夜還，不論職位高低，一律令鋪軍執燈傳送。這些事雖不算大，但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如此曲體臣下，也確屬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節儉，不近聲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盧思慎，曾對朝鮮的國王說：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群臣皆以喪服(居喪期間),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製的衣，每年要向那裡加派上千匹。而這種織品，用工繁浩，名雖為布，實際卻用細絨織成。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后，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由於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監亂政的現象，採取了一些發展經濟、挽救危機的治國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出現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時期，史稱其時為“弘治中興”。

然而，孝宗的“中興盛世”，不但短暫，而且孝宗的魄力也遠不及明初幾帝為大。例如，太監李廣，曾用符籙禱祀等左道之術蠱惑孝宗，又假傳聖旨，授傳奉官，接納賄賂，擅奪民田，大興土木建造府第，還引來萬泉山水環繞四周。御史張縉、給中葉紳交章論劾，孝宗卻置之不問。后李廣懼罪自殺。又如，后家張氏，橫行霸道，孝宗命司禮監官蕭敬及侍郎屠勛前往查處，他們秉公辦事，觸怒了張家，張皇后便大發雷霆。孝宗不對后家裁抑，卻只是委屈其間，從中和稀泥。由於孝宗處事優柔，不能果斷地懲治豪強，弘治年間，王公、勛戚侵吞民田的情況仍比較嚴重。據弘治二年(1489年)統計，順天府的各項莊田總數達332座，佔地33000餘傾。

儘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較之前後幾帝，還是比較清明的。

泰陵陵事的籌劃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後。《明武宗實錄》記載，武宗即位后，即著手籌辦孝宗喪事。禮部左侍郎李傑、欽天監監副倪謙和司禮監太監戴義對武宗說： “茂陵西面有個叫施家台的地方，是個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寢可以在那營建。”工科右給事中許天錫也向武宗建議，派廷臣中精通風水術的人，前去復視一次。他還提議：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處。廣求術士，博訪名山，務得主勢之強，風氣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著，庶可安奉神靈，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禮部亦贊成這個提議。於是，武宗命太監扶安、李興、覃觀及禮部右侍郎王華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視，最後確定在那裡營建孝宗陵寢。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園正式興工，並定陵名為泰陵。太監李興、新寧伯譚佑、工部左侍郎李釒遂 提督工程，五軍都督府及三大營官軍上萬人供役，歷時四月，玄宮落成，於該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將孝宗葬入陵內。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園的地面建築也全部告成。整個陵寢建築按《明武宗實錄》記載包括：“金井寶山城、明樓、琉璃照壁各一所，聖號石碑一通，羅城周圍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門三座，香殿一座為室五，左右廂、紙爐各兩座，宮門一座為室三，神廚、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橋五座，神宮監、神馬房、果園各一所”。

泰陵營建雖然只有10來個月的時間，但卻不是一帆風順。祝允明《九朝野記》和孫緒《無用閑談》曾記載，泰陵營建中在開挖玄宮金井時，曾有泉水湧出，“水孔如巨杯，仰噴不止”。吏部主事楊子器親眼看到，如實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風水觀念中，金井出水，被視為不祥。這樣一來，泰陵非改址不可。當時的督工太監李興，為武宗所寵信，勢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見有人對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見，十分氣惱。工部左侍郎李釒遂，希望陵寢儘快工成，也認為楊子器多言。他們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說楊子器“誹謗狂妄”，武宗不問青紅皂白，下令將楊子器關進了錦衣衛大獄。其他知情官員見狀再也不敢提這件事，更不敢為楊子器分辨求情。恰巧，這時有個新被起用的知縣，莆田人邱泰，來到京城，見京城對這件事議論紛紛，就上疏說：“子器比奏甚有益，蓋泰陵有水，通國皆雲。使此時不言，萬一梓宮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泄氣，不開則抱恨終天。今視水有無，此疑可釋。”武宗覺得有理，命司禮監太監蕭敬押解楊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驗證。楊子器料到李興、李釒遂 會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臨行時賦詩一首：

禁鼓元聲曉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痴。

群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

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

他自比戰國時代向楚王進獻美玉的卞和，認為自己做了杞人憂天的傻事兒。現在，不知朝中誰能為自己雪清這不白之冤。眾官員也為楊子器擔心，怕他慘遭李興毒手。

蕭敬押著楊子器到了秦陵，李興果然率領一群打手趕到。他們見了楊子器先是痛罵，接著又要鞭打。蕭敬連忙阻止，對他們說：“水之有無，視之立見，何必如此?”又對李興說：“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蕭敬稟報了泰陵金井無水的情況。太皇太后王氏（憲宗皇后）在宮內聽說這件事，傳旨說：“無水則已，何必罪人！“楊子器才官復原職，避免了一場殺身大禍。

其實，泰陵金井即使沒有出水，但從“風水”的角度看，該陵所見位置的確存在不少不合於“吉壤”條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圖說》中就曾這樣評論泰陵的風水：“山顛巨石，土山戴之。而靈域之脈實生其下，蓋天壽山外之山。淆然雜亂，地氣不正，穴結無情，非可為弓劍之所也。況乎黑嶺南障，一無所見於前。賢庄，灰嶺之水出其左，錐石之水出發其右，二水雖合，環繞南流，流而散也。……則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談遷在《國榷》中也說：“泰陵臨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識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時有的建築即已殘壞。《帝陵圖說》記泰陵祾恩門情況，“今左右兩門壞，壘石以塞門”。

此後，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園建築曾經修葺，修葺情況除三座門由琉璃花門改建成磚砌冰盤檐式門樓外，余同茂陵。其現狀較茂陵殘壞最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