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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陵

明孝宗朱祐樘陵寢

明泰陵,位於筆架山東南麓,這裡又稱“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帝孝宗敬皇帝朱祐樘(年號弘治)及皇后張氏的合葬陵寢。明泰陵,位於北京昌平區筆架山東南麓,這裡又稱“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孝康張皇后的合葬陵寢。

地理位置


明泰徠陵,位於北京昌平區筆架山東南麓,這裡又稱“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張氏的合葬陵寢。

墓主簡介


明孝宗朱祐樘,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三十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八日崩於乾清宮,享年36歲,謚“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明泰陵
明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葉唯一的較為勵精圖治的賢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監梁芳、外戚萬喜及其黨羽均被治罪。又淘汰傳奉官2000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240餘人;佛子、國師等780人,被追回誥敕印仗,遣歸本土。並調整內閣班底,罷免了不學無術、依附權要的閣臣萬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間,勤於理政,選用賢臣,當時被任用的徐漙、劉建、李東陽謝遷王恕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誠的大臣,在弘治一朝發揮了較大作用。孝宗常召閣臣至文華殿,讓大家共議大臣的章奏,寫出批詞后,自己再批改頒發。所以,閣臣李東陽高興地說: “天順以來,30餘年間,皇帝召見大臣,都只問上一二句話,而現在卻是反覆詢問,討論詳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學士劉健上奏說,晚朝散歸后,天色已黑,各處送來的文件往往積壓內閣,來不及處理,如有四方災情,各邊報警等事務,就有耽擱的可能。於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兩次在平台召見有關大臣議事。從此出現了“平台召見”這一新的朝參方式。
孝宗對臣下寬厚平和。早朝的時候,孝宗親御奉天門,大臣們言事,要從左右廊廡入門內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儀,孝宗從不問罪,奏本中有錯字也不糾問,經筵講官失儀,他還寬慰數詞,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宮內,覺得天氣寒冷,就問左右內臣:現在官員有在外辦事回家在路途的嗎?左右回答說:有。他又說: “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導,奈何?”遂傳下聖旨,命今後遇在京官員夜還,不論職位高低,一律令鋪軍執燈傳送。這些事雖不算大,但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如此曲體臣下,也確屬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節儉,不近聲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盧思慎,曾對朝鮮的國王說: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群臣皆以喪服(居喪期間),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製的衣,每年要向那裡加派上千匹。而這種織品,用工繁浩,名雖為布,實際卻用細絨織成。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后,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由於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監亂政的現象,採取了一些發展經濟、挽救危機的治國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出現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時期,史稱其時為“弘治中興”。
然而,孝宗的“中興盛世”,不但短暫,而且孝宗的魄力也遠不及明初幾帝為大。例如,太監李廣,曾用符籙禱祀等左道之術蠱惑孝宗,又假傳聖旨,授傳奉官,接納賄賂,擅奪民田,大興土木建造府第,還引來萬泉山水環繞四周。御史張縉、給中葉紳交章論劾,孝宗卻置之不問。后李廣懼罪自殺。又如,后家張氏,橫行霸道,孝宗命司禮監官蕭敬及侍郎屠勛前往查處,他們秉公辦事,觸怒了張家,張皇后便大發雷霆。孝宗不對后家裁抑,卻只是委屈其間,從中和稀泥。由於孝宗處事優柔,不能果斷地懲治豪強,弘治年間,王公、勛戚侵吞民田的情況仍比較嚴重。據弘治二年(1489年)統計,順天府的各項莊田總數達332座,佔地33000餘傾。
儘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較之前後幾帝,還是比較清明的。
泰陵陵事的籌劃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後。《明武宗實錄》記載,武宗即位后,即著手籌辦孝宗喪事。禮部左侍郎李傑、欽天監監副倪謙和司禮監太監戴義對武宗說: “茂陵西面有個叫施家台的地方,是個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寢可以在那營建。”工科右給事中許天錫也向武宗建議,派廷臣中精通風水術的人,前去復視一次。他還提議: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處。廣求術士,博訪名山,務得主勢之強,風氣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著,庶可安奉神靈,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禮部亦贊成這個提議。於是,武宗命太監扶安、李興、覃觀及禮部右侍郎王華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視,最後確定在那裡營建孝宗陵寢。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園正式興工,並定陵名為泰陵。太監李興、新寧伯譚佑、工部左侍郎李釒遂 提督工程,五軍都督府及三大營官軍上萬人供役,歷時四月,玄宮落成,於該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將孝宗葬入陵內。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園的地面建築也全部告成。整個陵寢建築按《明武宗實錄》記載包括:“金井寶山城、明樓、琉璃照壁各一所,聖號石碑一通,羅城周圍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門三座,香殿一座為室五,左右廂、紙爐各兩座,宮門一座為室三,神廚、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橋五座,神宮監、神馬房、果園各一所”。
泰陵營建雖然只有10來個月的時間,但卻不是一帆風順。祝允明《九朝野記》和孫緒《無用閑談》曾記載,泰陵營建中在開挖玄宮金井時,曾有泉水湧出,“水孔如巨杯,仰噴不止”。吏部主事楊子器親眼看到,如實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風水觀念中,金井出水,被視為不祥。這樣一來,泰陵非改址不可。當時的督工太監李興,為武宗所寵信,勢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見有人對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見,十分氣惱。工部左侍郎李釒遂,希望陵寢儘快工成,也認為楊子器多言。他們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說楊子器“誹謗狂妄”,武宗不問青紅皂白,下令將楊子器關進了錦衣衛大獄。其他知情官員見狀再也不敢提這件事,更不敢為楊子器分辨求情。恰巧,這時有個新被起用的知縣,莆田人邱泰,來到京城,見京城對這件事議論紛紛,就上疏說:“子器比奏甚有益,蓋泰陵有水,通國皆雲。使此時不言,萬一梓宮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泄氣,不開則抱恨終天。今視水有無,此疑可釋。”武宗覺得有理,命司禮監太監蕭敬押解楊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驗證。楊子器料到李興、李釒遂 會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臨行時賦詩一首:
禁鼓元聲曉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痴。
群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
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
他自比戰國時代向楚王進獻美玉的卞和,認為自己做了杞人憂天的傻事兒。現在,不知朝中誰能為自己雪清這不白之冤。眾官員也為楊子器擔心,怕他慘遭李興毒手。
蕭敬押著楊子器到了秦陵,李興果然率領一群打手趕到。他們見了楊子器先是痛罵,接著又要鞭打。蕭敬連忙阻止,對他們說:“水之有無,視之立見,何必如此?”又對李興說:“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蕭敬稟報了泰陵金井無水的情況。太皇太后王氏(憲宗皇后)在宮內聽說這件事,傳旨說:“無水則已,何必罪人!“楊子器才官復原職,避免了一場殺身大禍。
其實,泰陵金井即使沒有出水,但從“風水”的角度看,該陵所見位置的確存在不少不合於“吉壤”條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圖說》中就曾這樣評論泰陵的風水:“山顛巨石,土山戴之。而靈域之脈實生其下,蓋天壽山外之山。淆然雜亂,地氣不正,穴結無情,非可為弓劍之所也。況乎黑嶺南障,一無所見於前。賢庄,灰嶺之水出其左,錐石之水出發其右,二水雖合,環繞南流,流而散也。……則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談遷在《國榷》中也說:“泰陵臨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識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時有的建築即已殘壞。《帝陵圖說》記泰陵祾恩門情況,“今左右兩門壞,壘石以塞門”。
此後,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園建築曾經修葺,修葺情況除三座門由琉璃花門改建成磚砌冰盤檐式門樓外,余同茂陵。其現狀較茂陵殘壞最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