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裕伯

秦裕伯，字惟鏡、景容，號蓉齋，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人。元大德年間（1297～1307），隨父輩定居上海縣長壽里（題橋）。元至正四年（1344）中進士，歷官湖廣行省照磨、山東高密縣尹、福建行省郎中、延平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行台侍御史。元末，棄官返鄉。明太祖朱元璋多次徵召，不得已入朝。歷官侍讀學士、待制、治書侍御史，並與御史中丞劉基主持京畿考試。后出知隴州，以病辭官歸里。明洪武六年七月二十日（1373年8月8日），病逝於家中，卒於長壽寺里。歿后，追封顯佑伯，為上海縣城隍正堂，歷明清兩代不變。工書法，上海令祝大夫碑，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楊維楨撰，為其所書，《海上墨林》。

秦裕伯，字惟鏡、景容，松江府上海縣人（今上海）人。松江府境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七十三里，東至海八十里，西至平江路長洲縣，界八十里；南至中明州界九十里；西南到海鹽縣界六十里到縣一百里；西北到崑山縣界一百五十里到縣二百，陸路西南至嘉興縣界六十里，水路同東北至青龍鎮五十四里，水路自靑龍入吳；松江同見嘉禾志。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於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秦裕伯天資聰明卻好學習，由父親啟蒙識字，十分好學。元大德年間（1297～1307），隨父輩秦氏良顕、良顥兄弟定居上海縣長壽里（題橋）。

宋代末年，秦裕伯祖父秦知柔這一代是避戰亂而流落到黃浦江畔的，雖是“宦室裔胄”，但此時已經落難了。而過了50年左右，到元泰定年間（1324～1328），秦良顕出任上海縣長人鄉里正時，已稱為“田產富盛”。秦知柔任江浙行省中書省儤使之後，小兒子秦良顥赴大名府求學，任國子監學錄，后調任浙西榷鹺使。大兒子秦良顕出任長人鄉里正之前在忙什麼呢？

當時，長人鄉的社會經濟環境正處在轟轟烈烈的“大開發”之中，一是鹽業興旺，二是大量墾荒。上海縣長人鄉的沿海地區，在唐代末錢鏐建吳越國以後，即開始有了煮海製鹽之業。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0），在下沙地區建有鹽監之後，這一帶被闢為下沙鹽場。而下沙以西地區，仍以農業為主。隨著沿海成陸面積逐漸擴大，鹽區亦隨之東移。至元末明初，鹽區已移至里護塘以東一帶。塘內之地稱漕田或有司地，屬長人鄉管轄，設保、圖建置；塘外之地則稱灶田或鹽司地，屬下沙鹽場，設團、灶建置。

秦知柔、秦良顥當官，自有俸祿保障，加上身處鹽業興旺之地，收入必定不薄。而秦良顕定居在行頭秦家行，忙的是帶領子孫們墾荒屯田，擴建家園。當時，朝廷為推進這裡的“大開發”，規定可以豆麥代替米糧繳納田賦，后又可以棉花代替米糧納賦。這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移民，土地日趨熟化，農業生產迅猛發展，土地的主人們自然富盛起來。附近的召稼樓，就是在這個時機以召人耕作而名聞八方，遂形成市鎮。附近的撥賜庄，是元順帝將妹妹百花公主下嫁給丞相脫脫之子時，撥賜這裡收歸的田產作陪嫁的“脂粉田”，傳說有上百頃。這座由蒙古族人建造的莊園此時已頗具規模，還從黃浦江到下沙鹽場專門開挖了運鹽干河“鹽鐵塘”。

在如此“大開發”的歷史機遇中，秦良顕以及其子孫們，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竟然從幾乎一無所有的“避難者”，發展為“田產富盛”、宅院碩豐的大家族，以致世上有了“秦家行”這樣一個被標上史書圖籍的地名，可謂是有幸遇上了天時、地利、人和。然而，儘管秦家的家境日趨富盛，秦裕伯卻遲遲未能走通“學而優則仕”的理想之旅。秦裕伯不足10歲隨父母定居長壽里，到至正四年（1344）中進士，出任湖廣行省照磨而離鄉，其間時達40年左右。

他成年後，在此娶儲氏為妻，她是周浦一帶的望族之女。當時，周浦儲姓家族頗具聲望，祖輩是宋代詞人儲泳（約1101～1165，字文卿，號華谷），隨宋室南遷而隱居在周浦一帶，後人為紀念他，還倡議將當地稱為“儲里”或“華谷里”。然而，這望族之女並沒有給秦裕伯增添福音，夫妻倆生下兒子，取名世隆，可惜因病早歿。此後，夫妻倆沒有再生養。

秦裕伯48歲成為進士，出任湖廣行省照磨，做些具體的文書工作，而且熬了六年之久，才得到提拔。元至正十年（1350），秦裕伯赴文化發達的山東高密縣（今屬濰坊市），升任七品知縣。他的才智終於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能獨擋一面，又十分勤政。據《山東通志》《高密縣誌》等史籍稱，歷史上的膠東半島是地勢低洼、氟毒橫行、十年九不收的地方。當地民謠稱“遙望西壕里，蒼茫一片窪。人人拖黑腿，個個齜黃牙。有土都是鹼，無田不養蛙。等到好年景，也學種地瓜”。秦裕伯指導民眾“塹其周為渠，以蓄大雨，渠外築墉，以防野潦”。之後，“連歲大熟，獲麻禾菽麥若干斛”，從而形成當地獨具特色的“台田溝”，抵禦了鹽鹼澇窪之災。

明萬曆《即墨志》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即墨（今屬青島市）知縣董守中始建廟學和九賢祠，為當地歷史上的九位名宦才俊塑像加以供奉，特請高密知縣秦裕伯撰寫《九賢祠頌》，勒碑刻石記之。秦裕伯還曾應邀撰寫《密州修學記》（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由黃翔書正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可見當時他在山東地區是頗有聲望的。

秦裕伯在任高密知縣的三年間，不僅沒有增加農民的賦稅負擔，而且把鹽民的負擔按他們的產量、收益之多寡分成三等九品，廢除了原來按統一標準收稅的辦法，做到了合理公平。地方上經常要有許多臨時的或額外的開支，秦裕伯發動農民把原來公家拋荒的土地重新播種耕耘，收穫的糧食即作為過往官員的接待費用，農民、市民不必再交納額外賦稅，不僅供給飲食住宿綽綽有餘，而且還有餘資可以購置一批新的馬匹以供使用。當時，社會時局很不穩定，朝廷讓各地州縣修築城池，以利防守。在秦裕伯的規劃領導之下，新建的高密縣城牆周邊有五里長，開闢了東、南、西、北四門。城門均牢固而蓋了磚瓦，能遮蔽風雨。城外開鑿了寬闊的護城河，河上架設了弔橋，隨時可以收起。要想進攻縣城，就非越此防線不可。此外，他還大規模地興修了孔子廟、漢代經學大師鄭康成祠堂等公共建築，又造了一批高密縣衙門的辦公用房。他在全縣境內先後辦了42所教學機構，使學童們有了讀書的機會。這一系列政績是在兩年多時間內取得的，可見他勤政愛民，“雖動大役而民不知擾”。

當秦裕伯離任時，百姓欲留任而不能，為頌其勤政愛民之功德，特請在大都（今北京）任禮部郎中的明善寫了《秦尹去思碑記》，詳盡記載其政績。《秦尹去思碑記》被收入《高密縣誌·藝文志》。至正十三年（1353）春,秦裕伯被調往福建地區，出任福建行省郎中。他為官恩威並施，曾規定盜匪首次捕獲，發款囑其自謀生活；再捕獲則杖數十，令其歸耕；第三次則數罪合科，加重罰，令“清白”而死，即將罪犯投入石灰坑畢命。以此告誡雞鳴狗盜之徒，要行善事，清白為人。因此，秦裕伯為政期間盜賊匿跡，百姓稱頌，贏得“公正幹練”的美名。

秦裕伯任行省郎中一年後，即得到越級提拔，出任延平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后又調往朝廷御史台（監察機構），擔任侍御史。然而，不久秦裕伯卻“突然”提出辭職了。《明史》說是“遭世亂”，其實是另有緣故。元代晚期，確實世道紛亂。而更關鍵的原因是，秦裕伯為官十年，儘管十分勤政，但並沒有得到朝廷的真正賞識。因行御史南台大夫達識帖睦邇“與江浙省臣有隙”，秦裕伯曾遭台臣“嗾臬司以飛語”中傷，自然甚為憤懣。何況作為一名仕途坎坷的儒生，此時秦裕伯從事監察工作，更深知官場的內幕，但他卻無力回天，促使他逐步對分崩離析的時勢喪失信心，更為了照料年及八旬的父母，他最終拿定主意，於至正十四年（1354）毅然辭官，先到揚州小住，尋祖訪友，后返回故鄉長壽里，時年58歲。

《淮海宗譜》稱，秦裕伯辭官返回長壽里時，仍“耳目聰明，筋力不倦，高談劇飲，手不釋卷。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閱之，愛君愛國之念，耿耿不能忘也”。

一年之後，78歲的父親逝世，“有誡子書，詞甚真切”。從此，秦裕伯與老母親相依為命又十年。當時，秦裕伯與流寓烏泥涇鎮的著名詩人王逢交往甚密。王逢（1319～1389），字原吉，號梧溪子，又號席帽山人，江陰人。少時聰慧，勤奮好學，頗有才氣，因而聞名於鄉里。為人正直，熱愛故鄉，關懷故鄉百姓的疾苦。一直以布衣為榮，不願為官。時有金陵台臣推薦他出仕，他則以身體有病而婉辭拒絕。他一心作詩，且才氣橫溢，多題詠孝義勇烈之事。他寓居烏泥涇鎮時達17年，著有《梧溪集》。然而，秦裕伯只享了兩年清福，麻煩事又接連發生。至正十六年（1356），起義軍首領張士誠（1321～1367）佔據蘇州后，慕其學名，兩次派人上門招賢。秦裕伯卻固辭不允。為避招是非，秦裕伯帶母親到松江的橫泖去隱居了一段時間。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打敗上海縣的錢鶴皋起反勢力，佔據了上海地區。相傳，朱元璋猜疑心特別重，在南京處決錢鶴皋時，見其白血噴出，因此他一直心神不安，生怕錢鶴皋變作厲鬼長久作祟。而就在這時，朱元璋徵召了隱居在家鄉的元廷老臣劉基（字伯溫），邀其擔任謀臣，就此戰果輝煌，既得到了有力輔佐，又獲得了廣泛讚譽。朱元璋發現自己缺少文化和智謀，利用前朝高官為己服務，是一條克敵制勝的捷徑。於是，他決意要起用一位出身於上海地區的元廷高官，既可輔助自己，又可討好當地百姓，沖抵錢鶴皋作祟之危。最終，他選中了秦裕伯，“命中書省檄起之”，擬起用他出任巡迴御史或福建行省農田水利都監。至正二十五年（1365），秦裕伯母親去世，歸葬長壽里秦氏墓地。正當他閉門守孝時，事態逼緊了。

朱元璋於吳元年（1367）正月發出《聘裕伯公御書》，派人前來徵召秦裕伯出山任職，並十分關切地說：“海濱之民好鬥，裕伯居於此地恐有累焉”，即使不願入朝，也要勸其移居別處。秦裕伯剛安葬母親，正在家守孝，便對使者說：“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出而拜命，是不孝也。”為此，他特作《上中書相國卻聘書》，並委託弟亨伯代他趕赴南京，拜謝丞相李善長，回應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廷殘餘勢力，在南京稱帝。但他卻更加擔心那些有影響的文人成為對立面，便命令中書省推進徵召。洪武元年(1368)四月，朱元璋發出《再聘裕伯御書》，一再甜言蜜語，又以歷代應召實例勸其入朝。秦裕伯時年已72歲，堅持稱病不起，又作《再上丞相卻聘書》回應，還是苦苦推辭，請求“投鹿于山，放魚於淵，不出範圍，物遂其天”。

可是，朱元璋也不罷休，當月又給秦裕伯發出《三聘裕伯公御書》，嚴詞追逼，緊咬不放。相傳，傳旨者言語頗具威懾性，質問秦裕伯：“天下定，伏處不出，意欲何為？”甚至宣稱：“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面對不可抗拒的強權政治，秦裕伯生怕再不從命，必定招致殺身之禍，甚至殃及桑梓。他嘆曰：“是皆已甚迫，斯可見矣。”於是，只得垂淚告別故里，隨使者入了朝。秦裕伯如此選擇，日後成了人們爭議的焦點。而秦裕伯當時的心境，另有事實可考察：同年八月間，他應著名文學家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之邀，手書了他為明代上海首任知縣祝挺撰寫的《上海知縣祝大夫碑》（此碑於清咸豐十一年毀於西兵之手）。幾年前，豪傑錢鶴皋起兵，一度攻下上海縣城。而祝挺是明太祖朱元璋指派收復上海縣城，後任知縣的。秦裕伯欣然為朱元璋的命官手書碑文，除了應對同為元臣、同拒張士誠徵召的楊維禎之情義，更說明他當時的心情是不論前朝今世，但求天下太平。

秦裕伯入朝後，授翰林侍讀學士，但他受事不受職。次年，朱元璋任命侍讀學士秦裕伯和翰林直學士詹同為待制（顧問）。不久，又為治書侍御史（專事辦理文件）。洪武三年設科取士后，秦裕伯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同為京畿主考官。《明史》稱秦裕伯“出知隴州，卒於官”。此說也有誤。朱元璋要年已75歲的秦裕伯到西北地區出任隴州知州，實是貶官外放。秦裕伯以病辭官不就，返回了故里。對此，清雍正八年（1730）進士曹一士為上海城隍神作《頌序略》時，評價為“釋主疑，明民智，不惜一身去就，為國人請命耳。”秦公後人秦榮光有詩讚曰：“救萬生靈一入朝，肯貪五斗折陶腰。還山老鐵衣仍白，信史千秋節未標。”洪武六年七月二十日（1373年8月8日），秦裕伯在家中悄然去世。而且為了不禍及後人，他寧可絕傳，始終未有納妾，決然息交絕遊，以求銷聲匿跡。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略定中原，大封功臣，分為王、公、侯、伯四等。除賜封開國功臣們不同的爵位之外，還敕封各地城隍神為“顯佑伯”。明太祖此舉之意，“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倖免”。城隍就此由護衛神變為陰界監察系統，道教因之而稱城隍神職司為剪除凶逆，領治亡魂等。秦裕伯生前，朱元璋三次徵召而不受。上海地區又有錢鶴皋可能變作厲鬼，長久作祟。秦裕伯去世后，朱元璋一直心神不安，為了籠絡江南名紳，他決意以“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親自敕封秦裕伯為“顯佑伯”，稱“上海邑城隍正堂”。

朱元璋對秦裕伯生前未到隴州去任知州，“生不為我臣”，必定異常不滿。因此封你為上海縣城隍神，不擔心你拒不赴任。而且，縣城隍的封號與隴州知州的品級相等同，不貶不褒，“死當衛我土”。與秦裕伯同為京畿主考官的御史中丞劉基，洪武三年被朱元璋任命為弘文館學士，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稱號，賜封為“誠意伯”。因秦氏祖塋在淡井廟北，而且淡井廟曾為華亭縣城隍行殿，秦裕伯被封為“上海邑城隍正堂”后，這裡開始供奉秦裕伯。從此，農曆二月二十一日定為上海縣城隍秦裕伯誕辰日,農曆三月二十八日為“城隍娘娘”的生日。洪武三十年(1397)，上海知縣張守約將霍光行祠（又名金山神廟）改建成縣城隍廟后，“上海邑城隍正堂”被遷移到了上海縣城內的縣城隍廟後殿。明代上海城地處海隅，屢遭侵擾，尤其是嘉靖年間倭寇五次襲擊，民眾深受其害。於是，秦裕伯“顯靈”的傳說越說越奇。城隍廟香火日盛，廟舍不斷擴建，人們盼望城隍老爺能保佑一切。

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起，在上海城隍廟的正門口，高懸起“保障海隅”匾額。清同治十一年（1872），秦裕伯又被同治皇帝欽封為“護海公”。在巡道應寶時的號召下，上海城隍廟趁機又作大修，邑人曹一士又推出了《上海縣城隍神頌序略》，使“城隍顯靈避屠城”的故事越加成真，廣泛傳播。

秦裕伯作文音律諧美，追求精巧。從文學發展的規律來看，由質樸到華麗，由簡單到繁複，是必然的趨勢。正如蕭統所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陸、潘發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

秦裕伯流傳下來的詩，代表作有《山舟辭》等。秦裕伯文今存6篇，有《九賢祠頌》、《密州修學記》、《上中書相國卻聘書》等。其友戶部尚書李士瞻曾稱讚他：“予識景容十五年，頗謂相知”，特賦七絕一首為謝：錦緞裁來五色絲，千方制就欲誰衣。自慚輸與天孫巧，凡女從今不下機。

秦裕伯工書法，其作品《上海令祝大夫碑》是難得的名人法書真跡，是在洪武元年（1368）應著名文學家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之邀，手書了他為明代上海首任知縣祝挺撰寫的《上海知縣祝大夫碑》（此碑於清咸豐十一年毀於西兵之手）。

秦裕伯作品所傳甚少，現一一摘錄如下：《山舟辭》、《九賢祠頌》、《密州修學記》、《上中書相國卻聘書》、《再上丞相卻聘書》、《上海知縣祝大夫碑》。

明萬曆《即墨志》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即墨（今屬青島市）知縣董守中始建廟學和九賢祠，為當地歷史上的九位名宦才俊塑像加以供奉，特請高密知縣秦裕伯撰寫《九賢祠頌》，勒碑刻石記之。秦裕伯還曾應邀撰寫《密州修學記》（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由黃翔書正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明史》：“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亂，棄官，客揚州。久之，復避地上海。居母喪盡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征，稱病不出。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橫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與張以寧等扈從，登鐘山擁翠亭，給筆札賦詩，甚見寵待。二年改待制，旋為治書侍御史。三年始詔設科取士，以裕伯與御史中丞劉基為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辯善論說，占奏悉當帝意，帝數稱之。出知隴州，卒於官。”

《高密縣誌》“名宦”篇：“斷獄明決，建城池，立壇陵，築堤防，修學校。民德之立碑。”

李士瞻在《經濟文集》中說：“秦景容郎中昨日承歌談笑，適詩酒相忘，有放浪形骸之意，以謂到閩以來無此一樂，但傷足下以特達之材，坎坷仕路走也，辱為知己之游，不能拔而出之，此安足為故人耶，詩以志懷，聊伸雅嘆。”

《淮海宗譜》：“耳目聰明，筋力不倦，高談劇飲，手不釋卷。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閱之，愛君愛國之念，耿耿不能忘也。”

朱元璋：“海濱之民好鬥，裕伯居於此地恐有累焉。”

《皇明典故紀聞》：洪武四年七月，朱元璋與侍臣談論用將時說：“秦裕伯曾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曹一士：“釋主疑，明民智，不惜一身去就，為國人請命耳。”

秦榮光：“救萬生靈一入朝，肯貪五斗折陶腰。還山老鐵衣仍白，信史千秋節未標。”

朱元璋：“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

唐寅：“市衣致龍袞之勤，林下來朝廷之敕。生有奇功，死有遺澤。歟！斯人也，山水同風，萬古不息者秦！”

王憺：“山河故國重欷歔，萬里逃名海畔居。新主屢裁五色詔，逋臣不受兩朝糈。心馳塞北行台久，身老河南待制余。今古玉埋龍浦上，柏翳里后孰旌閭。”

秦觀（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虛，江蘇高郵人。別號邗溝居士，學者稱其淮海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詞人，婉約派一代詞宗，龍圖閣直學士淮海公。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進士。代表作品：《鵲橋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長短句》。曾任太學博士（即國立大學的教官）、秘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官。

秦湛，生卒年不詳，字處度，號濟川，行名大七（一作祖七），高郵（今屬江蘇）人，秦觀之子。曾任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官宣教郎，紹興二年（1132）添差通判常州。四年（1134）致仕。少好學，善畫山水。嘗注《呂好問回天錄》，有《蠶書》一卷。詞存《卜運算元》一首，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四。秦湛亦能詩，嘗與李之儀唱和。其文僅見《西菩山寺記》載於《錫山秦氏文鈔》卷首。是常州秦氏一脈始祖。

秦南翁，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有四子，一名照，一名煦，一名熙，一名烈。後裔有繁衍於常州府無錫縣，明代寄暢園園主、右都御史、湖廣巡撫秦燿，即秦南翁後人。

秦照，秦南翁長子。行名小五，字世明，號隱南，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有二子，一名師尹，一名師傅。

秦煦，秦南翁次子。行名小十，字世和，號振南。任常州府教授，仕至修武校尉。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有三子，一名師孔，一名師孟，一名師曾。

秦熙，秦南翁三子。行名十一，字世雍，號立齋，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有一子名師閔。

秦烈，秦南翁四子。行名二十，字世威，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有一子名師古。

秦師閔，秦熙子。有四子，一名宗賢，一名宗邁，一名宗述，一名宗蘧。

秦師尹（伯高祖），秦照長子，行名廿三。有四子，一名宗器，一名宗導，一名宗學，一名宗立。

秦師傅（伯高祖），秦照次子，行名廿七。有三子，一名宗文，一名宗祿，一名宗仁。

秦師孔（伯高祖），秦煦長子。行廿一，一名同軌，字志道。有一子名宗進。

秦師孟（伯高祖），秦煦次子。行廿二，一名同文，字志學，早卒。

秦師曾（伯高祖），秦煦三子。行廿八，一名同倫，字志孝，任徙仕郎蘭溪縣主簿。有三子，一名宗雅，一名宗舉，一名宗選。

秦師古（叔高祖），秦烈子，居江蘇常州毗陵新塘鄉秦村。

秦宗蘧，字茂之。

秦宗邁，字益之，金紫光祿大夫。

秦知柔（1233～1306），字以和，號節齋。宋末咸淳年間（1265～1274），“乘元兵渡江之時，挾其先世圖像譜牒及所賜誥命，渡江來南”，率全家流落到黃浦江畔，后兄弟5人分地徙居。曾任江浙行省中書省儤使，后兼任中書省肅政廉訪使，主管監察事務。大德十年（1306），秦知柔去世后，“夫婦合葬於烏泥涇之陽，即今上海縣之肇家浜右、淡井廟北。”安葬時，著名書法家趙孟頫也來弔唁，並題寫墓碑“元處士節孝先生秦公之墓”。

秦良顥（1278～1355），字信甫，號述齋。師從蕭氏，搜集蒙古文史傳故事及時務功要者三百餘條，編譯成漢文的知識大全《纂通》；又掇拾師言，兼采別說，輯成《一貫》，並取蒙古及維吾爾問答之言，編成《吹萬集》。他是極為難得的漢人出身的蒙古文專家。當時，漢人學蒙古文者無出其右，因此他年紀輕輕就出任國子監學錄，而他“淡然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者，莫不晉謁，與之語，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為之嘆服也”，“其平時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篤行君子焉”。大德年間（1297～1307），秦良顥經翰林寇學士推薦，進萬言策，由國子監學錄提升為浙西榷鹺使。於是，秦良顥舉家南下返回上海地區。

秦良顕（1276～1333），字微甫，號懿齋，“環瑋剛直，端莊整肅，作氣好俠”。元泰定年間（1324～1328），秦氏“田產富盛，充上海縣長人鄉里正。”《淮海宗譜》又稱，秦良顕當里正，“平心率揚，治民有方，爭訟者質求判斷，曉譬曲直，人皆退服而無怨言，相嘆曰：‘寧被刑罰所加，莫為秦君所短’。”至順二年（1331），他調任下沙鹽運使司監稅官，此時年已56歲。由此以“營邸為憇息所”，當時的徙居地應在上海縣長人鄉十九保六十圖，距下沙鹽場很近。

秦亨伯，字惟通，號蘭齋，喜讀道家書，服食求仙，遍游天下名山。

秦裕伯傳為宋秦觀八世孫。世居淮揚（今江蘇省揚州市）。父良灝，國子監學錄。祖知柔，江浙中書儤使，宋末南咸淳年間渡居滬瀆。

1344年（元至正四年）裕伯中進士，歷官湖廣行省照磨、山東高密縣尹、福建行省郎中、行台侍御史、延平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元末，天下紛亂，棄官久居維揚，后返上海。張士誠據蘇州，招請裕伯，不應。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兩次徵召，裕伯以己仕元20年，背之不忠；母喪未除服，出仕不孝，託病辭謝。朱元璋又手書徵召，有“海濱之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語，裕伯不得已入朝。

歷官侍讀學士、待制，治書侍御史，並與御史中丞劉基同任主考，主持京畿考試。后出知隴州，以病辭官歸長壽里。長壽里建橋，裕伯題為“大通”，鄉民直呼“裕伯題橋”，簡稱題橋，后成為集鎮名（今陳行鄉題橋鎮）裕伯墓即在鎮南長壽寺西側。子孫除一支居陳行外，世居魯匯東閘港北岸，其他稱內外秦。歿后，封為上海縣城隍神，歷明清兩代不變。傳因裕伯屢次辭謝明廷徵召，朱元璋以為“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