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虛白
曾虛白
曾虛白：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評議委員。
曾虛白
他創作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德妹》、《魔窟》、《三棱》和《潛熾的心》等；翻譯的作品包括《鬼》、《人生小諷刺》、《色的熱情》、《娜娜》、《歐美名家小說集》、《目睹的蘇俄》、《英雄與英雄崇拜》和《斷橋》等。他不但精於譯介，還發表了一些翻譯理論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翻譯是譯者對原作的摹仿，應該使自己的譯作儘可能貼近原作；譯者不應過分張揚自己的個性，從而掩沒原作的特性。原作以藝術的手法反映生活，而譯者在譯作中表現的“生活”應與原作描繪的生活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任何形式的歪曲，都不是好的譯作。1928年，他在《真美善》雜誌上發表論文《翻譯的困難》，開篇就說道：
我們比方拿攝影術來做文學的比例，創作是直接取景，翻譯卻是翻版。創作家的鏡頭要對準了自己幻想造成的空中樓閣，配光圈，測距離；手段高明的自然象攝影名家一樣，洗出來的片子張張都能充分表現攝景的精神，在文學上這就叫做個性的實現。翻譯家鏡頭的目標卻不能求之自我了；他的攝景是人家已做成的片子，要他照模照樣的再翻一張出來。他負著充分摹仿人家個性的使命，卻時時刻刻提防著自己的個性鑽出來胡鬧。所以創作的需要是獨立性，翻譯的需要是摹仿性。
曾虛白以攝影為例闡述了翻譯對原作的摹仿性，但他同時指出文學翻譯要難於攝影的翻版，因為翻版者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片子，而映在文學作品譯者腦膜上的影像只不過是“寫真，是假的”，需要進行“改造”，以自己的方法摹仿原作。他對這種“改造”也做了生動的形容和闡釋。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且從科學上舉個例子出來：世界上有一類人，看著綠的認做黑的，紅的認做紫的，或是同類色感的錯亂，科學家叫他們色盲。比方要教這種人對著一張圖畫感受我們同樣的映像，就不能不根據著他們色感的變遷，重新支配圖畫上的色彩。……在文學上說，黑字寫在白紙上是方法，著作家要表現的映像是目的。翻譯家的使命是要忠實摹仿這認為目的映像。倘然原文所用的方法，換了一種文字，因為作者同觀者環境的不同，發生了兩樣的感應，翻譯家就應該象科學家糾正色盲人色感一樣，變換方法來完成他的使命。我們譯書的人應該認清我們工作之主因，是為著不懂外國文的讀者，並不是叫懂得外國文的先生們看的。我們的任務是翻出版來叫看不見那張相片的人們看，所以我們訓練的進行應該就著這一班人的心理來定我們方針。這就不能一手拿著筆，一手翻著字典，一字一句依樣葫蘆的描下來就算了事的了。我們應該拿原文所構造成的映像做一個不移易的目標，再用正確的眼光來分析它的組織，然後參照著譯本讀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組合成我們自己的文字；換句話說，必需改換了方法，才可以得到同樣的目的。
曾虛白認為外國的句子和文章，與中國的在結構上是不同的，應該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尋找出一套“改造”的方法，以嚴謹的態度從事翻譯。他批評那些“歐化的譯者”所採用的翻譯方法過於僵死，只圖省事，不施加“改造”的因素，“順著原文，直寫下去，遇到轉不過來的時候多加上幾個‘的’字、‘地’字，人家說他們是標新立異，我卻說是懶惰無能；因為這是小學生印描紅的方法，竟有時候問他自己也不曉得寫些什麼？”
所謂的“改造”，按曾虛白的說法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鍛煉原子，一是組織整個。他在《翻譯的困難》一文中說：
文章的原子是字，我們要表現出確當的對象，就應該把各個字，在天平上秤得四平八穩的才可以用上去。這是需要心平氣和的選擇，一點浮躁不得的。可惜現在的譯者很多不自覺地犯了這個大毛病。我現在且舉幾個最普通例子來：比方說，“的”字的用途，中文裡是最經濟不過的，現在大多數的譯者凡遇到Possesive或Adjective多要加個‘的’字，就攪得‘的’‘的’不已，成了個四不像的文章。又像中文句子里“他’”字的用途也是很經濟的，常有須意會的地方，然而西文里敘述一個人的動作，每換一句必需另用個“他”字做主辭。譬如照樣翻下來，就要“他”“他”不已，犯了個疊床架屋的毛病。……至於組織整個的功夫，更比鍛煉原子要進一層，自然分外的複雜，分外的困難了。然而經過一番分析之後，這也有它天然的步驟，——這就是分析的組合功夫。說來也很簡單，比方我們既然精選了確當的原子，就把這一堆原子，參照著作者觀者兩方面的心理，拿來組成一個適當的短句，做成了一堆短句，又照樣的把它們組成整句；於是用著這個方法逐步進行，由句成段，由段成章，只要選擇適當，組織合宜總可以一絲一毫不走原樣的吧。只是要適當，要合宜，就得要把中西文組織的方法和不同之點詳細研究，等到後來水到渠成，自然能得心應手的了。
曾虛白認為，“改造”是翻譯過程中的一種積極的成分，但僅僅是手段，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傳神達意”。原作中的“神韻”究竟為何物？一般人都將其神秘化，視為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玄玄乎乎的東西，在譯作中顯現極為困難。而曾虛白認為，“神韻”只不過是讀者對作品的感應。譯者在分析原作時，就是原作的讀者，不同的譯者對原作有不同的“感應”，所以他們在譯品里反映的原作的“神韻”就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點。曾虛白在《翻譯中的神韻與達》（《真美善》1930年第5卷）一文中指出：
其實，所謂“神韻”者，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東西，只不過是作品給予讀者的一種感應。換句話說，是讀者心靈的共鳴作用所造成的一種感應。而這種感應，因為讀者（當然指能透徹了解的讀者）的環境、心情等種種的不同而各異其淺深、色彩；因此不同，它就變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種毫無標準的神秘物。所以同樣的原文譯文，這兒五個人就有五種看法，換句話說，它們的“神韻”就看成五種形態、色彩；若是換上一百個人，一千個人，我斷定它們的變化更要繁複得不可以數計了。這千百人中絕端錯誤的，絕端不能代表譯者的，當然不少。可是選中之選的上上學者們，其觀察點也決計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
在文學翻譯中，最為緊要的是傳達原作中的神韻。對於“神韻”的解釋，人們各執一詞，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在《樂園之花》里有這樣一段話：“書是什麼？主要的只是一連串小的印成的記號而已，這是要讀者自己添補形式色彩和感情下去，才好和這些記號適合。一本書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趣盎然，感情是否熱如火、冷如冰，全靠讀者自己。或者換句話說，書中每一個字都是魔靈的手指，使我們的腦纖維震蕩得像琴弦一樣，使我們靈魂中的音板激出音來。藝術家的手不論他多靈巧，多激發，那聲音還得要看我們內心的弦線的性質而定。”法朗士所說的能夠震動讀者腦纖維的“魔靈的手指”便是作品中的“神韻”，而譯者努力傳達的正是這種東西。曾虛白在同一論文中寫道：
我以為翻譯的標準（這當然指絕對能了解原書的譯者的標準）只有一端，那就是把原書給我的感應忠實地表現出來。我決不誇張地說，這就是原書，我只說，這是我所見到的原書。……簡括說，我們要有好的翻譯，當然的要注重“神韻”，要把作者靈魂的手指在我們靈魂中音板上所叩出來聲音，用最精巧的方式來表現出來（此處隱指“改造”——引者按）。至於翻譯的標準，應有兩重：一在我自己，一在讀者。為我自己方面，我要問：“這樣的表現是不是我在原文里所得的感應？”為讀者方面，我要問：“這樣的表現是不是能令讀者得到同我一樣的感應？”若說兩個問句都有了滿意的認可，我就得到了“神韻”，得到了“達”，可以對原文負責，可以對我自己負責，完成了我翻譯的任務。
曾虛白（1895~1994），江蘇常熟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任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兼“中央政治學院”新聞學院院長，“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新聞局”副局長，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等職。曾創辦《大晚報》，為骨幹人物。
1927年11月，在上海創《真美善》雜誌。《真美善》是32開本，由真美善書店編輯發行，曾樸、曾虛白父子主編。第1至12期為半月刊。第2至6卷各出6期，第7卷出3期，均為月刊。接著又出季刊2期，共出版48期。1931年1月停刊。《真美善》以創作為主。主要刊登曾樸、曾虛白父子的小說和翻譯作品。曾連載發表曾樸的長篇小說《孽海花》、《魯男子》及所譯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1928年，他協助董顯光辦《庸報》，從購置機器到編採作業都參與，也因此引發他對新聞事業的興趣。淞滬戰爭爆發時，三十八歲的 曾虛白創辦了上海第一份晚報--《大晚報》。由於對戰事報導詳實迅速，評論國家命運慷慨激昂，使對戰事非常關心的民眾爭相購閱，只發行一周，銷售就高達八萬份。
這在當時上海新聞界來說是創紀錄的。其間，他不像上海的“大老闆”，住大洋房、坐大轎車，還是坐包車、住弄堂。“大晚報”最盛時期的曾虛白，對蔣委員長剿匪而不抗日的作法相當不滿，因此經常為文抨擊。
抗戰展開，他就毅然放棄“大晚報”的事業，追隨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的董顯光，出任國際宣傳處處長，以其宣傳特長扭轉國際對我抗日的誤解，轉而支持我國，因此贏得了“愛國報人”的雅號。他的學生、知名女作家徐鍾佩說：他的精神就是當時中國人的精神，也就是抗戰精神。來台後，他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廣副總經理，還在中廣自製、自播“談天下事”節目。曾虛白剖析天下局勢鞭辟入裡，現在四、五十歲的人都曾受其影響。
1954年，政大在台開校，他雖然身兼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社”社長、文工會主任三職，公務繁忙，但感於新聞教育的重要，還是接下政大新聞研究所所長的重任。當時，他向設在中國台灣的美國“亞洲基金會”陳述新聞教育的重要，請基金會幫忙聘請國外知名的新聞學教授，因此在他任內，一共邀請到了五位美國教授及兩位日本教授。一頭白髮，記憶一點也不含糊的曾虛白一邊回憶創所時的艱辛，一邊欣慰的說：“我對新聞系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如此貢獻，自己覺得很高興。”他對新聞教育的遠見與貢獻，更可從他奔走籌建東亞第一個新聞館看出。“我認為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資料庫，才能適時掌握信息，因此我爭取設立新聞館來儲存資料。”四十多年前，曾虛白即為新聞館訂下未來努力目標：“樹立遠東新聞學研究中心，進而促成全世界新聞學研究的交流”。1962年，曾虛白感於國內一直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新聞史，於是著手編纂。但由於許多資料遺落在大陸，即使在台灣也是散落各處，因此剛開始編史時，實在是困難重重。但他並不放棄，又向亞洲基金會申請資金支持，再邀集新聞界人才共襄盛舉，費時五年終於編成。至今，這部巨著已成全台灣傳播科系學生必讀的“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