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任天

張任天，1887年11月24日出生於浙江仙居，自幼聰穎好學，博覽群書。其父張培棣，是一個開明人士，曾於上海讀書經商，1904年（光緒三十年）取消科舉，張培棣就在仙居辦了一所安洲小學，當時在全國亦屬先驅。之所以取名安洲小學，是因宋末元初仙居傑出的教育家、詩人翁森曾創辦著名的「安洲書院」。張培棣後來又在仙居辦了兩所學校：育英小學堂和育英女子學堂。他還致力於實業救國，引外資開了個鉛錫礦廠，但好景不長，戰亂接踵而至。

有著如此好的家教氛圍，加上天資聰穎，1901年14歲的張任天便中了秀才，這位得志少年或許受仙居「地氣」的影響，曾在台州府八仙岩上洞天攻讀詩書，習武練劍，許是這短短大半截的「修鍊」造就了他今後一生的膽氣吧！第二年便隻身一人到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讀書。父親張培棣因通算術被鄉人詡為「精勾股」，張任天大概秉承了父親的基因，於1904年東渡扶桑，進入了早稻田大學攻讀數學。后又轉入日本明治大學讀政治經濟學。他還步先父後塵，自辦北京人天數學專科學校和杭州吳山數學院，從事教育工作。

回國后，他引入「非歐幾何學」的思想，譯著有《幾何原理研究》等，1957年他還發表過論文《赫列斯的克》。1912年編纂的《中國名人大辭典》和李儼編撰的《中國算學史》都將他列為清代數學家。

關於張任天與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和南洋報業先驅的歷史，還得從他東渡日本求學開始。 20世紀初期的舊中國現狀，是每一個熱血青年所不堪容忍的。初到扶桑，張任天滿懷救國救民的熱忱，由蔡元培介紹參加了革命團體光復會，1905年7月，張任天以光復會會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的籌備會議，8月，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由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合併組成了中國同盟會。張任天后來在《我與中山先生的交往》中談到，「1905年7月31日，在日本東京赤阪區檜町三會地黑龍會，我第一次見了中山先生。……先生是中國革命傑出的組織者和宣傳者，我的思想受先生宣傳的影響，開始從個人英雄主義走入集體主義之中……從此，張任天便積極地投身於民主革命，宣傳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矢志不渝地追隨著孫中山先生。

1911年，張任天從外電得知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便立刻通知了駐上海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陶成章就派張任天會同杭州的革命黨人臨海縣人王文慶，發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響應。是年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攻入浙江巡撫衙門，光復了杭州。其間為了光復南京，浙江軍政府決定組建援寧浙軍支隊，便委派張任天以台州軍分府參謀的身份同仙居縣中國同盟會會員朱一清回家鄉招募義軍千餘人參加浙軍，為攻克南京作出了貢獻。1916年1月袁世凱復辟稱帝，張任天便會同臨海的王文慶、天台的張翅等革命黨人在杭州起義，宣布浙江獨立，參加護國運動。後來張任天曾短期擔任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省長公署秘書一職。

張任天同孫中山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的莫利哀路29號。

張任天曾回憶過當時的情形：1924年11月10日先生髮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他強調中國以後能否統一，能否和平統一，就在於這個國民會議能否和平開成。……我受命宣傳《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我想先生有五大弟子，廖仲愷長我10歲，胡漢民長我8歲，汪精衛長我4歲，朱執信長我2歲，只有戴季陶小我3歲，在國內不必我參加宣傳……

於是孫中山就派張任天到華僑眾多的南洋去進行宣傳。1924年除夕，張任天帶著孫中山親筆寫的介紹信，乘「日本丸」到了南洋，先在《光華日報》任翻譯，1925年轉到新加坡《新國民日報》任主筆，1926年又轉到荷屬蘇門答臘《南洋日報》任總編輯。《南洋日報》每日出版七大張，在眾多華僑中影響頗大，后因荷屬總督懷疑張任天是國際黨人，奉荷蘭女王特電「可以不問法律如何，立即驅逐出境」。1927年張任天回到祖國，令他遺憾的是「國民會議」終未召開，蓋因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了。1928年，孫中山遺體由北京遷葬南京，南京各界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張任天擔任該會宣傳部副部長兼徵審主任，主持編印「總理遺囑釋義」十萬本，宣傳孫中山生前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

1929年至1936年，張任天應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陳布雷邀請，出任浙江省教育廳督學。1931年，出任全國惟一的民眾教育實驗縣新登縣縣長。提到張任天與陳佈雷的交往，要追溯到1905年，這年張任天自東京回國，進浙江高等學堂，陳布雷是1906年與鄭曉滄以插班生進入浙江高等學堂預科。張任天長陳二三歲，共處一堂，二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說，大至國內外形勢，小至個人瑣事，有時夜話達旦。1948年陳布雷自殺前兩個月，曾從上海打電話給張任天說有事面談，張任天深感意外，乘當晚火車趕到上海陳布雷家中，發現陳布雷面容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同張任天的談話也是語無倫次。張任天以為他終日政務勞頓、壓力太大，而且陳布雷無心從政是眾所周知的，於是張任天便為陳布雷念了《詩經．民勞五章》的兩句詩：「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意思是勸陳布雷早日擺脫身心不能兩全的尷尬境地。談話就這樣沒頭沒尾地結束了，沒想到兩個月後張任天卻在報上讀到了陳布雷自殺的消息。陳布雷後來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的徐村，當時張任天參加了送靈的行列。

張任天晚年一直寓於杭州，居無定所，歷次搬遷。仙居也只是在1954年和1980年回去過兩次。1954年回去是因為前妻去世。1980年回去那次，據侄子張子正回想，90多歲的張任天，一人乘火車到義烏，又乘汽車到了仙居，只在仙居盤桓了兩三日，去看了看父親的墳，便又隻身返杭。據張子正說，晚年的張任天，子女8人都不在身邊，老伴跟著成都的兒子一起生活。從「文革」開始老人就一人獨自生活，張子正每次去看他，老人都十分開心。他生活得很自由，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寫回憶錄，然後一天中其餘的時間大都是沿著西湖或在周圍的山林間漫步，餓了就隨便在路上買點兒吃。但是每年的清明、冬至兩天，老人必定沿著西湖一直走到上天竺、下天竺，走龍井、穿九溪，再到六合塔，沿途憑弔一下過去的同志、老友的墓地，其中必去徐村陳佈雷的墓前，看看這個始終自稱一介書生、卻掙扎在宦海中並始終未能擺脫的老朋友。1995年一個柳絮飄飛的下午，這位留著雪染般長髯的老者歷經了清末、民國、新中國的清末秀才張任天，走完了他108歲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