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

創刊經歷

“八一三”事變爆發，不到4個月，上海便被敵人佔領，從此開始了屈辱的“孤島”生涯。昔日萬家燈火下的歡聲笑語，轉成一聲聲長吁短嘆。敵軍逼近上海后，鐵路局遣散了絕大部分職工，眾人拿著數量不等的遣散費，失望又焦慮。怎麼辦呢？一群人坐在鐵路局職工俱樂部的房間里，先是牢騷滿腹，而後想到妻兒老小，不由強打精神想出路。這時，有人提了個建議，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幾家報紙停刊了。亂世之際，市民更關心戰況，想了解時事新聞。如果拿這筆錢辦一份報紙，不愁沒有銷路。”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成，主張馬上著手。籌集到的7000元，成了後來名滿天下的《文匯報》的開辦費。兵臨城下，讀者最需要的是戰爭新聞，這也是《文匯報》的創辦初衷。可日本人的新聞檢查這一關不好過，弄不好就會被開天窗。要避開，除非掛洋人招牌。

恰好，俱樂部成員中有人認識一個英國人，叫克明，曾經當過英文報紙的記者，如今正在跑馬廳打工，料想經濟狀況不佳，應該會答應作《文匯報》的發行人。果然，去問的人第二天報告說，克明已滿口答應，不過提出了——大堆條件：他要兼董事長之職，每月薪金300元；兒子小克明任董事會秘書，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紹，每人每月車馬費100元。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當，就根據英國公司法，籌組董事會，並向上海英國總領事館立案。英國董事5名，中國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來的，中方的都是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嚴寶禮、胡雄飛、徐恥痕、沈彬翰、方伯奮。嚴和沈是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胡和徐是辦報的提議人，方則是找來克明的牽線人。報社經理由嚴寶禮擔任，胡雄飛任協理兼廣告科主任，徐恥痕任編輯秘書，掌管編輯部的日常業務。萬事俱備，只待一位懂行的總編輯。

艱難維繼

上海灘那麼多家報紙遣散，報人無用武之地。敵人佔領上海后，上海各報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說應日軍當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華商報紙，一律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通告一發，各報主持人緊急磋商，決定立刻自動停刊。這是何等悲壯的舉動。《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民報》，創刊有年，苦心經營，好不容易在讀者中樹立了聲望，卻要在危難之際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況還有報社員工，把報紙當成終生的事業，此時也理想破滅，謀生無計。徐鑄成竟也是這當中的一個，他是《大公報》最優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匯報》社論寫作的工作，也把徐鑄成拉進去了。再後來，《文匯報》遇到資金困難，正逢胡政之拿到蔣介石的一筆錢，要他在《大公報》關門后另辦一份“孤島”租界報紙，可是計劃未成功。胡無意戀戰不復安寧的上海，就把這筆錢投給了《文匯報》，而且據說的還不是現金，以欠付的印贊和《大公報》報館的白報紙等抵充。

這樣，兩報就有了合作關係，徐鑄成被前任老闆派到一個新崗位——《文匯報》總編輯。新老闆嚴寶禮對這樣一位出色報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時，頗說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話。可是徐鑄成 和其他員工一樣只能拿四折的工資。《文匯報》太困難了，在《大公報》資本進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費分文未付，白報紙也由《大公報》墊用，難以維持。但畢竟印費、白報紙方面的債務負擔由此免去，而且有內行攜手，前途顯出一線亮光。嚴寶禮對全體員工宣布：“現在工資只能四折發放，如果銷路超過5000份，廣告費達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發工資。照此類推，廣告和發行都超過1萬，就十足發薪。” 《文匯報》後來的確蒸蒸日上了，創刊兩個月後，銷路不止1萬。嚴寶禮請滙豐銀行的總會計師來查賬，結果是根據營業情況，票面為20元的每股股票，實值可升為720元，等於漲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發薪的承諾許久未能兌現，現金調度始終不大充裕，員工們體諒報館困難，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發刊廣告

1938年1月25日誕生於“孤島”的《文匯報》，堅持民族正義和抗日立場，積極傳播於中國有利的抗戰信息，受到“孤島”人民的積極歡迎和熱情擁護。有讀者就有事業，《文匯報》迅速發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從創刊時的對開一大張逐步擴展至對開四大張；其發行則增加到6萬份，超過了接受日偽檢查的《新聞報》，成為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同時，其廣告也飛速增加。半年內，其廣告篇幅從創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續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廣告篇幅占報紙版面的比例，也從創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贏得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不僅如此，《文匯報》也獲得了同業的尊重和積極支持，這從其刊登的大量報刊的發刊廣告即可得到證明。

據統計，從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報出版消息開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終刊時，共有75家報紙雜誌在《文匯報》刊登廣告二百三十餘條（不包括《文匯報》、《文匯周刊》、《文匯晚刊》、《文匯年刊》的六十餘條廣告）。平均每家3條，平均兩天即有一條。刊登較多的如《自修》17條，《青年周刊》17條，《孤島》13條，《上海婦女》10條。筆者分析這些廣告發現，在《文匯報》刊登廣告的大多是堅持抗日立場或有抗日傾向的報刊，其中有中共領導和支持的抗日報刊《每日譯報》、《譯報周刊》、《華美》周刊、《上海婦女》和《上海人報》等數種，其他抗日報刊更有《孤島》、《自修》、《新語》、《大美畫報》、《雜誌》、《自學》旬刊、《讀物》、《中國畫報》、《良友》、《大地》旬刊、《濤聲》、《大英夜報》、《導報》、《國際日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循環報》和《申報》（掛洋商招牌的）等二十餘種。另外，這一時期，上海“孤島”出現的一批專載地方新聞並以地方命名的小報，如《錫報》、《蘇州公報》等，也在《文匯報》上刊登過廣告。這些報刊在《文匯報》上刊登的廣告都是其創刊、復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豐富。由於當時環境制約，加之年代久遠，相當部分報刊至今已無保存，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和研究也就只能藉助於報人的回憶、倖存刊物留存的相關信息。故《文匯報》刊登的這些發刊廣告，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保存了比較翔實可靠的史料，可幫我們還一些報刊本來的歷史面目。

風波頓起

有人勞而無獲，有人不勞而獲，受益最多的要算是挂名的洋發行人克明了。克明一 見《文匯報》賺錢了，就要求將工資增加到1000元，兒子的增到300元。他不上班，每月卻除了白得的1300元，還有一個“辦公室”的房租200元。他拿著“高薪”，租了一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酒吧間作客人閑談之處，兩名僕人身著白衣伺候一旁，與日日在報館埋頭苦幹的眾人真有天壤之別。若他只是掛個名，給《文匯報》擋擋風，也不枉創辦者們的一片苦心。可後來他反倒成了《文匯報》發展的阻力，曾任總編輯的徐鑄成因而在回憶錄中認為嚴寶禮是自作聰明，引鬼上門，結果大受其累。且說克明不甘心“枉掛虛名”，一心想控制《文匯報》，得到實權。他竟接受日本人收買，和汪精衛之流搭上了線，想把嚴寶禮擠走，自己當經理。據說日偽給了克明5萬元，並許諾等把報紙抓到手，再給5萬。厚幣誘惑在前，克明愈發不擇手段，尋機操縱報社。他另覓編輯部人選，訂了一部印報機，連排字設備都一一備齊，就等著把《文匯報》變成親日報紙，大賺其錢了。

大義停刊

《文匯報》人正是想在“孤島”發出正義的聲音，才不辭辛苦流血流汗。誕生才17天，就因堅持抗日立場，被人往一樓營業部扔了枚炸彈，發行職員陳桐軒成為“孤島”時期上海新聞戰線殉職第一人。有人犧牲，有人受傷，注了毒針的水果裝在漂亮的花籃里送來，不明來歷的“禮物”熱水瓶里盛著死人手臂，整個報館在恐嚇中一天天度過。付出這樣的代價，豈能讓鮮血換來的清白被玷污?21名員工寧肯冒失業的危險，決意在《申》、《新》兩報上刊登廣告，揭露克明的陰謀。而後緊急運作讓報紙不再出版。要把《文匯報》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得先把大權收回來。辦報不易，停報也不簡單。根據英國公司法，所有英商企業至少應有51%股權屬於英商，所以《文匯報》登記時把51%的股票劃在克明、路易·喬治等英人名下，他們再辦一張轉讓文件給真正的股東。公司的經營方針，要由多數股權決定。幸而英國公司法有一條，規定如果有1/3以上的股權不同意，公司不得繼續經營。嚴寶禮等人趕緊籌劃，計算嚴自己和肯定能跟他走的股東手中的股權，連《大公報》的都算上，還不到l/3。好在有些股東擔心報紙停下后股票變成廢紙，願意出手，克明也沒想到中國人會使這一招，未出資搶購，足夠的股權很快就收集到了，同人們趕快寫就——份申請停刊書，交給英國大使。

租界當局由於英國特殊的對華政策，不願親日，也不想對日持強硬政策，所以對於取締英商出面的抗日報紙很痛快，批複立時下來，《文匯報》不得再出版。這份抗日愛國報紙的清白保住了，然而大家的一腔心血付之東流。看來，找個野心勃勃、醉於名利的外國人當挂名老闆真是後患無窮。舊中國民營報業資金來源是多種多樣的，也有不同類型的投資人。什麼人出錢辦報，決定了這張報紙的編輯方針和風格。所以職業報人總是儘力爭取獨立自由資本，以贏得運作上的自由。

戰後復刊

抗日戰爭勝利后，《文匯報》因為立場鮮明的反對內戰，令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十分不滿，迫使《文匯報》於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愛國人士的幫助之下，《文匯報》報社同仁一路輾轉，於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復刊。解放后，上海《文匯報》也復刊，所以就形成了兩家《文匯報》。兩家報紙沒有任何隸屬關係。

文化大革命中，《文匯報》受到嚴重衝擊，被迫關閉。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文匯報》曾經有非常輝煌的歷史，發行量達到了一百七十萬份，在撥亂反正期間報紙宣傳一些思想改革的總的方針，在報紙上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作品。後來講到的傷痕文學，《傷痕》這篇小說就是《文匯報》發出來的。《文匯報》發行量有四十萬份。

嚴寶禮（1900－1960）字問聃，號保厘，蘇州同里鎮人。少年時就學上海南洋公學，1920年入兩江路局總 稽核室任職，善於經營籌劃，被舉為路局“同仁會”負責人。30年代初，創辦集美廣告社，后擴充為交通廣告公司，承辦鐵路沿線及上海市區路牌廣告。抗日戰爭爆發后，嚴寶禮於1938年1月通過英國人克明領取英國執照，聯絡好友創辦《文匯報》，任總經理。他廣聘有愛國心的記者編輯，報道八路軍轉戰敵後抗戰，紀念十九路軍抗日等，翌年5月發表“五·九”國恥社論被勒令停刊。45年6月18日，嚴寶禮遭日本憲兵逮捕，經營救出獄。9月，《文匯報》復刊。他繼續廣攬愛國記者。編輯主持報紙，使復刊的《文匯報》成為國民黨統治區進步輿論的一個重要陣地。國民黨威逼收買不成，遂於47年5月封閉該報。嚴寶禮等將資金設備轉移香港，1948年9月在香港出版《文匯報》。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上海《文匯報》復刊，嚴任總經理。他領導《文匯報》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建設，在貫徹中國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團結知識分子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他還擔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委員等職。1960年12月病逝於上海。

上海《文匯報》的發行區域和渠道：上海地區佔三分之二，江蘇、浙江、發行量比較多。還有就是山東、河南、河北、北京發行量較大，北京約二三萬份。編輯和記者的總量是260人，在北京設有辦事處，江蘇設有辦事處，浙江也有記者站，武漢、西安、廣東、山東都有記者站。同時在世界各地14個國家和地區也設有記者站，在聯合國，有兩組記者，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在巴黎，在東京，在德黑蘭、墨西哥、尼泊爾、菲律賓都有記者。

《文匯報》設有要聞、國際、財經、體育、教衛、文化等新聞版，及時、準確、客觀地傳播新聞，評論世間萬象，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積極反映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擁有“文匯時評”和“筆會”、“環球視窗”、“國內視窗”、“經濟觀察”、“每周講演”、“論苑”、“學林”、“文藝百家”、“書緣”、“上海人才”、“教育家” 、“近距離”、“視覺”、“健康生活”、“汽車廣場”等一批品牌專欄和專副刊，體現了豐厚的歷史人文積澱。派駐全球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機構的記者即時追蹤國際風雲變幻，全方位報道國內外重大新聞。《文匯報》以強大的名家專家資源塑造主流媒體的時代形象，為當今各界讀者及時提供權威資訊和深度新聞讀解。

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可以說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匯報》及 《聯合晚報》、《新民報》被國民黨政府封閉，部分報社同仁一路輾轉到了香港，在各界愛國人士的幫助之下，文匯報在香港復刊。解放后，上海文匯報又在上海復刊，所以就形成了兩家文匯報，但大家都在用同一個報頭，只不過香港文匯報報頭是豎的，上海文匯報報頭是橫著的。

香港文匯報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會的綜合性大報，也是一份以社會精英為讀者定位的香港主流報紙，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區發行外，還即日運銷中國內地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零售港幣6元。2003年5月，香港《文匯報》珠江三角洲新聞中心成立，下設廣州辦事處、深圳辦事處和珠海記者站，《文匯報》副總編輯張建華兼任本中心總編輯。 2006年，香港《文匯報》在廣東省境內發行兩疊24版的“商務精華版”的《文匯報》，周一至周六發行，周日停刊（僅有一次倒扁運動期間沒有停），在各個報刊零售點都有銷售，人民幣3元。一疊主要是報道各地主要新聞和財經地產消息，二疊主要報道娛樂、馬經和六合彩。

《文匯報》以香港報紙自居，聲稱讀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會各界精英，由於該報擁有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道國際及兩岸事務時，站在偏左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會的綜合性大報，零售港幣6元。

以愛國愛港為辦報宗旨，新聞報道公正翔實，及時準確；新聞內容詳盡豐富，生動活潑；版面時尚，色彩艷麗，印刷精美。

香港文匯報在中國內地各省市共設立包括北京新聞中心、上海新聞中心、珠三角新聞中心在內的三十個辦站機構，擁有一支敬業、勤業的專業記者隊伍，其關於中國新聞的報道和評論，經常獲得國內外媒體的廣泛轉載和高度評價。

香港文匯報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還在美洲、歐洲和東南亞等地區同步出版海外版，讀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文匯報正在努力成為一家覆蓋全球華人世界，具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華文精英媒體。

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

王樹成先生，河北省平山縣人，高級編輯，現任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1983年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具有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生學歷，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編委，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他相繼擔任新華社半月談雜誌記者、編輯、主編、總編輯助理，1993年升任副總編輯、總經理；1994年12月調任新華社安徽分社社長；1997年底，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2005年底任《經濟參考報》總編輯；2008年5月，擔任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同年12月任現職。

他還相繼擔任安徽省對外宣傳領導小組副組長、安徽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安徽政協委員、安徽省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老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聯誼協會常務理事等。

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他寫出百餘萬字的消息、通訊、特寫、述評、人物專訪、雜文、調查報告及報告文學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華社和相關部委評為全國好新聞，《我們永遠需要艱苦奮鬥》被選入全國中學語文輔導教材。

他在新華社工作期間，相繼組織和參與了國慶50周年、北京奧運會申辦和籌備、抗擊非典等重大戰役性報道；參與過“漫遊中華大地”等大型叢書的編撰，編著有《風雲人物大寫真》等人物通訊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報告文學作品。

早在1946年，因國民黨政府步步緊逼上海《文匯報》就範，報社負責人中就有人提議到香港創一新刊，這樣可以桴鼓相應，互為犄角，使當局不敢輕易下手；一旦報館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轉移到香港。徐鑄成力贊其議，但終因經費難籌，這件事就擱置了下來。鑒於上海館已封，大家無事可做，何不趁此機會去香港開闢新的天地？徐鑄成隨即約來嚴寶禮、宦鄉、陳虞孫商談。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與李濟深見面，如願合作，即共同出資，創辦香港《文匯報》。

事不宜遲，嚴寶禮很快託人秘密為徐鑄成訂好了赴港機票。臨行前，徐鑄成專門去了吳紹澍家一趟，問他在台灣旅遊時所談之事是否已經決定。吳懇請徐到港后務必向馬敘倫、譚平山轉達自己“轉向”的決心。

香港，徐鑄成先去拜訪夏衍。夏衍告訴他，非常歡迎《文匯報》來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紅”，因為港英當局對進步報刊處處刁難，《華商報》天天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文匯報》應準備頂上去；如果態度一如《華商報》，恐怕有被一網打盡之虞。翌日見到潘漢年，潘也談了同樣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產黨方面的負責人接觸之後，徐鑄成便去拜謁李濟深。他提出由雙方各出10萬元作開辦費，創刊香港《文匯報》。李濟深表示完全贊同，說由徐負責在港創辦《文匯報》，影響必大。李專門留徐共進午餐，並邀來陳邵先、陳此生和梅龔彬作陪，席間就創刊計劃進行了詳細磋商，約定由徐、梅和二陳等四人全權籌備。

此時，香港有不少上海《文匯報》時期的同人。他們逃亡到港后，生活無著，不少人依靠領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濟金糊口，然後才各自找到臨時性的工作。大家聞聽徐鑄成抵港有出版《文匯報》之意，就約集起來開酒會歡迎，表示一旦報紙創刊，即辭去現有工作，重回報館效力。正在香港辦《大公報》的胡政之也宴請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競爭對手徐鑄成。徐對香港《大公報》一反該報之中立傳統，稱共軍為“匪軍”、中共為“匪黨”深為駭異，只是當著胡政之和一幫朋友的面不便言說。酒過三巡后，胡政之笑著說：“鑄成，歡迎你來港恢復《文匯報》，大家熱鬧些。”徐知道這是在試探自己，就虛晃一槍說：“此來僅為訪友。辦報，談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匯報》底子薄，要在香港辦一報館，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薦下，徐鑄成還拜訪了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等在港民主人士。他們聽說《文匯報》有來港出版的打算，都熱情鼓勵。在拜訪譚平山、馬敘倫時，徐鑄成沒有忘記吳紹澍的托請。譚、馬二人表示一定將吳的轉向意願轉告中共方面，並希望徐回滬繼續向吳多做工作。

諸事略有眉目之後，徐鑄成即離港返滬，向嚴寶禮等彙報在港經過。大家都很振奮，立即著手准 備相關工作。1948年5月，徐鑄成正式赴港籌備創刊《文匯報》。臨行前，他與黃炎培、陳叔通、包達三等三十餘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紅棉酒家聚會，交換對於中共剛剛發出的召開新政協會議號召的意見。大家一致表示熱烈擁護。

經商定，香港《文匯報》由李濟深任董事長(登記時用別名)，蔡廷鍇、虞順懋、嚴寶禮、徐鑄成為董事；總主筆徐鑄成，總編輯馬季良，副總編輯柯靈，總經理嚴寶禮，經理宦鄉；報社設社務委員會，正、副主任由陳邵先、徐鑄成分任，委員為嚴寶禮、陳此生、梅龔彬和馬季良。領導層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匯報》雙方的組合。歷時四個月的籌備，1948年9月9日，香港《文匯報》終於正式與讀者見面。創辦之初，報社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拮据。上海《文匯報》本來就是個窮報館，“民革”也屬初創，資金不充裕，報紙出版近半年，雙方交來的股款才各有兩三萬元，與當初約定10萬元相距甚遠。由於資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樣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螄殼裡做道場”，局促在一幢四層小樓里。這幢房子小得不成樣子，每層不到60平方米，編輯、排字、印刷、發行、食宿都擠在一起，身為總主筆的徐鑄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樓梯轉角處一間僅容一單身鋪位的“斗室”里。

徐鑄成本來只負責言論，可是總經理嚴寶禮、經理宦鄉均不能脫身來港，他只好兼管經理部事務，每天除了寫社論、審稿，還要為職工生活、報紙印刷發行尤其是籌款等瑣事奔波，工作強度可想而知。他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稱其為自己服務新聞界60年中“最辛苦勞累之時期”。

香港《文匯報》創刊前，徐鑄成請郭沫若主持了一個茶會，茅盾、夏衍、侯外廬等二十多位文化學術界著名人士應邀參加。他們大多為上海《文匯報》寫過文章，有的還編過副刊。郭沫若在這次茶會上，把《文匯報》當作解放戰爭中文化戰線的一支部隊，號召一切進步力量都來支持《文匯報》，並且勉勵《文匯報》同人高舉民主主義的旗幟奮勇前進。徐鑄成邀請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應允，並很快網羅了一批名流分任各個版面的主編：他和侯外廬主編哲學周刊，茅盾主編文學周刊，宋雲彬主編青年周刊，千家駒主編經濟周刊，翦伯贊主編歷史周刊，孫起孟主編教育周刊。這一陣容之整齊強大，可謂一時無兩。《文匯報》在香港能夠“一炮打響”，這些專家主編的各具特色的高水準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的港九隻有80萬人口，加上澳門也不過百萬。不過出版的報紙卻不少，僅大型日報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讀者群。在這樣競爭激烈的報業環境下，《文匯報》竟然後來居上，一創刊即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不到半月訂戶就突破兩萬，超過了《大公報》和《華商報》，這讓徐鑄成和同人們備感自豪。曾任香港《文匯報》副經理的黃立文後來撰文說，1948年到1949年這一年多，“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如此長期持續地處於極度興奮之中的歲月。‘號外’出版發行的頻繁，可以說打破了我國報業史的紀錄。革命發展帶來的歡樂，在讀者中引起的強烈而持久的反應，報紙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華商報》等一兩家外，是其他任何報紙無法比擬的。每當看到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到自己經手編輯的報紙或‘號外’被搶購一空的時候，我們這批原來亡命香港的報人都很引以自豪”。

1965年11月，《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報道成為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文匯報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華社播發瀋陽部隊廣大指戰員紀念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號召13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來給雷鋒的題詞。《文匯報》在發表這條消息時，把周恩來題詞刪掉。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匯報》在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的報道中公然說“孔老二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此後數天內，各地向《文匯報》社發表的提議丞電400多件，抗議電話1000多次。這些文電指出：“反周總理的人不得人心！”責問：“《文匯報》成了誰家的報紙？”嚴正要求“《文匯報》必須向全國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對此，張春橋卻說：“為什麼唯獨查《文匯報》？”、“不要批評報紙了，報紙以後還要刪！”王洪文說：“刪掉總理題詞算個屁事！”

1976年3月28日，南京大學400餘人，抬著周總理的巨幅遺像和大花圈，繞道南京新街口到梅園新村，掀起了抗議《文匯報》影射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全國第一次有眾多群眾參加的大規模示威遊行。3月30日，南京大學學生在南京火車站工作人員幫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車車廂內刷了“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等大宗標語。這些標語，隨著南來北往的列車傳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動全國爆發反對“四人幫”的活動的先鋒鼓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