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轎

轎子原名“輿”，最早記載見司馬遷的《史記》，說明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有轎子了。晉六朝盛行肩輿，即用人抬的轎子。到後唐五代，始有“轎”之名。北宋時，轎子只供皇室使用。宋高宗趙構南渡臨安（今杭州）時，廢除乘轎的有關禁令，自此轎子發展到民間，成為人們的代步工具並日益普及。南宋孝宗皇帝為皇后製造了一種“龍肩輿”，上面裝飾著四條走龍，用朱紅漆的藤子編成坐椅、踏子和門窗，內有紅羅茵褥、軟屏夾幔，外有圍幛和門簾、窗帘。這是最早的“彩輿”（即花轎）。

把轎子運用到娶親上，最早見於宋代，後來才漸漸成為民俗。那時，待嫁的女方在家裡打扮停當，凌晨，男方就會派來迎親的鮮艷的大花轎，這叫“趕時辰”。據說當天如有幾家同時娶親，誰趕的時間早，將來誰就會幸福美滿。南宋吳自牧在《夢梁錄·娶嫁篇》里有這方面的記述。這一習俗，在現在的泰安市寧陽縣沿汶河一帶的村莊還十分盛行。

古代花轎的種類及樣式繁多，因各地的習俗、貧富及主人的身份而略有不同。普通人娶親用的一般是二人抬的花轎，罩轎子的帷子都選用大紅色的綵綢，並綉有富貴花卉、丹鳳朝陽和百子圖等吉祥圖案，綴以金、銀色，以烘托熱鬧喜慶氣氛。家境富貴之戶常用四人抬的大花轎，轎子的裝扮與二人抬的相差無異。到清朝末年，在當時的上海等大城市，許多女子已不肯坐花轎，改用馬車等車輛了。民國初期，由於從日本輸入的人力車（俗稱黃包車）比較輕便快捷，遂在民間廣為使用，轎子逐漸被取代。

花轎有“硬衣式”和“軟衣式”兩種。硬衣式指花轎的全身都是木製結構，造型類似四方四角出檐的寶塔頂形。在我國的南方地區比較流行。

軟衣式花轎流行於我國的北方地區。它是在轎框的四周罩以紅色的綾羅帷幕，這些紅色的帷幕就叫做轎幃。

喜轎的轎幃有著極為鮮明的藝術風格，轎幃的選材非常講究，一般都選用紅色的綾羅綢緞等絲織品。上面刺繡的圖案紋樣一般都被賦予了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講求“圖必有意，意必吉祥”。轎幃上面一般都綉著“禧”字、金魚鬧荷花、丹鳳朝陽、麒麟送子、富貴牡丹、事事如意等喜慶、吉祥的圖案。織綉工藝極為精湛細膩，所繡的畫面豐滿而充實，圖案非常生動、新穎。轎幃的材料和圖案的顏色搭配一般都非常的鮮艷、熱烈，明亮奪目的顏色烘托出婚禮喜慶熱鬧的氣氛。

明朝崇禎年間的花轎用藍綢作幔，四角懸桃紅色綵球。後來開始採用紅色刺繡、織錦，後來又有用大紅紗綢滿繡的。

花轎選材要求既輕又有 耐力，一般選用香樟、梓木、銀杏等木材，雕刻多是“八仙過海”、“麒麟送子”、“和合二仙”、“金龍彩鳳”、“喜上眉梢”等喜慶吉祥的題材。花轎的製作工藝非常複雜，採用了浮雕、透雕、貼金、塗銀、朱漆等裝飾手法，精美華麗，猶如一座黃金造就的佛龕。

花轎的主要用途是接新娘到丈夫家舉行婚禮。新郎如果去迎親，多為騎馬伴隨，有時也可乘坐藍、綠甚至紅色的小轎子跟隨。但因為婚禮尚未舉行，傳統上新郎新娘這時候不會同乘一轎。花轎多為4人抬，有的時候加2人替換，或者在前後打傘、放鞭炮等。在新娘娘家起轎、新郎家下轎的時候，都會有一些有關的民俗儀式；但具體情況則因地域而不同。去娘家的路上，花轎一般不可以空著，而是坐一名男孩，稱為壓轎孩。

傳統上，只有初嫁女子可坐花轎，寡婦再嫁最多是在普通子上扎些彩布或紙，稱為彩轎。至於納妾，有些地方可以坐花轎，有些地方不能坐轎或者坐其他的轎。但總的來說，舊時女性一生最多只坐一次花轎，因此是很有特殊意義的經歷。

俗話說：“大姑娘坐花轎——頭一回。”確實，在傳統的婚姻禮俗中，一頂花轎最稱不可或缺的道具，由 此衍生出上轎、起轎、喝轎、宿親、翻鏡、壓街(顛轎)、落轎等一系列繁文縟禮，把整個送嫁迎娶活動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甚至直到一經結婚登記婚姻便受到法律保護的今天，仍有許多新娘認為不坐轎車便算不上正式結婚——這種送親轎車，照例打扮得花團錦簇，其實就是傳統花轎的變體。

搜撿史書，用花轎迎娶新娘的禮俗，並非自古皆然。首先，“轎子”這種交通工具在生活中出現並正式在典籍中留下記載，已經是晚唐五代的事；其原型“檐子”(肩輿)的流行，至早也是初唐時代。在此以前，無論官民結婚，都用馬拉車輦迎娶新娘。與此同時，唐宋兩朝政府都頒布過禁止士庶乘坐檐子或轎子的禁令，而只許皇帝和經他特許的高官老臣使用。從《東京夢華錄》、《五雜俎》等宋明人士所寫的著作可以看出，大約自北宋中期起，開始有“花檐子”迎娶新婦的風氣流行於汴京，到宋廷遷都江南后，花轎迎親才蔚為社會性的時髦，其後一直傳承下來。倘論人力簡省、通行速度和費用開支，花轎顯然不及車馬來得方便，即論舒適和排場亦未必可比。緣此，從車馬到花轎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便成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一說此風源起於唐代北方士族違禁偷娶活動。東漢魏晉以來，士族大姓自恃門第高貴，兒女婚事一直在小圈子內進行，恥與異姓結親。其中最稱顯貴而頑固的，要推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與博陵崔氏、隴西與趙郡李氏這七大望族。唐元稹《會真記》述張生向崔鶯鶯求婚，崔母自矜博陵望族而瞧不起對方門第，正是這種狀況的寫照。唐高宗時，出身寒族的李義府官居宰相，欲為兒子在這七大望姓中娶個媳婦，竟到處碰壁。李相為此懷怨，便勸說皇帝下詔，禁止這七姓子女互相通婚。同時又派人重修《氏族志》，規定不論門第，凡得官五品者皆屬士流。從此這七大高門自為婚姻以保持“血統”的門路斷絕了。然而這些望族人家不甘受此束縛，照樣偷偷地議婚論娶，只因不敢公然冒犯天子詔令，便取消了車馬送親、卻扇吹奏等一應公開熱鬧的排場，改為天黑后弄一乘花紗遮蔽的“檐子”，把新娘抬到男家結婚。對此，唐高宗和唐文宗又追頒過禁止乘坐“檐子”的詔令，以免這些人家瞞天過海，但都有效一時，風頭過後，又見捲土重來。中唐以後，“檐子”迎親居然成了一種有身分的標誌，連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貪慕虛榮而學樣的。迨至宋朝，前朝禁令一概廢除，“檐子”送嫁轉為公開，又嫌其簡陋，遂刻意裝飾，俗稱“花檐子”，日後再流變為花轎。從此，“花檐子”或花轎代表某種社會身分的觀念深入人心，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輿論的認同和尊重，而諸如納妾收房、寡婦再嫁等婚姻活動不得乘坐花轎的禁忌，也由此衍生。

一說此風源自北宋理學家程頤對傳統送嫁婚儀的改革。相傳古代婚俗中，大夫以上嫁女有“反馬”規矩，即女方用車馬把新娘送至夫家，小夫妻過上一段日子(通常不少於三個月)后，倘相處和睦，夫家便留下車子，送還其馬，叫“反(通返)馬”。如果兩人合不來，或因其他緣故導致婚姻難以維持，新娘便騎乘自家的馬返歸娘家，或等夫家甘言求和，或竟從此不回夫家，準備離異。這種風氣，自先秦傳至唐宋，可見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已嫁婦女的舉止還是有一定自由的。

程頤和其兄程顥並稱“二程”，都是理學宗師，認為婚姻當以終身夫婦才合“天理”，反對男子再娶女子再嫁。程頤晚年時，家裡出了兩件事，先是甥女出嫁未幾，夫妻失和，騎馬返歸娘家；接著又是侄媳婦因丈夫暴卒，也騎著馬一去不歸，不久便改嫁他人。程頤受此刺激，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遺囑：今後程家送嫁女兒，一概不用車馬，男方須用“檐子”來迎娶，斷絕“反馬”之習；反之，程家娶親，也照此辦理，以此確保既嫁女子“從一而終”。程頤死後十多年，金兵內侵，中原騷亂，程家從洛陽遷居池陽，其後一直恪守祖訓，所生女子，出嫁時一律坐“檐子”，夫死不歸，“守節”終身。隨著理學在南宋的興盛，這種“從一而終”的觀念漸為社會接受，“檐子”取代車馬的迎親習俗亦流行起來。其後果，一方面是嫁出的女子從此失去返歸娘家的自由，另一方面她們在夫家的地位也有所鞏固，俗謂“我是被你們家用花轎抬過來的”抗辯自衛之辭，就是以這種迎娶禮節為根據的。

還有一說，稱此風源起宋高宗趙構的一場歷險：宋室南渡之初，高宗往寧波流竄，途中遭金軍攔截，衝出包圍后，人已落單，惶恐間又被一片湖水擋住去路。眼看追兵將到，高宗準備投湖自盡。正巧，有個鄉村姑娘在湖邊浣紗，指著湖水對他說：“這裡水淺，相公快快下去，只管仰起鼻孔透氣，我自有辦法搭救。”高宗依言下湖，待湖水沒至頸部，把頭仰起露出鼻孔在水面上吸氣。那村姑旋將手上的白紗迎風一抖，撒向湖面，飄飄洒洒，正好把他全遮住了。金兵衝到湖邊，四望不見高宗身影，喝問村姑是否見過高宗，村姑伸手胡亂指了一個方向，稱高宗已經逃跑。金兵立即調轉馬頭，朝著姑娘所指疾奔而去。待金兵走遠，姑娘收起白紗，把高宗攙上岸來，帶他回家去換了衣服，並找船將其送到對岸。時隔兩年，宋高宗在臨安(今杭州)站穩腳跟。隨後便傳旨寧波府，要求尋訪那個有“救駕”大功的村姑，結果無人出頭領功。高宗特下聖旨一道：今後凡是寧波女子出嫁，特許乘坐四人抬杠的轎子。四抬轎子正好是皇后所坐八抬鸞駕的一半規格，所以寧波人以後一直自誇他們的花轎是“半副鸞駕”。後來其他地方的人也學了樣，這個風俗就此傳了下來。所以迄今還有一些老輩人管新娘乘坐的花轎叫“四明轎子”，這是因為寧波別稱“四明”的緣故。

上述諸說，雖然或多或少有些史料印證，但都以民間傳說為依據，缺乏確鑿的文字記載。所以，新娘出嫁必坐花轎的真正原因，依舊是個待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