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稻

本文對中國歷史上的直播稻進行了初步的研究。主要內容包括直播稻的地理分佈、存在的原因分析、直播稻技術的演進和主要的直播稻品種。直播稻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稻作栽培技術，但它在水稻移栽技術出現之後，並沒有徹底消失，而是頑強地保存下來。在人口稀少，經濟、技術相對落後，以及水旱災害頻繁的地區，它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經過明清時期的推陳出新，直播稻不僅保留了直播的優勢，同時也吸收了移栽技術中的一些優點。使直播稻技術由漫撒直播發展到區種直播。適應直播，特別是漫撒直播的需要，歷史上還出現了一批直播稻品種。直播稻充分尊重稻作植物自身的生長規律，避免了由於移栽所致的生長挫折，同時也減少了勞動力的支出，降低了稻作生產成本。直播稻對於土地的開發利用，糧食產量和人口的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並對鄰近的朝鮮等國的水稻生產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直播稻技術的更新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直播技術能夠適應稻作技術的可持續發展

2001年11月底12月初，在北京中國農業博物館召開的中、日、韓農史研討會上，聆聽了韓國人文社會科學學會金榮鎮教授和慶北大學李鎬澈教授有關韓國稻作史的論文，[1]後來又讀到了釜山大學崔德卿教授的論文,[2]對韓國農業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韓國歷史上的稻的栽培法。據三位教授的文章介紹，韓國歷史上存在過直播法和移栽法兩種水稻栽培方法。其中直播法又分為水耕法和干耕法。水耕法是直接把稻種撒到水田裡去的一種作法；干耕法則是在沒有水利灌溉的情況下，把稻種在乾燥的土地上，像旱稻一樣栽培，等到雨季灌滿雨水后，才像一般水稻那樣栽培；移栽法也可分為湛水養苗移秧栽培和乾田育苗移秧栽培（即干畓稻）。韓國的稻栽培法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陌生。以韓國所謂的“干畓稻”為例，這種栽培方法類似於中國所謂“旱地育秧”或稱為“水稻旱秧田法”。這種旱地育秧方法至今還在使用，但追查歷史則會發現，出現於十七世紀韓國農書中的這種方法至少在11世紀宋代中國就已出現，並一直延續到近代。[3]類似朝鮮的“干耕法”似乎也在宋代出現。[4]再以本文將要討論的主題直播稻而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北方曾大面積推廣水稻直播，黑龍江省1980年代以前水稻直播佔到70%，中國南方60年代也採用過直播。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人口進入城市勞務市場，農村勞動力的減少，以及化學除草劑等廣泛使用，直播稻栽培又呈現出迅速發展的態勢。或許有人以為直播稻是近年發展起來的新技術，殊不知水稻直播栽培古已有之，甚至比移栽更早出現，即先有直播，而後有移栽。從全球來看，水稻直播栽培也比較普遍，美國、澳大利亞、前蘇聯全部採用直播，亞洲的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日本等國家的直播面積呈上升趨勢。從中國來看，雖然直播在唐宋以後的水稻栽培中已不再是主流，但直播稻一直保留下來。近代一些以刀耕火種為特點的山區少數民族地區仍然以直播的方式來種稻，他們“將山坡上之天然草木縱火焚去，跡其餘燼，就地播種，不再分秧，任其生長。”雖然有些地方已經注入了精耕細作的農業元素，如駕牛將地犁松，以長圓石輪，順土滾拖，碾土為細末，再以木耙鉤盡蕪草，始將谷種灑於細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齒耙拖拽，則谷種即掩於細土中二三寸許。[5]但在不移栽這點上仍然延續了刀耕火種時代的老路。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移栽技術出現之後，被視為“耕種滅裂”的落後的生產方式直播技術依然存在？

在中國，水稻移栽最早可追溯到漢代，而大規模的普及則是在唐宋以後。但在水稻移栽普及之後，直播並沒有完全消失，而且還在許多地方一直流傳下來。我們並不是要帶著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情感，說韓國的直播栽培、“干畓稻”一定是從中國引進的，但理智地分析水稻栽培的歷史，對於探討水稻栽培技術在東亞的交流與比較還是有意義的。同時，它還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就直播稻而言，隨著當代農業可持續發展受到關注，為了減少農業生產成本，直播法越來越得到重視。歷史上的直播栽培技術和直播稻品種值得重新認識，因為這些技術和品種都是在長達數千年的文化和自然環境因素下積澱下來的。基於豐富的農業遺產資源，是開發未來糧食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為止，中國農史學界還沒有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水稻栽培法作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想對其中的一個問題進行討論，這便是中國歷史上的水稻直播法。[6]本文的重點將放在移栽法出現之後的直播法，從技術和經濟兩個方面，探討在移栽技術出現之後，為什麼在許多地區相當長的時間裡還存在直播技術？同時，還將對中國歷史上的水稻直播技術和直播稻品種作一分析。

中國歷史上的直播稻的分佈

按照金榮鎮教授的提法，朝鮮水稻栽培技術發展進步的順序是湛水直播栽培，乾田直播栽培，湛水養苗移秧栽培和乾田育苗移秧栽培。也就是說，由直播栽培向移秧栽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檢討中國稻作史，則會發現雖然移栽取代直播是總的趨勢，但直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一直存在，直播的存在有許多方面的因素構成。

一般認為，最初的水稻栽培肯定是直播。雖然有資料表明，漢代北方就已採用水稻移栽法，這就是《四民月令》所提到的“別稻”。但移栽並沒有得到普及。北魏時賈思勰《齊民要術》在談到北方水稻和旱稻的栽培時中都提到“拔而栽之”，[7]但這裡所謂的“拔而栽之”，並不等同於育秧移栽，而僅僅是出於除草和間苗的需要所採取的原田拔栽。即拔出之後，經過除草仍舊栽在原田上，或是將稠密地方的稻苗拔起補栽在稀疏的地方。雖然有學者認為，水稻移栽起源與拔苗補栽有關，但《齊民要術》所謂的“拔而栽之”還不能說是移栽。如果田中雜草不多，稀密大體均勻，拔而栽之也就沒有必要了，也就是說，拔而栽之只是偶爾為之的現象，[8]對於稻田中大多數的稻株來說，仍然是直播。而且上述所謂的“拔而栽之”還只是在北方連作稻田和旱稻田上所發生的情況，對於大多數的稻田，特別是南方的稻田來說，所採用的可能都是直播法。

唐宋以後，移栽法得到了普及，但直播依舊在江淮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存在。唐宋以前，直播是一種普遍現象，有關直播的記載並不多。唐宋以後，水稻移栽已普及，直播反倒是少見多怪，因此有關直播的記載多了起來，從這些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稻的直播栽培在江淮及其以南的稻區一直都存在。黃河流域種稻不多，且多以旱稻為主，其所用的栽培方法自然和北方旱地作物栽培方法一致，即直播而非移栽。不過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明朝山東沿海地區的水稻栽培採用直播的方式。民國時期河北在保留原來的旱稻直播栽培的同時，出現了水稻直播。淮河流域是中國農業的水旱交錯地帶，唐宋以後，稻作得到了發展，直播稻佔有相當的份量。淮河流域的直播稻以水稻為主，間或也有旱稻，甚至是介於水稻旱稻之間的類型。既非旱稻，又與純粹的水稻不同。長江流域是水稻的主產區，自宋代以後，這裡便有直播稻的記載，除了在一些地勢較高，水源缺乏的地方，如上海崇明、四川潼川存在旱稻直播以外，本區的直播稻都以水稻為主。長江上游地區的直播稻則多為旱稻，種植者多為當地的少數民族。嶺南地區的直播稻分佈也比較普遍。

直播稻存在的原因分析

問題是在移栽技術出現之後，為什麼在有些地區仍然存在直播栽培方式？

先從移栽說起。移栽增加了育種、拔秧和插秧的工序，使得整個生產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很大，特別是拔秧和插秧兩個環節更是勞動密集型的工種。[11]因此，移栽的實行有賴於大量勞動人口的存在。而在強壯勞動力得不到有效供給的情況下，一些老弱婦孺也被迫參與到水稻移栽的隊伍中。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一夫一妻為一個生產單位，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一般女性是不參與大田生產的，最多是給在田中忙活的男人們送送飯而已，但在水稻移栽的這個環節上，我們卻看到了例外。婦女們廣泛地參與拔秧和插秧勞動。而當人口減少，即便老弱婦孺齊上陣，也不能夠正常完成移栽的時候，直播就是最好的選擇。近年來，直播現象有所抬頭，很大程度上可能與農民大量外出務工經商，而農村勞動力減少有關。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改移栽為直播的現象。湖北地區是最早使用秧馬的地方，[12]秧馬是一種拔秧（或插秧）的工具，表明北宋時期湖北地區已使用移栽，但隨著宋廷南遷，湖北一帶成為宋金交戰的主戰場，人口大量流失，[13]雖然有原來生活在狹鄉的江南百姓“遠來請佃”。[14]但南宋時湖北人口減少的趨勢並沒有得到扭轉。在人少地多的情況下，直播就是最好的選擇。彭龜年（1142-1206）在湖北為官時，記載了那裡由於地廣人稀，勞動力缺乏，“耕種滅裂，種而不蒔”，實行“漫撒”式的直播方式。[15]

需要指出的是，採用這種“種而不蒔”，“漫撒”直播的不光是原本已採用移栽的湖北農民，也包括新近遷入湖北地方的原來的江南農民。江南狹鄉原本也是耕作非常精細的地方，可是這裡的農民在移民到人口較少的荊湖北路的新環境之後，原有的移栽傳統並沒有得到繼承，而採用了直播方式，以適應新的形勢。由此看來，在技術的選擇上，人口因素要大於耕作傳統。漫撒的直播方式，雖然有“滅裂”之嫌，但卻可能是利用荒地最有效的辦法，因為在經受戰爭破壞的地區，人少地廣，沒有必要也難於實行精耕細作，以期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而是廣種薄收，通過總產量的提高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於是人們便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直播方式，其中的一種情形便是在“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16]農業勞動人口少是選擇直播的主要因素。這點在宋代的嶺南地區表現更為明顯，宋代嶺南還屬蠻荒之地，人口稀少，因而農業生產技術較為粗放。直播便是其表現之一。

人口的因素還從土地的開發利用上來影響種稻方式的選擇，也就是說，直播的選擇還與土地開發利用以及自然條件有關。唐宋以後，雖然有局部的地區因戰爭等因素出現人口減少的現象，但從全國總的情況來看，仍然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與山爭地，與水爭田，在江湖沿海地區更是出現了圍水造田運動，出現了圩田、沙田、塗田等多種土地利用形式，稻作的邊緣地帶不斷向外擴展。這些新墾的農田和舊有的農田有很大的不同，於是需要特殊的栽培方式和作物品種。主要表現在這些新開水田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水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保障，正常的播種時節往往因雨水的浸注而中斷，而等到水退之後，按照常規的育秧移栽程序，來種植常規的稻種，又因生育期的限制不能正常的結實。只能採用直播的方法，以極大限度地利用有效的生產時間。還有些地方，如淮河及南海等地的瀕水之田，水退之後已經到了冬天，過了種稻的季節；而等到可以種稻的夏季，水位又漲起來了，水深以致沒牛，人要下田，只能乘坐小船或小筏。此種稻田，縱有現成的秧苗，也難以進行移栽，只能採用直播方式。方法是待冬春水涸耕過，至夏初，遇有淺漲所漫，划船載浸過的稻種遍撒田間水內；候水脈稍退，種苗即出，可收早稻。即方以智所謂的“乘桴播刈”。

如果說水稻的直播與相對多水的自然環境有關的話，那麼，旱稻的直播則與一些地區相對乾旱少雨有關。有些地方“春久不雨，泥塊被烈日晒結”，無水育秧，即便是採用旱地育秧的辦法育成了旱秧，移栽時，也會因本田中缺水，而不能下插。加上一些地方土壤過粘，育成旱育，拔插都困難。在這些情況下，直播是最好的選擇。如清代四川潼川，以及民國時期四川、蘇北灌雲、東海等地所植的旱稻，就屬於這種情況。

直播稻的存在，特別是旱稻直播，可能還與北方旱地農業傳統有關。中國北方向來以旱地農業為主，但也存在一些零星的稻作，北方稻作受到旱地農業和影響，廣泛地使用直播法。河北豐潤等地，古屬漁陽，東漢太守張堪曾在這裡開稻田八千餘頃，是北方地區稻作一直較為發達的地區。然而，到了清代這裡的水稻已實行了移栽，但旱稻仍然採用的是直播舊法。[17]江蘇灌雲、東海間的旱稻直播，除了可能與乾旱少雨的自然因素之外，也可能因距旱地農業的中心北方較近，受旱地農業傳統的影響有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裡所謂的直播，不過是用旱地農業的方法來種植稻子而已。

表面上看來，直播稻似乎只是在經濟技術和自然條件下，一種被動的接受，但我們在了解到古代（特別是進入清朝以後，太湖流域的）農學家有關直播栽培的論述之後，則會發現直播不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更是一種理智的選擇。這種選擇是在權衡了移栽和直播的利弊之後所做出的決策。因為在他們看來直播比移栽有利。這也是明清時期一些原本採用移栽的地區改用直播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水稻移栽法，自漢代開始使用，經過唐宋時期的推廣，到明清時期已經基本普及開來，但恰恰是到了明清時期，也就是移栽法最為普及的時期，一些稻作最為發達的地區，如太湖流域，移栽所引發出來的各種問題也日益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有人重新提出了直播的主張。表現上看來，直播是對移栽的一種“反動”，但這種反動並非是簡單的復古，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綜合了移栽的長處，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直播法。如果說，一些地區實行直播法是耕作粗放的表現，那麼，明清時期直播法的提出，則是理性的回歸。因為，新的直播法是在移栽法實行多年，發現了種種弊端以後，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應該說，明清時期人們對於水稻移栽技術基本上還是肯定的，移栽是稻作的主流。明代的農學家馬一龍在《農說》中還對移栽在水稻栽培中的作用進行了理論的概括，指出“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氣，交並於一苗，生氣積盛矣。”但是進入清朝以後，有人就開始對移栽的作用提出懷疑。

懷疑最初是由移栽的過程可能會對秧苗的正常生長產生不利影響而引起的。清初思想家陸世儀[18]認為，“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擲堆垛，略不少惜。蒔后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泄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早蒔之勝於晚蒔。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蒔也，醒之難易，猶系禾之善否，而況移種不移種之分乎？”[19]清道光年間的潘曾沂[20]用更為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他對於移栽所持的反對意見。他說：“秧田內剛要發科，拔了起來插蒔。這一拔傷得不小。等醒轉來。直要到六月里方才發科。所以科頭瘦小，結的穗頭短，秕谷多。升合少。都是這個緣故。大凡一粒谷，總有一莖先出的，叫做命根。你們拔秧先把這一莖拔斷了，所以不肯長養，可恨可惜。”“拔秧損禾根，其時土干日燥。萎而復甦，元氣傷矣。”“你們蒔秧，預先拔浸水中，或一夜或兩夜不等，若手裡來弗及。便擱過三、四夜後頭，方才插完。蒔的時節，拋擲堆垛，全不愛惜。蒔后，曬在老太陽里，日慚黃瘐。隔幾天醒轉來，秧的元氣都洩盡了。而且根頭的泥，又要洗凈的，秧的命根是棵棵拔斷的。所以稻不得法。種得遲，已經是不得法的了，拔起來另種，如何便能起發？這一耽擱，又要半個月，可惜可惜。”[21]

移栽對秧苗產生不利的影響，可能會隨著勞動量的增加而變得更加糟糕。因移栽意味著增加了一道工序，也就增加了勞動量，而且這道工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增加在前作收穫之後，和農作物最佳生長期之前，搶收搶種，而且還有其它事情需要打理，時間緊，任務重，勞動強度大。這在江南水田耕作技術體系趨於形成的宋代的一些詩歌中就有反映。“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桑蠶又下田”[22]。插秧時男女老少齊上陣，“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宋人真德秀提到種田“四苦”，其中的“始耕之苦”和“立苗之苦”都與移栽有關，特別是所謂“立苗之苦”：“燠氣將炎，農興以出，傴僂如豚，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指的就是插秧。雙倍的付出，若能有雙倍的回報，農民是不會吝嗇勞力的。但實際上可能事與願違。由於時間緊，任務重，移栽質量沒有保障，也影響了禾苗正常生長。明清時期的太湖稻區，由於移秧屬勞動密集工序，多採用“田家或互相換工，或喚人代蒔包蒔”協作方式。這過程中有人偷工減料，本應合理密植，但有人為了偷懶省事，多將秧稞蒔開，人為拉大行株距，原本每人一行，每行橫蒔六稞，每稞相距八寸，結果每稞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許不等者，一畝地幾減秧稞大半[23]，直接影響著單位面積產量。儘管有些所謂“有力”之家為了保證插秧質量，提高庸工的伙食標準，並用秧彈來加以規矩，但無形中又加大了成本和勞動量。

水稻移栽的初衷之一原本是為了保障農作物，如小麥等，在本田中有足夠的生長期，以獲取稻麥二熟，但由於事多工煩，前後作都受到影響，甚至兩獲之利不如一收。於是經過長期的實踐之後，清代江南地區有人提出了直播取代移栽的主張。陸世儀在一次稻熟時發現田傍一稻穗高出其它稻穗約尺余，穗上的粒數達二百餘，也高出其它稻穗九十餘粒的兩倍，“因思此禾蓋未嘗移種，元氣未泄故也”。這一發現使他對於直播法有了新的認識。當時他的鄰村東鄉正在實行一種叫做“撮谷法”的直播法。這種撮谷法比之移栽法有成倍的收成。他認為，“撮谷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泄也。”不過他也認為，撮谷法有不足之處，一則耘鐋難；一則易酣，不能耐風潮也。於是他在參考古代代田法和區田法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農民的種田方法，提出了一種新的直播法。無獨有偶，清道光年間的潘曾沂也力主水稻區田直播法。他認為“拔秧損禾根，其時土干日燥。萎而復甦，元氣傷矣，故宜撒種”，撒種即直播，直播法“不用移插，自然命根直下，入土堅深，四月里就要發科，發科既早，不獨主根上的一本，將來穗頭結得飽綻，就是根旁邊發出來的枝幹，都是有用的。后首結的稻穗頭，自然是一樣長大的了，這就是早稻的功效。”

直播栽培技術和直播稻品種

直播栽培是一種原始的栽培技術。這種技術往往是與粗放經營、廣種薄收聯繫在一起。“縱使收成，亦甚微薄”[24]。尤其是在移栽已成為主流的情況下，人們更將其視為一種落後的栽培技術。然而，在移栽技術尚未普及之前，或是尚未普及的地區，或者是在移栽已經普及，而又由於水旱災害等原因，而不得不採用直播的地區，人們並沒有把直播當作是一種落後的技術，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合理的選擇。在做出了直播的選擇之後，人們依然會通過各種技術措施，解決直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以期獲得最大的收成。尤其是對於那些倡導直播法的人來說，直播更有移栽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他們對於直播技術就更為講究。這就推動了直播技術的發展。下面是中國歷史文獻中有關直播稻的主要論述，從中可以了解到不同時代和地區的直播稻技術。

《齊民要術》中的直播法

中國北方以旱地農業為主，雖然也有水稻栽培，但其技術也受到了旱地農業的影響。直播即其中之一。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歷來被視為中古時期北方旱地農業技術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記載的水稻和旱稻栽培，雖然提到了“拔而栽之”，用以清除雜草或勻苗、間苗，但基本上來說是屬於直播法。其中的水稻直播栽培主要包括整地、浸種催芽、播種、除草、烤田、灌溉等環節，由於沒有移栽的環節，草害比較嚴重，因此，《齊民要術》中提到“歲易（輪作）為良”、“凈淘種子”、“鐮浸水芟”、“薅（拔草）”、“拔而栽之（將苗拔起來，等清除雜草之後再栽下去）”等預防草害的措施。

和水稻直播相比，旱稻直播法在浸種、播種、鎮壓等環節上稍有不同。在浸種方面，旱稻只要浸到“裛令開口”即可，而水稻則要浸到“牙生長二分”。也就是說，在旱地直播的情況下，不要象水田直播一樣，浸種的時間不要太長，稍為浸一下就可以下。這是因為浸久了，芽已發出，將其下種到旱地上，反把谷種的水份吸走了，這樣一來，谷就難於生長。同時，在旱地上直播，為了防止乾旱，還採取了“耬耩掩種”的播種辦法，這樣還可以節省種子。也是出於防旱的目的，播種之後，未生之前，還要採用鎮壓的辦法。即“令牛羊及人履踐之”。這些措施都是針對旱地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所採取的[25]。

《王禎農書》中的直播法

元代《王禎農書》中至少有兩處提到水稻直播法，一處是《農器圖譜集之十二》：“嘗見淮上瀕水及灣泊田土，待冬春水涸耕過，至夏初，遇有淺漲所漫，乃划此船（指划船，別名秧塌），就載宿浥稻種遍撒田間水內；候水脈稍退，種苗即出，可收早稻。”一處是《農器圖譜集之六》：“輥軸：輥輾草禾輥也，其軸木，徑可三、四寸，長約四、五尺，兩端俱作轉簨挽索，用牛拽之。夫江淮之間，凡漫種稻田，其草禾齊生並出，則用此輥輾，使草禾俱入泥內；再宿之後，禾乃復出，草則不起。又嘗見北方稻田，不解插秧，惟務撒種，卻於軸間交穿板木，謂之‘雁翅’，狀如礰礋而小，以磙打水土成泥，就碾草禾如前。江南地下，易於得泥，故用輥軸；北方塗田頗少，放水之後；欲得成泥，故用雁翅磙打。此各隨地之所宜用也。”前一處指的是江淮洪水泛濫區，利用划船直播水稻；后一處專述直播稻的除草。

水稻在大田生長過程中，經常要遭受雜草的侵襲，是有除草的出現。採用漫撒直播最為人所詬病的是除草困難。而人們選擇移栽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去除雜草。因為在拔秧和插秧的過程中，農人可以有選擇地剔除雜草，防止雜草進入大田。在漫撒直播的情況下，如何進行除草呢？隋唐以前，普遍採用的是水耨的除草方式，這種方式根據應劭和《齊民要術》的解釋，是在稻苗長到七、八寸的時候，用鐮刀割去稻田中的雜草，然後灌水，或是在稻田有水的情況下，直接割去雜草，由於這種除方式仍然將根株留在土裡，因此過了一段時間，雜草又會重新長出來，因此，還要通過薅鋤等方式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的除草。這是一種直播條件下所用的除草方式，這種方式在後世一些地區仍有採用。[26]不過在一些情況下也會出現一些變化，如直播面積較大，用薅鋤的辦法難以應付，是有輥軸的出現。《王禎農書》所載的就是這種大面積漫撒直播下的除草方式。這種方式和先前流行的水耨一樣都是利用了水稻與雜草對淹水的不同反映[27]。稻苗不怕水淹，而雜草則被淹死。水耨的方式雖然不致將稻淹死，但也會對稻的生長發育產生不利的影響。

漫撒直播，省去了通過移栽拔插來清除雜草的過程，加大了草害發生的可能性，更有甚者，由於漫撒無行，農人在田間行走不便，不利於除草作業。有些地方甚至省去了除草這環節。南宋時，鄧深在《豐城道中》就看到了“湖田不薅草”[28]的情況。漫撒直播也影響了田間的通風透光，實為作物栽培之大忌。因為“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必使“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為泠風”[29]方為得法。如何解決草害，保證通風透光，成為直播法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也影響著直播的發展方向。

陸世儀的撮谷區田直播法

清初，陸世儀說：“予聞東鄉有撮谷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撮谷有二難：一則耘鐋難；二則易酣，不能耐風潮也。蓋撮谷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谷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谷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鐋；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酣，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鐋之艱，漸耨隴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酣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征之區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畧仿此意而小試之？撮谷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泄也。……秧苗入土深，則難出；秧根入土不深，則難乆。故農人於播種之始，則撒秧於一處，以浮灰輕蓋之，既長則另分而插蒔，所以順其淺深之性也，是亦可謂得其術矣。然孰若區田之法，不用移植，而盡淺深之冝，為尤得其術哉。”[30]類似的做法早在明朝江南地區的旱稻栽培中即已出現，所不同者即水田的撮谷點播為旱地穴播而已。具體做法是：“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撢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鉏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成矣。”這種種法“大率如種麥”。[31]陸世儀的貢獻在於將區田的概念引入到撮谷法之中，使之成為一種新的水稻直播技術。

區田撮谷法是在總結當地農民的實踐經驗和歷史文獻記載基礎之上所提出的一種水稻直播法，它保留了撮谷法的直播的優點，避免了移栽法在拔插過程對於苗根的傷害，吸收了移栽分行的好處，便於播種后地中耕除草和田間管理，保證通風透光，同時又借用了古代區田法的遺意，解決了撮谷法所帶來的“耘鐋難”、“易酣，不能耐風潮”的缺點。系對水稻直播技術的一大貢獻。但這一技術也同樣存在“工力甚費，人不耐煩”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問題。這也是此法難以推廣的原因之一。

潘曾沂的水稻區種直播法

清後期，潘曾沂的《豐豫庄本書》中對豐豫庄的稻作生產技術進行了總結。書中所提到的施肥、整地、選種留種、播種、耘耥、灌溉、烤田等都與當時江南稻區所採用的精耕細作技術，以及《勸農書》、《天工開物》和《補農書》等書中的相關記載大同小異，如基肥墊底、麥苗肥田、深耕細耙、雪水拌種、耘鐋培土、灌溉烤田等，所不同者這些技術措施都是圍繞著直播法來展開的。

潘氏的主張和做法與陸世儀有相同之處，即以直播取代移栽。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撒谷種，莫插秧”，他認為移栽會“損禾根”，甚至“傷元氣”。同時為了防止直播所可能引起的耘鐋難的問題，提出了“苗要稀，種要開”要求，“每一撮，用谷五、六粒，離開寸許地，再下一撮。愈稀愈妙。苗出太密，就要趕早刪去。”“橫里豎里，都要分行清楚，才撒種子。忽遇著暴風，急忙放幹了水，免得風浪淘薄，聚谷在一處。忽大雨到，要稍增水。怕暴雨漂颭，浮起谷根。”通過這種辦法，在拋棄移栽的同時，把移栽的好處在直播中儘可能地保留下來。潘氏和陸世儀一樣也主張用區種法和代田法的方式來實行直播稀種。書中給出了一個黑白相間的示意圖。示意圖中，白行種稻，掘深八、九寸。每行種二尺，空一尺。黑（墨）行不種稻，起楞頭（即壟），高八、九寸，闊一尺五寸，留楞頭泥壅根。

和陸世儀相比，潘氏的發展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引入了代田法的概念。代田法最初是由漢代農學家趙過提出來的。基本的意思是土地休閑利用。用潘的話來說就是“今年種的一行是明年不種的，明年種的一行是今年不種的。”可以起到恢復地力的作用。種一行空一行，還為行走和耘鐋提供了方便，同時可以結合耘鐋進行壅泥培根。二是通過區種直播，潘氏不僅試圖解決耘鐋難的問題，還試圖解決漫撒直播所致的費種問題。直播在歷史上所受非議之一便是費種。“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谷，更水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32]後魏《齊民要術》所載直播的情況下的播種量是“一畝三升擲”[33]，明代《天工開物》所載的“凡秧田一畝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畝”[34]計算，則每畝大田所用的稻種實際為30（升）/25畝=1.2升。兩者相差1.8升。也就是說，直播的用種量是移栽的兩倍還多。但《齊民要術》中所用的播種量可能是在撒種直播的情況下出現的。在穴種或條種直播和情況下，用種量可能會減少。潘曾沂《豐豫庄本書》中提到了兩個播種量。“每畝下種子一升”，這是區種法情況下的播種量。而一般情況下，“每田一畝，下種三升足矣。”也就是說，在穴種或條種直播的情況下，用種量約為1-3升/畝之間。這個數字和移栽情況下是差不多的。在移栽情況下，由於移栽密度不同，其用種量也是不盡相同的。不過大致也是在1-3升/畝之間。[35]三是潘氏的區田直播法，並非單純地改移栽為直播，而且涉及到整個稻田耕作制度的改革。自宋以後，江南地區已經較普遍地實行了稻麥二熟制，水稻移栽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適應二熟制的需要而出現的。但相應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如小麥產量不高，又影響到水稻按時種植，進而影響水稻產量。潘氏的區田直播“首重春耕，播種極早，秧不移插”，這就要求對整個稻田耕作制度進行改革，具體來說就是要廢除小麥種植，通過提高水稻產量來彌補。但在推廣的過程中也遇到了阻力，很多人對此舉“疑信參半，一則謂春花棄之可惜，一則嫌工本費而用力煩。因此視為難事，不甚踴躍。”為此潘氏曾藉助官方的力量，通過行政干預來加以推廣。

曾吉夫的水稻乾田直播法

民國時期，四川省立教育院曾吉夫教授針對當地連年乾旱，春耕時無水播秧的情況，提出了水稻乾田直播法。這種方法主要包括以下要點：第一，整乾田。把乾田的泥巴挖起來，弄得平平整整的，就打起很深的窩窩。[36]窩窩的稀密，跟上年的栽秧遠近一樣，若是找得到水，就淋點水更好，不淋也要得。第二點谷種。打好的窩窩，如果是完全乾的，就點下幾十顆干谷種，若是淋過水或落過雨的泥巴有點濕的時候，就把谷種先泡過三四天才點下去，這是頂好的法子。第三、蓋草灰。谷種點在窩窩內，就蓋點草灰，若是沒有草灰，就蓋點細沙沙也要得。第四、時期。點的秧子比栽的秧子長得快，就遲一點也不要緊，總在陽曆四月十號到五月一號內都可以點的。若是你們不信點谷種的話，過了這個時期，就有水來亦沒法。第五、淹水。谷種點在窩窩內，慢慢的發芽，長到三四寸高的時候，天若下雨就可以淹一點水。若是再遲一些時候才下雨，亦不怕得，因為點的秧子比栽的秧子經幹得多，就是田干開口了，秧子干黃了，也不要緊，等雨一來他就轉青了，所以只要點下去，橫順就有收的。第六、糧食田內點谷種。你們的田內若是已經點得有麥子、胡豆、豌豆的時候，那就更好點谷種。照上面的法子在糧食的空空頭一窩一窩的點下去，蓋點灰更不怕干。收入糧食時秧子就長起來了，這樣更收得多了。[37]曾吉夫的直播法和明朝的所謂“打撢下子”的旱稻直播法是一樣的，只不過他多了一個淹水的環節，所以稱為“水稻乾田直播法”。曾教授還將這種直播法用於間作套種，在旱糧田中直播稻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綜觀中國歷史上的直播稻技術，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齊民要術》和《王禎農書》為代表的漫撒直播，這種直播法比較簡便，也比較原始，適合於人少地多的情況下使用，但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浪費種子，不利於播種之後的田間管理和中耕除草等作業。一種是以陸世儀和潘曾沂為代表的區種直播（穴播或條播）。它借用了移栽的許多特點，節約了種子，同時為播種之後的田間管理，耘耔等，提供了便利，還有利於作物的通風透光。缺點是播種時稍費工夫。

適應直播，特別是漫撒直播的需要，歷史上還出現了一批直播的品種。前面說到，在圩田、湖田和塗田地區，由於水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正常的播種時節往往因雨水的浸注而中斷，而等到水退之後，按照常規的育秧移栽程序，來種植常規的稻種，又因生育期的限制不能正常的結實。為此，這些新開發的稻田，除了採用直播的方法，以極大限度地爭取有效的生產時間外，選用一些晚種而早熟的品種，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歷史上著名的黃穋稻就是適應水田直播需要而出現的一個晚種早熟品種。它具有晚種而早熟的特點，全生育期只有六十至九十天，同時具有耐水的特性，這使得黃穋稻適合在地下水位較高，甚至於長年淹水的環境下種植。由於具有這樣的一些特性，黃綠稻常常作為一種汛期過後補種品種，並採用直播的方式來種植。[38]與黃穋稻相類似的品種還有許多，這些品種有的因生育期短而稱為“百日稻”，有的因其外觀稱為“烏谷”，有的還因其直播漫種而稱為“撒苗”、“散稻”或“點谷早”，有的因其種植粗放，而稱為“野秈”、“芒草”或“（艹查）谷”。有些地方，如所謂水鄉，即使是在水退之後，水位仍然很深，即使有現成的秧苗，也難以進行移栽，只能採用直播方式，“以稻散佈於田，聽其自熟”[39]。這時候，所選用的稻種還必須是深水稻，或者是耐水性強的品種，如“深水紅”之類。在一些海濱地帶，如廣東東部沿海地區，則還要考慮咸潮的不利影響，選用鹹水稻種。[40]

品種名

內容

出處

播種地區

黃穋稻

宋，陳旉農書、王禎農書

長江中下游廣大稻作區

烏漫兒

布種即茂，不待蒔插而芒黑者，謂之烏漫兒。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土產

湖北德安

騎牛撒

谷宜深水種，謂之騎牛撒。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土產

湖北德安

白芒兒

布種不插而芒白者，謂之白芒兒。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

湖北德安

（艹查）谷，一作（?）?谷[41]

其種法不必浸種分秧，但耕田下子，五六十日可實，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布此，然亦須田，山原不多藝。

清，乾隆七年（1742）），授時通考，卷二十二；光緒八年（1882）孝感縣誌，卷五，土物

湖北德安、孝感、隨州

深水紅

清，隆隆七年（1742），授時通考，卷二十二。

安徽六合、五河、江蘇揚州、儀真、高郵、泰州、通州、上海、青浦、靖江。

一丈紅

徐玄扈云：吾鄉墾荒者，近得秈稻曰：一丈紅。五月種、八月收。能水。水深三、四尺。漫撒水中。能從水底抽芽出水，與常稻同熟，但須厚壅耳。

明，崇禎四年（1631），松江府志，卷六，物產；群芳譜·谷譜·稻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光州志，卷二十七，食貨志

上海松江、河南光州、廣西貴縣

浮禾

苗長徑丈，谷有芒，米粒大如粳……春雨未濡，播種於積潦之區（俗呼埌塘），及長，苗隨波上下，不患淹。

民國三十八年（1949），廣西通志稿（上）。

廣西貴縣

撒子谷

一歲兩熟，若遇水旱，耕種愆期，則處暑前後亦可播種。

民國二十三年（1934）貴縣誌，卷十，物產。

廣西貴縣

烏口稻、六月烏

其稻種每夏初移動一次，即幾年可浸可撒。若一年不移動，便不可用矣。若遇水災或缺秧，秋水退猶可蒔，但少收耳。

明，王藏，稼圃集，引自胡道靜《農史農史論集》，18頁。

江蘇蘇州一帶

黃花稻、鶴腳烏

以上二種，春可陸種，以待時雨。秋前大水，撒種於澤田，不栽而生。農家蓄此種，以備旱潦。

清嘉慶《東台縣誌》卷十九

清代江蘇東台、儀真、高郵、興化等地

散稻

水鄉多以稻散佈於田，聽其自熟，米色紅而味香。

清，康煕，如皋如縣，卷六，食貨

江蘇如皋

野秈

穀雨種，處暑收。不用小秧，徑行撒播，漫無行列，收成較多。

民國，江陰縣續志，卷十一，稻

江蘇江陰

中科稻

立夏種，寒露收。有用谷種撒播，不栽小秧者，收成頗豐，與秈稻同種，收時約晚二十日。

民國，江陰縣續志，卷十一，稻

江蘇江陰

芒草

撒置田中，不須栽插，成熟最早。陂澤卑下之處，每多種之。

清，乾隆十二年（1747），漢陽府志，卷二十八，物產

湖北漢陽

撒苗

又一種漫種者，名撒苗，收最早，間種之以救飢。水淹后亦可晚種，種類數十，土人各因時令之早晚，土脈之宜否，以為播種，不能齊也。

清，嘉慶，常德府志，卷十八。

同治，武陵縣誌，卷十八也有類似記載。

烏谷

秋過已久，撒於水田，能自生，或種之凶歲以御荒。

民國八年（1919），南昌縣誌，卷五十六，物產。

江西南昌

點谷早

點谷早者，徑以禾種攝種田內，不必打秧。

清，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卷上，十二頁

江西撫州

百日稻

計漬種迄收成百餘日，皆於立夏漬種，佈於水田，不必插秧成列，總謂之川珠。其性柔而甘味。

葉夢珠，閱世編。

鹹水稻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

深水晚

夏種秋收，性耐水，能從深浸抽莖出水面，但須厚壅。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光山縣誌，卷十三

穜禾糯

性有黑白兩種，山嶺可種，用點播法，無須移植。

民國二十四年（1935），羅城縣誌，農產。

中國的水稻直播栽培技術及其品種對鄰近的朝鮮等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1928年8月份朝鮮平安南道用於乾田直播的稻種中就有一種名為“牟租（稻）”，相傳是數百年前平安南道的觀察使李某（一名五厘先生）從中國攜帶來的。這是朝鮮最早的乾田稻品種。據李鎬澈等人的考證，五厘先生可能是指梧里李元翼先生，他是1592年倭亂時平安道觀察使。表明至少在17世紀已經開始形成乾田稻這一獨特稻種。[42]來自中國的乾田稻品種還有一種，稱為芮租（稻），相傳是從中國穎澤（？）的芮國[43]傳入，具體年代不詳。可以肯定的是朝鮮的乾田稻受到中國直播稻的影響。只是中國的直播稻可以追溯到比17世紀更早的年代。

直播稻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稻作栽培技術，但它在水稻移栽技術出現之後，並沒有徹底消失，而是頑強地保存下來。在人口稀少，經濟、技術相對落後，以及水旱災害頻繁的地區，它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經過明清時期的推陳出新，直播稻不僅保留了直播的優勢，同時也吸收了移栽技術中的一些優點。使直播稻技術由漫撒直播發展到區種直播。適應直播，特別是漫撒直播的需要，歷史上還出現了一批直播稻品種。直播稻充分尊重稻作植物自身的生長規律，避免了由於移栽所致的生長挫折，同時也減少了勞動力的支出，降低了稻作生產成本。直播稻對於土地的開發利用，糧食產量和人口的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並對鄰近的朝鮮等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直播稻技術的更新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直播技術能夠適應稻作技術的可持續發展。

Direct Seed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Zeng xiongsheng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that as a primitive technique, direct seeding rice did not disappeared as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ransplantation from Han Dynasty (206B.C—200A.C) till today. It was a reasonable choice to adopt direct seeding for peasants in the areas of sparse population, laggard economics and skills, and the areas of water logging and drought. Pit seeding namely dibble seeding and bunch planting that derivate from broadcast direct seed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1364-1911) not only inherited advantage of direct seeding, and also absorbed the good qualities of transplantation. Direct seeding ri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nd utilities, the growth of grain and popul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an influence on neighbor country as Korea..

[1]韓，李鎬澈、朴宰弘，朝鮮後期農書中水稻品種分析，《古今農業》，2003年第1期，32-45頁；金榮鎮，17世紀韓國水稻栽培技術體系。《古今農業》，2003年第2期，48-60頁。

[2]韓，崔德卿。韓國的農書和農業技術——以朝鮮時代的農書和農法為中心，《中國農史》2001年第4期，81-95頁。

[3]宋·王得臣：《麈史》卷三載：“安陸（今湖北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幹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1099）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幹矣。蓋臈日（農曆十二月初八）牛？泥中則然。明年果然”。清程瑤田《九穀考》載：“吾徽播種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而更蒔，及其更蒔也，則皆在水田中。”又民國八年《建德縣誌》卷二載：“他處有不施水之秧田，謂之：畑秧田，其利或出水田之上。”（稻下編，177頁）民國時期，四川省立教育院的曾吉夫教授則總結了一套“水稻旱秧田法”引自王達、吳崇儀、李成斌合編，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稻下編，農業出版社，1993年，（以下簡稱：稻下編）549頁。

[4]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一七載：宋代“果州、合州等處（今重慶直轄市）無平田，農人于山隴起伏間為防，瀦雨水，用植粳糯稻，謂之（田曾）田，俗名雷鳴田，蓋言待雷鳴而後有水也，戎州亦有之”。

[5]民國二十一年（1932）羅平縣誌，卷六，稻下編，904頁。

[6]游修齡在《中國稻作史》中有一節提到直播，指出直播有兩種情況，一是旱稻（陸稻）的直播，二是水稻的水田直播。並認為，旱稻的直播起源早於水田的直播，《齊民要術》中仍然沿用的是直播法。（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148-49頁）

[7]“水稻篇”：“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逐隈曲而田者，……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歲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須栽而薅之）”；“旱稻篇”：“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時，拔而栽之。入七月，不復任栽。”

[8]這種現象在移栽普及的今天仍可看到。今日農民在耘稻時，看到一雜草與稻株盤根錯節時，也會偶爾採用拔而栽之的辦法來清除雜草，然後將稻苗回栽。

[9]一作湖湘之圩，表明今湖南地區在明末清初時也有水稻直播的存在。

[10]曾雄生，象耕鳥耘探論，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1），67—77頁，又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經濟史》，1990年第3期，16—25頁；沒有耕具的動物踩踏農業－－農業起源的新模式，農業考古，1993（3），90—100頁，又《二十世紀中國民俗經典·物質民俗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07-328頁。

[11]據家父告知，一個強勞動力一天只能插一畝。弱者只能插6、7分田。這還不包括拔秧在內。同時也插蒔的疏密有關。在我們當地早稻的行株距為5、6寸。晚稻7、8寸。一季晚稻（遲禾）為8、9寸。

[12]宋，蘇東坡，秧馬歌序：“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

[13]如，《宋會要·食貨》載：“慶元四年（1198）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復相攘奪，故農民多散於末作。”

[14]《宋史·食貨志》：淳熙三年（1176），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荊南、安、復、岳、鄂、漢、沔污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

[15]宋，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止堂集，卷六。

[16]元，王禎，農書·農桑通訣·墾耕篇。

[17]清，程瑤田，九穀考，稻上編，248頁

[18]陸世儀（1611-1672），江蘇太倉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著有《思辨錄輯要》，是書卷十一“修齊類”闡述了作者對於農業生產技術的見解，他主張以直播來取代移栽。

[19]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十一“修齊類”。

[20]潘曾沂，江蘇吳縣人，長期生活在原籍，對農業生活頗有研究。道光八年（1828）他在庄地（豐豫庄）試行區種法，寫成《課農區種法直講》三十二條，詳細講解區制、播種、耕耘、用糞的方法，主張深耕早播，稀種多收。道光十四年（1834），又刻了《豐豫庄誘種糧歌》和《課農區種法圖》。後來作者的侄子把這些文字連同其他文字，合編為《豐豫庄本書》，於光緒三年付刻。《本書》中對豐豫庄的稻作生產技術進行了總結。其所闡述的稻作技術的核心卻是水稻直播。

[21]清，潘曾沂《豐豫庄本書》

[22]宋，翁卷，鄉村四月，西岩集。

[23]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十一，修齊類。

[24]宋，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止堂集，卷六。

[25]民國時期南方地區的旱稻直播法也有鎮壓環節，但用於出苗之後，方法和作用也與《齊民要術》中所載不同，主要用於促長。“二月清明節后，駕牛將地犁松，以長圓石輪，順土滾拖，碾土為細末，再以木耙鈞盡蕪草，始將谷種灑於細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齒耙拖拽，則谷種即掩於細土中二三寸許。月余秧長五六寸時，以牛拖拽長圓石輪，滾於秧苗上，嫩葉被碾后，蹂折腐絨，似覺枯萎，再用木齒耙拽拖梳苗使順。不數日，秧苗旺發，綠葉成叢，仍復舊狀。因石輪滾后，土平貼，根穩固，秧苗遂因之怒長。”（民國二十一年（1932）羅平縣誌，卷六，稻下編，904頁）。

[26]旱稻直播除草：“俟苗長八九寸或尺許時，用竹籠套手臂，拔草或以鋤鏟草。”（民國三十一年（1942）墨江縣誌稿，農業，稻下編，907頁。）“嗣苗高尺許，以小鈞鋤將蕪莠惡草剷除，捶其根旁，如此耘鋤二次或三次后，工作始畢。”（民國二十一年（1932）羅平縣誌，卷六，稻下編，904頁。）

[27]游修齡，中國稻作史，第142頁。

[28]南宋·鄧深，大隱居士詩集，卷上。

[29]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辨土

[30]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十一修齊類。

[31]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1560）。

[32]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八，花木門，月禾。

[33]日本金澤文庫抄北宋本《要術》則將“升”改為“斗”，資料主要來自《齊民要術》等書的《四時纂要》亦說：“每畝下三斗”，有人認為這是指移栽情況下的秧田播種量。

[34]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乃粒，第一卷。

[35]南宋朱熹在《乞給借稻種狀》中提到：“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石作為面積單位，用以計量土地。其具體數量各地不一：有以十畝為一石的，也有以一畝為一石的。如果按一石一畝計算，則大田平均每畝的播種量大致是毎畝3升。又據史料記載，南宋時軍屯稻田“一百二十一頃五十八畝，計用種一千一百一十五碩七斗五升。”（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二一），平均每畝的用種量約為0.95升。

[36]民國時期，四川出現的旱（干）田直播法，除了採用穴播（即挖成一個一個的窩窩播種）外，也採用條播的方式，開成一條一條深二寸的溝，然後下種。並強調溝和窩要尺可能深一些，把種子下后蓋一點灰，並且用腳輕輕踏一下。這是因為粘土，以後把水蓄起時，泥就很稀，穀子就容易倒，所以溝和窩要深，並且稍稍要踏他一下，使他定根較深。（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1937），稻下編，550頁。）這又和《齊民要術》中所記載的旱稻直播法有相似之處。

[37]民國，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1937），稻下編，547-48頁。

[38]曾雄生，中國歷史上的黃穋稻，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292-311頁。

[39]清，嘉慶《海曲拾遺》卷六，物產，稻下編132。

[40]清，包世臣，中衢一勺，稻上編，355頁。

[41]此一品種可能在宋以前即已存在，又稱為赤?。司馬光《類篇》卷二十：“?，庄加切，紅稻也。”

[42]韓，李鎬澈、朴宰弘，朝鮮後期農書中水稻品種分析，《古今農業》，2003年第1期，36頁。

[43]具體地點待查。

載：《中國農史》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