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其中指出，為了克服近年來黨內新滋長的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適應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需要。

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狀況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本屬必要的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一批學術界的大家，如：費孝通、曾昭掄、丁玲、錢端升、儲安平、陳達、潘光旦、劉海粟、吳澤霖、黃現璠、張申府、陳仁炳、彭文應、陶大鏞、沈志遠、徐鑄成、錢偉長、向達、雷海宗、王重民、吳文藻、李景漢、吳景超、王造時、黃葯眠、艾青、陳夢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難二十多年。

整風運動過後，非但沒有達到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目標，而且出現了相反的政治景觀：政治體制中黨政不分和黨委過分集權的現象逐漸發展；民主法制建設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虛無主義開始抬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受到損害，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個人崇拜開始盛行，群眾性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思想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由活躍轉入沉寂。尤其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繼續發展，廬山會議把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引入了黨內，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則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將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在社教運動中又把鬥爭矛頭對準了黨的領導機關，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這些現象的不斷發展和“左”傾錯誤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進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斷。

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準備在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1957年5月1日，該指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1957年5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討論制定了《關於整風運動的計劃》。

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作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講話，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對如何將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如何繼續開展整風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分析和部署。

1957年7月4日，中共廣州市委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有4000多人參加的“反擊右派分子大會”，並通過《對右派分子的聲討書》，表示要堅決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1957年12月，廣州市委召開第十次全委(擴大)會議，連續開了16天，對廣州市的“地方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批判。

1958年8月底，整風運動結束。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但也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鬥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於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為數達55萬人。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

從1959年到1964年，黨先後給大約3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其餘右派分子的帽子，徹底平反。1979年9月，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複查，把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錯誤結論改正過來，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