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源

《中國翻譯家辭典》，該書1988年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飯。具體內容如下：孫源（1912— ）

浙江定海人。原名孫德鑫，筆名王益太等。1931年在上海中法學堂畢業，翌年入上海滬江大學新聞專修科讀書，於1933年肄業。1934年赴香港與友人創立香港世界語學會。1935年開始推廣拉丁化新文學運動，曾主編這方面的書刊，同時加入國際新聞社，其間發表過一些政治時事文章及譯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到桂林，進文化供應社工作，繼后，轉到重慶自由法國駐華代表團，充任新聞參贊助手。抗日戰爭勝利后，到新加坡任《南僑日報》特約記者，不久，因做過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榮獲法蘭西文學院騎士獎狀。解放后，來到北京國際新聞局（外文出版局前身）從事對外宣傳工作，歷任外文出版社法文翻譯室編輯、翻譯、副主任等職務。現已離休。

幾十年來，孫源除譯、校、審定過大量的各類法文稿外，又從法文譯有：《海的沉默》（連載《法國文學》月刊，1945年第1、2、3期），《人質訣別書》（載《法國文學》，1945年第1期），[法]特莉奧蘭《伊凡蒂》，[法]愛弗林納《死亡時期》，《一個愛和平的人》（新群出版社，1946年初版；1950年再版、三版），《海龍王的琵琶》（生活書店，1947年初版；曾再版），《我怎樣成為蘇維埃代表》（中外出版社，1950年），《阿尼絲之死》（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自豪的西班牙》（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法國共產黨十三次代表大會文件》（合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法國工人運動》第1卷（合譯，三聯書店，1957年）等。

原文地址：上海光明中學關於孫源的簡介 作者：法蘭西文學院騎士

這是上海光明中學關於孫源的簡介，轉自上海光明中學網站

1912年5月1日生於上海。1925年入中法學堂讀書，因成績優異，多次跳班后推薦入中法工業學堂。1931年進滬江

江大學新聞專業學習一年。

1932年任達理會計事務所助理會計師，1933年至1941年任香港郵船公司會計師。1942年為參加抗日救國，毅然從香港回大陸，參加由中共領導下，以進步文化人士組辦的黨的外國組織——文化供應社工作。1943年至1948年，在中共黨組的安排下，以“民主同盟”成員的身份，赴重慶法國新聞處（戴高樂領導下的主戰派組織，是中國抗日盟友）工作，任中文部主任。在此期間， 1946年——1947年，兼任新加坡《南僑日報》特派記者。曾利用其特殊身份，為地下黨及進步人士提供住宿，物質幫助和聯絡工作。並成功完成由中共指示把蔣介石打內戰的內部“反共”手冊“勘亂”文件，首先在海外《南僑日報》發表，引起國際上對蔣介石的譴責和國人對國民黨的憤怒。

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權由重慶遷都南京。戴高樂將軍就任總統，法新社改為法國大使館，在使館內工作至1949年初。

1949年初，接黨組通知，過長江參加南下工作團。在江北待命期間，接上級調令，赴北京參加新中國的《中國新聞社》的組建工作，后改名為中國外文局，任正局級高級翻譯，直至離休。

在擔任翻譯工作的幾十年裡，曾翻譯大量黨和政府文件、新聞，其中包括中蘇論戰中的“九評”。文字翻譯著作主要有：《自豪的西班牙》、《安妮絲之死》、《海龍王的琵琶》、《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孫老除精通法語外，義大利語也有良好的基礎，並熟悉英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多國語言。曾獲法國文學院頒發的“法國文學騎士”勳章。曾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民盟北京市委文教委員。

孫老七十歲離休，八十多歲還有譯著。如今九十高齡，還念念不忘“中法”時代的童稚生活。

人生格言：誠實是做人的根本，正直是做人的原則，謙虛是做人的美德，勤奮是作人的樂趣。

寄語母校：光明，光明，大家光明。

類別：作者(信息來源)：管理用戶 發布時間：2002-11-25 9:40:00

永不消亡是老兵永不消亡是老兵

我在譯苑耕耘50年結識的譯家中，許多人生活軌跡都是上海-南寧-桂林-重慶-北京這樣一條線。這類文化人如劉尊棋，金仲華等我能舉出一打以上。孫源（1912-）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提起此人來，年紀大些的香港讀者大致都還有些印象。

孫源畢生從事文化交流工作。1933年到香港后，立即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創辦世界語學會，讀書會，請香港中文大學許地山辦文字改革講座。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回內地，在港整整幹了九年。到重慶后，當時法國已淪陷，他參加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駐華代表團，任新聞參贊助理，後任法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抗戰勝利后又任《南僑日報》特約記者。因為長期從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獲法蘭西文學院騎士獎。據我所知，以翻譯業績獲得對方國家獎的，只有巴金，蕭乾，楊絳等少數幾位傑出譯家。

孫源的譯品很多，有《海的沉默》，《人質訣別書》，《阿尼絲之死》（1958年，人民文學版）。從1982年離休后，他至今仍精神矍鑠，密切關注著國家中興大業的進展。我每從電話中聽到他的慷慨陳詞時，總不由想起西方老人（如麥克阿瑟元帥）常說的一句名言：

Old soldier never dies ,he passes away（老兵永遠不會死亡，只像影像淡出那樣逐漸褪色）。

當年叱吒風雲的五星上將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這句告別詞時，多少觀眾感動得流下淚。老年人就該有這種襟胸。

（原載1993年9月9 日香港《大公報》轉錄在符家欽先生編著的《譯林百家》）

符家欽先生（1919--2002），老報人，作家，翻譯家。

憶孫源兄

作者：徐知免(原名徐幸生，字知勉。1921年生於江蘇如皋。1941~1945年就讀於昆明中法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后從事過新聞、編輯工作，后長期從事法語教學與法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現為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國語言文學教授。1980年後在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指導碩士研究生，兼作《當代外國文學》編輯工作。現任全國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

孫源兄，我是1946年認識的。當時他在舊時南京法國使館新聞處工作。因為有一法國經濟代表團來寧，我作為記者去採訪，這樣就認識了。他滿頭華髮，看上去像個小老頭似的，其實他年齡並不大，當時大約也不過三十四五歲的光景。人身材不高，瘦瘦的，戴著一副角質邊近視眼鏡。他是個好動的人，只見他精神抖擻地轉來轉去，動作敏捷。自那以後，我有時間就去臨湖村他家（這地方在中央路，靠玄武湖很近），或是他的辦公室坐坐。他辦公的地方在傅厚崗。這裡原是徐悲鴻住宅的前樓，整個園子布置得十分精緻，幽深。在我的印象里，園中有高大的白楊樹。棕櫚，植物繁茂，夏日裡庭間充滿了綠意。屋子裡一式漆成白色的落地長玻璃窗，一派清光映人。最讓我看中的是這裡有個小圖書室，收藏了不少新的法文書籍。孫源帶著我邊走邊看，嘴裡還說著：“喏，這兒，莫里雅克，這，紀德，這維爾高爾......”（他曾經譯過最後提到的這位作家的中篇小說《海的沉默》，在重慶《時與潮》雜誌上發表），我還瞥見一些戰時子夜出版社地下發行的潔白封面，只印黑色印刷體書名的小開本書，還有若干“自由法國”（France Libre)的宣傳畫。可惜書籍不能外借，只可借閱那些在阿爾及爾出版的報紙，雜誌。當時我於譯事還很陌生，偶爾讀後有興趣時也譯些東西，請孫源看看：他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指出錯誤或譯得不合適的地方。

我覺得他這個人熱情，誠摯，毫不矜持，真像長兄一樣。我非常感動。社會上流行的那一套胡亂吹噓，捧場的世俗客套，他沒有，他的性情是率直的，沒有什麼虛情假意。他的家鄉是浙江定海，生在上海，1931年上海中法學堂畢業，翌年進滬江大學新聞專修科學習，隨後經人介紹，到香港一家郵船公司任會計。他積極求知，研習世界語，參加新文字運動，因此結識了喬冠華，金仲華等，經常和左翼文化人來往。1941年香港淪陷後轉到桂林，重慶工作。1943年起在法使館新聞處，任翻譯，編輯，直至中文部主任。前幾年，我在老友王淮冰兄處親眼看到一本“國際新聞社”成員通訊錄，其中有他的名字。“國際新聞社”是我國著名記者范長江於1938年在桂林成立的一個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組織，只是，在孫源去世后我收到的外文局寄來的一份訃告中沒有提到這件事。

1949年夏秋之間，組織上調他去北京，在剛剛籌辦起來的國際新聞局，（外文局前身）法文組，組長是詩人戴望舒，他任副組長。對外宣傳需要中譯法的人才，向國外介紹新中國的各個方面。這些文件，資料或文章譯成外文出版，都是不具譯者姓名的（孫源曾對我說：初期，以至50年代中，你校何如教授譯的東西也都只付稿酬，不署名）。就這樣，孫源做了幾十年大量的這種無名的中譯法的工作。談到翻譯，我覺得這應當是中外雙方文化的交流，既要外譯中，也要中譯外。可是歷來似乎一提起翻譯，都是指把外文譯成中文，而繁難的中譯外反倒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幾乎成為一項被冷落的工作：有人甚至認為這應當是外國人的事情。許多大部頭的翻譯理論也只是“半邊天”，然而這個“半邊天”卻幾乎遮蓋了整個蒼穹。其實，從前在學校的課堂上，Version和 theme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是並重的，不允許偏廢的，中譯外，確實是一項繁難的，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為把中文翻譯成外文，既需要確切理解原文，體會作者思想感情又需要用另一種非母語的語言文字恰如其分的表現出來。歷史文化愈悠久的國家，其語言文字就愈豐富，辭彙量大，而詞義精緻，真是浩如煙海，波瀾壯闊，而其表現形式更是多種多樣的，因此，譯者是否能擁有豐富的辭彙和表現形式，並善於從大量的表現形式中挑選出最精妙的那一種，就成為譯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孫源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離休，一直都埋頭在干中譯法這項工作，即使在他“五七年”遭難和被批鬥，被抄家的“文革”期間，其前其後，也從未間斷過。他毫無怨言。

“文革”期間，厄運總是籠罩在他頭上。既然曾經在法國使館新聞處干過，肯定是裡通外國，洋奴的帽子先給他戴上了。然而，據我所知，1949年初，南京解放，絕大多數外國使館還在，中法當時尚未建交，孫源曾為促進中法雙方以及其他方面相互了解做過不少工作，雖然這些工作是細微的，不是高端的，但在當時情況下卻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同志應該受到人們尊敬。誰有資格污衊他，咒罵他，還要抄家。

上世紀80年代后，落實政策，他已離休，搬到北京展覽館那套房子里，居住條件改善多了。我去北京時看望他，他邀我小住，清晨一起在附近的小樹林里散步，做健身操。他已瘦骨嶙峋，人真的蒼老了，眼睛幾乎貼在書上才能看到字。有一回我順便談起我譯克洛代爾《認識東方》碰到的問題，他馬上為我查閱參考書：還有幾個字仍有疑義，他甚至特地去請教了李風白夫人幫助解決。其實他這時身體已經很不好了。

隨後數年，老伴過世，小兒子不幸跌落到一架未裝好的電梯底部，成了殘疾，災難重重啊！我最後一次去看他，他的樣子形同痴獃，幾乎一切都不明白：面對老友，好像想說什麼，卻什麼也說不出。我臨走的時候，為他安排生活的那個小保姆告訴我：有一位姓吳的老先生有時還來看望他。

原載《出版史料》2005年第四期

大老成舊刊資料庫只提供（他們能收集到的在大陸發表過的部分）

父親以筆名高飛在香港發表過文章《法國人的中國老婆》，在《南僑日報》發表文章用過筆名蕭穆（都有複印件為證）。

在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 查到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