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戴高樂

1908年選擇了從事軍職，並進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中學讀書，以準備參加聖西爾軍校的入學考試。

1909年被聖西爾軍校錄取，畢業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團。

初識戰陣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戴高樂在駐紮在東北部的朗熱扎克第五軍作戰。8月15日在迪南受傷，被撤離前線送進醫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戰場。

1915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爾—雷斯依爾呂斯戰役中第二次受傷。傷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團，擔任連長，隨後擔任上校助理。

1916年在都奧蒙的凡爾登戰役中他第三次受傷，大腿部被刺刀刺中，並中毒氣昏迷，被戰友認為以身殉國而留在戰場，並受全軍通令表彰。在被敵軍巡邏部隊發現后，他被送至馬揚斯醫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國的奧斯納布呂克戰俘營。

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後被關在奧斯納布呂克、奈斯和斯庫辛戰俘營，從1916年10月起被囚禁於因格爾斯塔特要塞，1917年7月在羅森伯格監獄，1917年10月在巴索軍事監獄，1918年5月來到塢爾茲伯格監獄，從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馬德伯格監獄。

1918年戰爭結束之後他終於返回家鄉，但后他又重上戰場。這一次，他是作為志願者在波蘭執行軍事任務，從1919年至1921年間幫助年輕的波蘭軍隊與蘇聯紅軍作戰，並大獲全勝。

1922年考入高等軍事學院。

1924年他先後在特雷夫和駐萊茵河馬揚斯的法國軍隊參謀部實習。

軍官生涯

1925年戴高樂在貝當的參謀部擔任最高戰爭委員會副主席。

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營長。

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兒安娜出世。

1929年戴高樂被調往地中海東岸地區，與他的家人在貝魯特度過兩年。

1931年他在巴黎的國防部總秘書處任職。在此期間，在貝當的許可和支持下，他發表了許多文章，並在軍事學院舉行了多次報告會。他的獨立思想逐漸顯示出來，並提出軍隊首領應該具有“行動果敢”和“有個性”的素質。戴高樂認為有必要進行軍隊改革，並對軍隊與政治的關係進行思索。

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中，他強調政治應優先于軍事。在1932年出版的《劍刃》一書中，他強調了培養軍事首領和進行戰時分析的重要性。

1934年寫成《建立職業軍》，在書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結合機動能力和毀滅性火力，既能夠主動出擊、又能夠出奇制勝的裝甲師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應該成立一支職業軍隊，與常規軍配合作戰。然而，這一設想除了得到右派議員保羅·雷諾和菲利普·塞爾的支持外，沒有得到其他人的熱烈反響。但是，在國外，尤其在德國，戴高樂提出的使用裝甲部隊的想法卻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樂經常拜會以主張改革馬奇諾防線防禦戰略的埃米爾·梅耶上校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們二人的觀點都沒有被認可。

1937年戴高樂晉陞為上校，在梅茲任第507坦克團團長。

1939年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時，戴高樂指揮第五集團軍坦克部隊。

1940年1月戴高樂向萊昂·勃魯姆、保羅·雷諾以及甘末林和魏剛等八十多人發出了根據他在波蘭的經驗寫成的備忘錄《機械部隊的誕生》，強調了坦克與飛機配合作戰的重要性。5月10日，德國軍隊使用飛機與裝甲車雙管齊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國防線，驗證了戴高樂提出的理論。隨後，戴高樂奉命指揮第四裝甲師，在蒙科爾內和拉昂大獲全勝，並於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維爾阻斷了德軍進攻。他因此受到部隊嘉獎，被稱為“勇敢果斷的傑出指揮官”。

1940年6月1日戴高樂被拔擢為臨時准將。6月5日當時的議會主席保羅·雷諾將其任命為國防和戰爭部副國務秘書，負責協調與英軍的行動，以繼續作戰。6月9日與丘吉爾會晤，並試圖勸說丘吉爾增派部隊，包括空軍部隊，但遭到拒絕。6月10日離開了已交到敵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奧爾良、布里亞爾和圖爾。6月16日從英國返回到波爾多時，得知議會主席保羅·雷諾已經辭職，由貝當接替。貝當於6月17日要求停戰。於是戴高樂被排擠出政府。

領導抗戰

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爾的同意下在英國廣播電台（BBC）發出抵抗號召。在第二天報紙進行了轉載，並由播音員重新誦讀。這個與政府唱反調的將軍受到貝當政府的降級和停職處理，並於8月份被缺席審判，宣判為死刑。以溫斯頓·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政府，6月28日宣布承認戴高樂為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組織的武裝力量被稱為“自由法國軍隊”。8月7日由著名法學家勒內·卡森起草的協議得到了英國的認可。根據這份協議，自由法國軍隊在英國軍隊中不屬於外籍兵團，擁有自己的國別和獨立性。

1940年10月27日在布拉柴維爾成立了帝國防禦委員會，但強調戰爭結束后，將由法蘭西對其一切行為進行評價。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12月7日日本空軍襲擊美國軍事基地珍珠港。戰爭由此轉變為世界大戰。9月為自由法國設立了一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委員會成為流亡政府的象徵。

1943年6月3日他到達阿爾及爾之後，又將其改名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與吉羅共同主持。吉羅曾忠實於貝當，但其部隊隨後轉向自由法國軍隊。在阿爾及爾，戴高樂分配給聯合指揮部一支部隊。

1944年6月3日戴高樂被推選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

從1942年起自由法國與內地抵抗運動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戴高樂委派讓·穆蘭在法國成立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代表所有不同黨派、工會和抵抗力量，以協調針對佔領國和維希政府的鬥爭，最終解放法國領土。在解放法國的戰爭中，面對盟軍，國民的團結也至關重要。儘管戴高樂作出各種保證，一些盟國仍然拒絕承認戴高樂為法國的合法代表，因為他的權利沒有來自民主選舉。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個月，臨時政府才終於被美國、蘇聯和英國三大強國承認。

解放祖國

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之後，他強烈要求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爾的戰略計劃則是不途經巴黎，而直接向歐洲東部進軍。

1944年6月14日抵達諾曼底，他在這片被解放了的法國領土上第一次發表演說。8月24日，勒克萊爾率領裝甲師解放了法國，戴高樂於8月25日重回巴黎聖-多米尼克街的戰爭部，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過的辦公室。他以此強調維希政權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國從來沒有停止存在過。隨後，他來到市政廳發表了演說，在講話中他強調了法國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樂凱旋地穿過香榭麗舍大道，巴黎民眾向他熱烈歡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國民政府成立。從1944年4月21日起恢復了選舉權的法國人民於1945年4月至5月期間首次參加了市政公民普選投票。1945年10月，即戰爭結束后的六個月，選舉出制憲議會。

1946年1月20日，戴高樂因為軍事貸款問題向國民議會主席費力克斯·古安提出辭職。

辭職下野

1946年6月16日在貝葉發表講話。他陳述了憲法草案，即加強行政權力，權責明確分開，其實這正是第五共和國憲法的雛形。在國民議會通過了憲法提案之後，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納爾的講話中重申了他的主張。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選民贊成的是國民議會法案。從此，戴高樂以反對派的身份出現。

1947年4月17日發起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並很快吸引了許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選舉上一舉成功。法蘭西人民聯盟的目的是反對黨派的專權制度，建議憲法改革，同時反對分裂分子，即共產黨。戴高樂希望這一政治運動不成為一個黨派，而是形成一個聯盟。因此，他建議允許雙重身份，即除了共產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的成員都可以加入到法蘭西人民聯盟當中。但這一招沒有奏效，因為傳統的黨派拒絕持有兩種身份。

東山再起

1958年5月13日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警惕委員會在阿爾及爾號召起來反對國民解放陣線FLN。以薩朗（Salan）為首的救國委員會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樂發出呼籲。暴動規模迅速擴大，並有演變成內戰的可能。19日戴高樂表示“準備接受共和國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國總統勒內·科蒂向這位戴高樂發出了呼籲。6月1日議會的553票中以329票贊成通過授權戴高樂組建新政府。於是戴高樂作為第四共和國的末任總理再度當政。議會通過授權給予戴高樂期限為六個月的特別權利，並准許其進行憲法改革。

1958年9月28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中，新憲法在法國本土以79.2%的壓倒多數被通過，並在法國殖民地（除幾內亞決定立即獨立）也得以通過。12月21日戴高樂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和非洲、馬達加斯加法國屬地的總統，於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職。

1959年宣布阿爾及利亞人民享有自決權。

1961年1月8日在有關公民自決原則的全民投票中他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得到75%的贊成票。在喬治·蓬皮杜與國民解放陣線的代表進行多次非正式會談之後，開始了以阿爾及利亞國務部長路易·若克斯為代表進行的正式談判。1962年3月22日，雙方簽署埃維昂協議。協議在4月8日的法國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爾及利亞公民投票中得到通過。根據協議，阿爾及利亞可以獨立，但兩國仍將保持合作關係。與此同時，共和國總統戴高樂還將履行法國簽署1957年羅馬條約的承諾。為了能使法國於1959年1月1日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由安東那·比內進行了財政改革（新法郎將從這一天開始發行），取消了關稅壁壘，使法國的產品面向歐洲的競爭市場。

國家獨立

1962年8月22日被社會主義阿爾及利亞組織OAS暗殺之後，戴高樂提出採用普選方式直接選舉共和國總統。提議遭到維護傳統議會制和擔心個人權利膨脹的政界人士的強烈反對。議會對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樂根據憲法賦予他的權利將議會解散，並等待1962年10月28日舉行的關於改變總統選舉方式的全民投票結果，以進行新的立法選舉。最後，法國人以62.2%的大多數贊成通過了戴高樂的提議。

1965年法國舉行了首屆總統普選。第一個七年任期結束后，他以54.8%的選票擊敗密特朗，再度當選共和國總統。在一些重大決策上，戴高樂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尋求民眾的支持。對於1962年的憲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維昂協議，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參議院改革，他都採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裁決。他極力主張繼續推行第四共和國時期開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岡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戴高樂拒絕美國人的監護，逐漸將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撤出。1966年法國正式宣布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仍然是大西洋聯盟的成員國。此外，戴高樂還尋求建立一個歐洲人的歐洲，並很早就開始同聯邦德國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貝的私人寓所里接見了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1963年1月22日簽署的愛麗舍條約標誌著獨立於歐洲體制的法德軸心的建立。他曾於1963年和1967年兩度拒絕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因為他認為英國是美國放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

1962年為鞏固歐洲經濟共同體，他採取了共同農業政策，但同時在不違背羅馬條約的基礎上拒絕超國家權力。為此，他從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間執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對擴大歐洲委員會職權的反對。推行“自由獨立的政策”，即指擺脫冷戰時期形成的兩極對立，同時加強法國在全世界的地位，尋求1960年以來宣布獨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馬達加斯加地區國家，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支持。

1964年戴高樂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還到拉丁美洲國家進行訪問。

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邊發表講話時，抨擊了美國在越南的政策。

1967年7月發出“自由的魁北克萬歲”的口號，強調了維護法國在北美的歷史角色，同時表達對帝國主義的反對。而且，戴高樂還注重同蘇聯及其衛星國發展友好關係，以建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的大歐洲”體系。1966年，他前往蘇聯訪問，開始了他的“緩和緊張局勢，進而達成諒解，最後進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繼此之後，他於1967年到波蘭訪問，1968年在羅馬尼亞進行訪問。

共和危機

1968年5月24日戴高樂對外宣布，國家應該恢復正常秩序，以維護共和國的尊嚴。街上遊行示威的人群無非是烏合之眾，有極權政治的苗頭。5月27日政府、工會和資方代表三方簽署格勒納勒協議，制定出的是一系列傳統措施。5月29日突然神秘失蹤，乘直升飛機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導致各方揣測。戴高樂第二天回到巴黎之後，在廣播講話中語調堅定自信。發表講話的當天，即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遊行支持戴高樂。戴高樂解散國民議會。各政黨忙於立法選舉，工人逐漸開始復工。然而這次立法選舉的勝利卻沒有鞏固戴高樂的政權。新成立的國民議會的右翼勢力更加強大，但面對勢在必行的改革卻裹足不前。儘管許多人的反對，戴高樂仍決定就有關區域改革和參議院體制改革進行全民公決。

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議以52.4%的反對票被否決。戴高樂忠實自己的承諾，也尊重法國人民的意願，宣布辭職。午夜時分，他發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國總統的職務，此決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戰爭回憶錄》於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去世時，《希望回憶錄》只完成了兩卷。

1952年曾立下遺囑，表示拒絕國葬。在科隆貝雙教堂，他的遺體在家人、自由法國的幾位戰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運往小教堂。戴高樂被安葬在他的女兒安娜的墓地旁邊，墓碑上只刻有“夏爾·戴高樂1890-1970”字樣。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聖母院舉辦了官方弔唁儀式，在場的有政府首腦和許多國外知名人士，中國駐法大使黃鎮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了弔唁活動。

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這就要求法國必須保持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可是，要想擁有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對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后，戴高樂大吃一驚。他發現法國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每年出生人口83萬，而到20年代後期，年出生人口僅為62萬。一個世紀前，法國人口占歐洲總人口的1/6，而此時則僅占歐洲總人口的1/16。於是，戴高樂得出結論：在軍隊數量上，法國無法取得對德國的優勢。數量上的劣勢必須以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上的優勢來彌補。於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快速的、能突擊的、數量少卻質量精的軍隊。

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腳，他到處進行考察與求證。他曾專門跑到總部調查法軍建設的有關情況。通過調查，戴高樂發現法軍中的保守思想遠遠比他想象的嚴重。法軍最高統帥部根本不願意吸取任何關於廣泛和獨立使用坦克的建議。戴高樂因此吃過幾次閉門羹。法軍還在執行1921年由貝當元帥主持制定的《作戰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步兵是主要突擊力量，在發起進攻前，由炮兵先進行射擊，爾後坦克和飛機給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國貝格熱—萊夫羅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專著《建立職業軍》。這部書篇幅不長，僅有200頁，定價也僅15法郎，卻從六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建立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重要性。他在書中分析認為：英國和美國由於海洋阻隔，敵人難以進攻；德國的權力中心和工業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舉摧毀；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為屏障；義大利有阿爾卑斯山的保護。而法國四周邊境幾乎一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護，尤其是首都巴黎，對任何來犯之敵都極難防守。一旦打起現代戰爭，法國要想禦敵於國門之外，單純依靠修築堅固的防線肯定無濟於事。唯有由專業軍人組成機械化部隊，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實施機動作戰，積極防禦，才能有效迎擊來犯之敵，確保法國的安全。為此，他主張建立一支由10萬職業軍人組成的機械化部隊——6個機動裝甲師。“這支由精兵和專業人員組成的部隊，具有極大的機動能力、毀滅性火力以及以突襲方式投入任何戰線的能力。”他認為這支部隊將是保衛法國的一把“利劍”。可是，儘管社會上有人評價這部書可以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媲美，但它卻仍然乏人喝彩，法軍高層還是無動於衷，繼續以他們原有的理念建設軍隊。滿腦子保守思想的當權者們認為，他們不惜巨資修築的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根本不用擔心德軍的機械化部隊進攻。

● 自由法國運動

1940年6月22日以貝當組為首的法國新內閣向德國投降。戴高樂於6月17日帶著全家飛往倫敦，走上了新的抵抗道路。維希政府指責他叛國，並由軍事法庭缺席判處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通過廣播電台發表演說，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戰鬥。隨後，發起“自由法國”（后改為“戰鬥法國”）運動，著手組建“自由法國”武裝力量。6月28日英國正式承認臨時的法蘭西全國委員會，承認戴高樂為“一切自由法國人的領袖”。於是，戴高樂就以“自由法國領袖”的身份和英國首相及其外交部進行“必要的談判”。他們以他6月26日交給丘吉爾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勛爵的一份備忘錄為起點，通過艱苦的努力，終於達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協議。

1941年9月戴高樂為自由法國設立了一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委員會成為流亡政府的象徵。1943年6月3日他到達阿爾及爾之後，又將其改名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與吉羅將軍共同主持。吉羅將軍曾忠實於貝當元帥，但其部隊隨後轉向自由法國軍隊。

● 戴高樂主義

從1940年誕生的戴高樂主義，是在法國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領地陷於敵手，法國的獨立和主權已無從談起，更談不上強國或大國地位的情況下起步的。戴高樂不畏強暴，不懼人微權輕，他寄人籬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權也遲遲不被盟國承認，大國決策他無緣置喙，戰爭結束時只爭到一個“准大國”的地位，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實現他的目標，沒有忘記為法國創建豐功偉績，為此他同羅斯福較勁，同丘吉爾強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局勢已進入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峙階段。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試圖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樂要實現在戴高樂主義中確立的高尚目標，除去要努力將法國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級大國控制下的國際舞台上，爭當一個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國，還是朋友，任何試圖阻擋法國實現這個目標的言行，都屬針鋒相對回擊之列。戴高樂為此進行的一切鬥爭，構成了戴高樂主義的主要內容和誕生、成長、發展的過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戴高樂主義，也就是戴高樂為法國制定的對外政策思想和實踐。

在20世紀60年代，戴高樂主義引導法蘭西人民承認民族解放運動的合理性，聯合歐洲國家反對美蘇爭霸，反對美國控制，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使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是進步的，是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但是，戴高樂主義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蘭西民族主義的排外性和擴張性。

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是國家獨立，並維持多的控制，儘可能為許多法國的殖民地，作為一些實際的後果，一定程度的國際組織的反對如北約或歐共體。的基本原理是，法國不應該依靠任何外國，其生存期（創建的法國核威懾），法國拒絕屈從於任何外來勢力，無論是美國或蘇聯。還可以舉出外國觀察家戲稱為政策的宏偉，那就是堅持認為法國是一個大國在世界舞台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建立支持這個要求。在這方面，戴高樂主義的顯著影響，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法國的外交政策，即使在戴高樂主義者在名義上不再掌權。

戴高樂外交政策具有擴張性，或者說戴高樂對外政策主張中最易被人懷疑有擴張企圖的，是他的歐洲觀。戴高樂主義在反對美國控制西歐，反對美國霸權的同時，明顯地露出了要使法國取代美國在歐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國，接著是充當“六國歐洲”43的領導，然後是整個西歐，再擴大到整個歐洲的野心。戴高樂一直認為，法國應該是歐洲的“中心和首領”，“法國不居領導地位，歐洲就無法形成”，“法蘭西民族已經習慣於做歐洲的巨人”，這種赤裸裸的語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後通牒式的行動，不能不使他的歐洲盟國心存戒備。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樂與歐洲建設》這本書里，專門用了一個章節轉述了西方輿論下的“法國的霸權野心”。戴高樂被描繪成“歐洲或共同市場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歐洲皇帝”、“拿破崙第一”、“家長”，等等。在一些人的筆下，戴高樂的歐洲觀成了“歐洲就是我”，戴高樂成了“歐洲的總統”，人們指責他有建立法蘭西第三帝國的夢想。

戴高樂執掌政權后，立即將這些他一貫重視的想法運用到經濟當中。但是，根據不同的形式，他也不得不對他的政策進行調整，補充新的內容。在戰爭期間和解放的初期階段，戴高樂採取了國家指導的政策，即只有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才能保證被戰爭摧殘的國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會黨抵抗運動成員就在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的章程中制定了解放后必須實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對銀行、保險公司和一些工業集團（尤其是雷諾等曾經和佔領國合作過的企業，以及法國電力公司EDF等大型企業）實行國有化；制定多年經濟計劃（1946年1月3日），確立未來幾年的經濟目標。

1947到1952年以反對黨派的身份出現之後立即開始批評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他認為重建的階段已經過去，對繼續將雷諾企業國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他指責第四共和國實行保護主義，限制外幣自由兌換，提倡實行更多的經濟自由化。

第四共和國結束時，法國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通貨膨脹嚴重，預算開支失衡，而且法國政府每月都須向美國求助，以償還它的外幣債務。經過六個月的準備，到1958年底，他採納了雅克·呂埃夫（Jacques Rueff）和他的工作小組的見解，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代表各黨派的政府的通過。財政部長安東那·比內（Antoine Pinay）剛開始並不十分贊成這些改革，但後來也堅定不移地實施起來。戴高樂全權承擔這些改革的政治責任。與此同時，戴高樂還進行了深刻的結構改革。這些改革內容涉及面廣，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農業改革（剛開始幾乎人人反對，但後來證明完全是正確的）、建立核工業和航天工業、發展科研（成立國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國家科研成果推廣委員會ANVAR）、鼓勵城市規劃（土地法，開發新城市）、制定1966年職業培訓法等等。

1937年，戴高樂夫婦在科龍貝買下一處屋產，因為那裡氣候宜人，對他們的女兒安娜的健康有好處。那年安娜已經10歲了，許多人建議他們把安娜送到一個專門療養院去，可是戴高樂總說：“安娜並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間來的，我們要想盡辦法使她過得幸福一些。“戴高樂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職，外表看上去十分威嚴，似乎令人難以接近，但對這個女兒卻十分慈祥。他對安娜的每一個要求盡量滿足，從不拒絕。

隨著小安娜的逐漸長大，每天飯後，戴高樂總領著女兒的手圍著花園散步，還不時地為她講故事、唱歌兒和表演啞劇。小安娜雖然不能說話，但在高興的時候，也會像別的小孩子一樣，歡快地笑出聲來，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發笑的人。當安娜玩得疲倦時，她便伏在爸爸的懷裡睡著了。戴高樂陪伴女兒的時候，從來沒有急躁和厭煩過，即使在二戰流亡期間，也把安娜帶在自己身邊。他總是以神聖的父愛，撫平小安娜心靈的創傷。戴高樂一生節儉，卻為安娜設立了專用的委託金，並以自己撰寫回憶錄的版權費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將歡度20周歲生日的時候，不幸被肝炎奪去了生命。安葬儀式結束后，戴高樂夫婦含著熱淚，站在女兒的墓前久久不願離，好像還有許多話要和孩子傾訴。天已經黑了，戴高樂才對妻子說：“走吧，現在她已經和別人一樣了。”安娜去世后，戴高樂總統在痛苦中決定：將安娜生前住過的房子改建為“安娜·戴高樂基金會”辦公處，決定繼續幫助和女兒一樣唐氏綜合症的孩子。

“將軍閣下，你覺得你一個人能代表法國嗎？”當時任准將的戴高樂逃亡至英國，向丘吉爾請求利用英國廣播電台向法國發表一份抗戰號召書時，作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半開玩笑地質疑道。戴高樂的臉上出現了不快，思考了很久后，從容地說：“當然能！沒有一個政府有權合法地出賣它的國家和人民。現在，法國遭德國入侵，政府成員中只有我堅持抵抗。一旦現任政府宣布投降時，我就將代表法國人民執掌戰時政權。”就這樣，這次對話使兩個國家的偉人開始了二戰中的正式合作，也開始了因國家利益而產生的分歧與爭吵。

二戰中，戴高樂的不妥協態度和獨立姿態讓丘吉爾感到厭煩。英國檔案顯示，1940年9月，他曾經考慮過能不能打發戴高樂去跟義大利人打仗。同樣，戴高樂也經常指責丘吉爾，認為他過於卑躬屈膝地依附羅斯福。兩人也常常互相嘲弄對方的語言水平。戴高樂的英語說得非常差，他剛到英國的時候，開始努力用英語來表達一個完整的句子，但他的發音實在是糟糕。丘吉爾總是嘲笑他的英語，而戴高樂反過來也奚落丘吉爾的法語。最後兩人還得通過翻譯來用母語來交談。二戰剛結束后，兩人的命運大相徑庭。曾孤身一人逃往英國的戴高樂成了法蘭西三軍最高統帥，而丘吉爾卻在本國大選中敗下陣來。當時，正在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被迫中斷會議回國。他感到無比羞辱，滿腦子都是著名作家普盧塔克的名言：“對偉大人物的忘恩負義，是一切強大民族的特點。”短短几個月後，戴高樂卻得到法蘭西人民的頂禮膜拜，以100%贊同票當選臨時政府總理。丘吉爾立即給戴高樂寫了封祝賀信，寫道：“普盧塔克錯了！”

看完丘吉爾的賀信，戴高樂笑著搖了搖頭。這個和自己並肩戰鬥五年的老朋友啊！儘管在流亡英國的日子裡，為了維護法國的尊嚴和利益，他在丘吉爾面前始終保持了高傲而倔強的態度，甚至多次與之激烈地爭吵。但在他孤獨的內心裡，丘吉爾仍是這個世界上他惟一可以稱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敵人、對手或下屬。

戴高樂一直有個願望，就是要親自踏上中國的土地。如果不是命運使然的話，他毫無疑問會親自去發現這個偉大的國家。戴高樂對中國充滿濃厚興趣，多次表達過訪問中國的願望，喜歡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愛和去過中國的人交流，還多次拜訪旅法的漢學家。

戴高樂原本計劃於1970年底訪華，並計劃將“與毛澤東的會見”作為自己回憶錄的最後一章，還準備附上他與毛澤東會見時的照片。然而，因心臟病猝然離世使戴高樂最終沒能實現這個願望。北京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前和外交部三處降半旗致哀，這是中國首次給予一位外國元首如此禮遇。毛澤東在給戴高樂的夫人的唁電中說，戴高樂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

戴高樂的兒子菲利普·戴高樂在書中這樣記錄父親的中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一天晚上，用畢晚餐，我父母全神貫注地觀看一本相冊，裡面有一幅長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邊。”

外交爭議

1958年戴高樂重新執政，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戴高樂在執政期間推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恢復法國大國地位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奉行不依附於美國的獨立外交政策，被稱為"戴高樂主義"。主張建立以法國為中心，提出"歐洲人的歐洲"的口號；戴高樂的獨立外交政策是對美國霸權的巨大挑戰。戴高樂主義隨著時間和形勢的發展而有所不同，不過其核心非常鮮明，就是獨立自主。先是蓬皮杜繼承了戴高樂的政治衣缽，后是希拉克提出“新戴高樂主義”構想，核心仍是獨立處理內外事務，捍衛本國利益和擴大法國的國際影響力。但是2008年8月，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明確提出向美靠攏，重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這意味著法國換軌拋離戴高樂主義，法國一直以來“獨樹一幟”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理念迎來重大轉變。故而法國是否繼續需要戴高樂主義成為爭議。

維護殖民主義

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中，由於長期的戰爭消耗，法國經濟嚴重惡化，政局出現動蕩。1959年6月戴高樂再次執政后，法軍增調80萬兵力，採取"固守要點、全面封鎖"方針，據守主要城鎮、石油產區和邊境"莫里斯防線"（長3000公里、寬約1公里，由電網、堡壘、報警器、觀察哨和地雷場組成），並在解放區周圍建立控制地帶，將所有居民趕入"遷居營"。法軍根據新的戰爭計劃，由西向東從摩洛哥邊境向突尼西亞邊境掃蕩，逐次對解放區實施突擊，企圖消滅民族解放軍主力並破壞其政權機構。

阿爾及利亞人民不畏強暴，堅持戰鬥，多次突破"莫里斯防線"，打破敵人封鎖。越來越多的群眾投身於民族解放鬥爭，利用罷工、示威遊行、拒絕合作等非武裝鬥爭形式，同殖民當局堅決鬥爭。1958年9月19日，民族解放陣線在開羅成立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正義鬥爭，得到各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經過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長期英勇鬥爭，法國政府於1962年3月18日同阿臨時政府在法國的埃維昂簽訂停火協議，戰爭至此結束。7月3日，阿爾及利亞正式宣布獨立。從戴高樂的舉措來看，雖然旨在維護法國的大國地位，但仍然含有維護殖民主義、壓制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弊端。

家庭成員

父親：亨利·戴高樂，文學和歷史教師。

母親：讓娜·瑪約，出身於法國北部工業資產階級家庭。

妻子：伊馮娜·旺德魯，1921年4月6日與戴高樂結婚。

兒子：菲利普，1922年12月28日出生。

大女兒：伊麗莎白，1924年出生。

小女兒：安娜。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不僅是法蘭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稱讚的父親。在關係國家存亡的歷史關頭，他站到鬥爭最前列，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法國的解放做出重要貢獻。

戴高樂被譽為法國的“現代救星”，於1970年去世。在法國處於納粹德國佔領期間，戴高樂在英國領導法國的抵抗運動，後來還結束了阿爾及利亞戰爭。在20世紀60年代，戴高樂力主法國發展核武器，對美國的霸權提出挑戰，並投票反對英國進入歐盟，這一系列舉措重新使法國恢復了大國地位，捍衛了法國在全世界的榮譽。他在戰後一直維護著法國的尊嚴，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不愧為自由法國的旗手。

《敵人陣營的傾軋》，巴黎貝爾熱-萊夫羅爾出版社。1924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戴高樂上尉通過五項政治和軍事心理分析，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戰場進行了描述。

《劍刃》，貝爾熱-萊夫羅爾出版社。1932年戴高樂在書中就有關戰爭行為，軍隊領袖的作用（個性與威望）和指揮許可權進行了心理分析。

《建立職業軍》，巴黎貝爾熱-萊夫羅爾出版社。1934年他在書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結合機動能力和毀滅性火力，既能夠進攻也能夠防禦的裝甲師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有必要建立一支職業軍隊，與常規軍配合作戰。

《法國和它的軍隊》，巴黎普隆出版社，1938年戴高樂在這部書中提出法國的歷史也是一部軍隊的歷史。

《三項研究》，貝爾熱-萊夫羅爾出版社，1945年1925年至1940年的文章彙編。

《戰爭備忘錄》，普隆出版社，1954-1959年。《戰爭備忘錄》共分三卷，分別針對第二世界大戰的三個階段。

《演講和咨文》，普隆出版社，1970年。彙集了戴高樂從1940年6月18日到1969年4月28日的演講內容，共分為五卷。

《書信，摘要和筆記》，普隆出版社，1980-1988年。《書信，摘要和筆記》按照年代編輯了戴高樂的家信和官方信件、私人電報和公務電報，是由他的兒子菲利普·戴高樂進行選編的。

《希望回憶錄》，普隆出版社出版，1970-1971年。《希望回憶錄》是戴高樂退出政壇之後寫成的，共分兩卷（戴高樂沒有來得及完成第三卷）。

夏爾·戴高樂國際機場也被稱為華西機場（Roissy），坐落於巴黎，位於巴黎東北25公里處的華西（Roissy）。它是以戴高樂的名字命名的。2004年，夏爾·戴高樂機場以51260363人的旅客流量位列歐洲第二大機場，2004年的機場同樣以1876900噸位列歐洲第一。

戴高樂號航空母艦（Charles de Gaulle R91）是一艘隸屬於法國海軍（Marine Nationale）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也是法國海軍的旗艦。正式成軍於2001年5月18日，戴高樂號是法國史上擁有的第十艘航空母艦。其命名源自著名的軍事將領與政治家戴高樂。戴高樂號不只是法國第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它是有史以來第一也是唯一一艘不屬於美國海軍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猝然去世，11月12日，四萬多人從全國各地湧向科隆貝和這位民族英雄做最後的告別。次日，巴黎市議會決定把凱旋門前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以紀念這位法國當代史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