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農武裝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農武裝。史載紅二十軍有三支:閩西紅二十軍、贛西南紅二十軍和冀南紅二十軍。
1930年5月,閩西第十二軍進軍東江后,閩西蘇維埃政府將當地部分武裝合編為紅軍第二十軍。。下轄第一、第二、第三縱隊。共1200餘人。11月,同閩西第二十一軍合編為紅軍新二十軍。
1930年7月上旬,贛西南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贛西南地方武裝紅四、紅十一、紅二十、紅三十縱隊和部分赤衛隊改編為紅一、紅二、紅三、紅四縱隊(后改稱團),組建成紅二十軍。
全軍共2500餘人。
曾炳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治委員兼軍委書記,謝漢昌任政治部主任,劉澤民任參謀長。
1930年8月5日,由劉鐵超任軍長,曾炳春改任政治委員。
10月,參加吉安戰鬥。隨即,紅一方面軍在吉安進行了整編,紅二十軍歸建紅一方面軍一軍團,軍長、政委、政治部主任未作調整,參謀長改由鍾效蔚擔任。下轄第172團(一團,團長蕭大鵬,政委劉黎)、第173團(二團,團長劉承祿,政委陳松宜)、第174團(三團,團長李學俊,政委劉敵)、第175團(四團,1931年1月組建,團長朱子云,政委劉秋子、后廖子清)。
1931年春,配合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7月,在紅七軍的護送下進入中央蘇區,抵達于都縣平頭寨。取消了紅二十軍番號,部隊分別編入紅七軍、紅四軍、紅十二軍和湘贛獨立師。
1930年夏,直南(河北南部)農民暴動武裝組成紅軍第二十軍。約2000人。不久,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進攻下失敗。
閩西蘇區重視蘇維埃社會各項建設事業,創造出許多對於中央蘇區建設至關重要的成就,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中,交通事業方面,從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通往中央蘇區的紅色地下交通線是在閩西工農通訊社基礎上建立,並主要經由閩西蘇區而後到達紅都瑞金的;在郵政事業方面,蘇區赤色郵政起始於閩西;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紅軍在閩西創辦了第一所夜校——新泉婦女夜校,中央蘇區正規的紅軍學校來源於閩西紅軍學校;閩西蘇區印刷業發達,其中,創辦了中央蘇區最早一家出版發行機構——閩西列寧書局,《青年實話》、《蘇區工人》等刊物也是在長汀印刷或創辦的;在衛生事業方面,當時中央蘇區的衛生人員主要是閩西蘇區培養的,蘇維埃國家醫院是傅連日章將福音醫院從長汀遷到瑞金后改建的;等等。
10萬閩西兒女參加紅軍,在發展壯大紅四軍的同時,先後創建了5個軍;在崢嶸歲月里,有5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共和國眾多將帥都在閩西戰鬥生活過;從戰火中走出來的閩西兒女,有4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71位成為開國將軍。閩西是紅軍故鄉、將帥搖籃。
當年,閩西人民為了保衛翻身解放的革命果實,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和發展紅色區域而踴躍參軍參戰。在擴紅運動中,到處出現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爭當紅軍或父子同當紅軍的動人情景。上杭才溪鄉15-55歲的青壯年男子,有80%%以上參加紅軍。
在整個蘇區時期,閩西有10萬兒女參加紅軍,在發展壯大紅四軍的同時,先後創建了紅九軍(后改為紅十二?軍)、紅二十軍、紅二十一軍、新十二軍、紅十九軍等五個軍。
閩西是全國較早、福建最早創建紅軍的地方。早在1928年7月初,永定農民武裝暴動后,張鼎丞、鄧子恢等就從參加暴動的隊伍中挑選出200餘人組成紅軍營。隨後,中共閩西臨時特委又將各縣的暴動武裝編成閩西紅軍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三個團。
1930年5月,閩西各縣赤衛隊、游擊隊組成閩西紅二十軍,全軍轄5個縱隊和2個游擊武裝。
1930年6月,根據紅一軍團前委決定,將原閩西地方武裝改編的紅四軍第四縱隊、紅十二軍第一縱隊和部分地方武裝合編為閩西紅二十一軍,胡少海任軍長。
事迹一
1930年11月,閩西總行委、紅二十一軍軍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把二十軍、二十一軍合編為新十二軍,賀沈洋任代軍長。全軍轄3個團10個營。1931年9月,紅一軍團第十二軍與閩西新十二軍在汀州會合,閩西的新十二軍補充到紅一軍團第十二軍。
事迹二
1932年2月,中共閩粵贛省委在汀州成立福建軍區,羅炳輝任司令員。1932年底分別成立閩西紅軍獨立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1933年3月6日,這三個師彙編成紅十九軍,葉劍英任軍長。這是後來紅軍長征湘江戰役中英勇殿後的紅三十四師的前身。
在抗日戰爭時期,閩西南紅軍游擊隊2600餘人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佔了新四軍9000人數的近1/3。1938年3月,二支隊由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和副司令員譚震林率領,在龍岩集結出發,開赴蘇皖前線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閩西人民革命武裝又先後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總隊閩西支隊、閩粵贛邊縱隊第一支隊。閩西對人民軍隊的創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因而成為紅軍名副其實的故鄉。
紅二十軍從7月組建到11月底近半年時間裡,在主擔“八打吉安”和協同“九打吉安”的戰爭硝煙中,同仇敵愾,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馬之功,成為中央主力紅軍中的一支勁旅。
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省會剿”,紅四軍的前委決定採用“離開閩西,保衛閩西”的策略。這就是:紅四軍主力離開閩西進軍贛南,調動敵軍離開閩西。敵軍走了,閩西蘇區自然得到保衛和鞏固。1930年1月上旬,朱德率紅四軍一、三、四縱隊,毛澤東率紅四軍二縱隊,先後離開上杭古田,向贛南進發。
自1929年5月離開贛南以後,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以及廣大紅軍官兵,都十分惦念這個地區的革命鬥爭。他們十分擔心因缺少紅軍主力幫助,贛西南地區革命鬥爭可能會受到影響。可是,當他們翻越武夷山來到贛江邊后,都驚喜地看到:與“春花吐艷”的閩西一樣,半年多來,贛西南地區的革命鬥爭形勢,也十分喜人。
1個月後,毛澤東又填賦《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漫到皆白,雪裡行軍情更迫。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
毛澤東的這些辭句,形象而又真實地描繪了當時贛西南地區的革命形勢。
“風展紅旗如畫”
贛西南地區“風展紅旗如畫”的形勢,是贛西南黨組織領導工農群眾浴血奮鬥的結果。
1929年5月,剛剛建立革命政權的贛南紅色區域就面臨著十分嚴重的考驗。蔣桂戰爭剛一結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就從前線急調4個旅的兵力,分別從贛州、泰和、臨川向於都、興國、寧色都紅色區域進攻,於五六月間,先後佔領了寧都、興國、于都縣城。剛剛建立的3縣革命委員會只得轉入鄉間領導群眾繼續鬥爭。6月底,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四團又先後在賴村、興國等地作戰失利,被迫轉移到吉水、永豐、樂安邊境游擊。為了保衛於都、興國、寧都3縣新生的革命政權,中共贛南特委及時地成立了“興橋寧行動委員會”,由特委軍事部長陳奇涵任書記,一調動指揮地方紅軍、游擊隊抗敵。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戰鬥,不僅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保衛了興橋寧紅色根據地,而且及大地鼓舞了贛南人民的鬥爭勇氣,使紅色區域不斷擴大。
與此同時,贛西地區的革命鬥爭也猛烈地向前發展。1929年10月成立了贛西各縣紅色區域的統一領導機構——贛西革命委員會。11月,又召開了贛西工農兵臨時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使贛西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1929年11月,中共江西省和中共贛西特委成功地策動了羅炳輝率領的吉安“五縣聯防”靖衛大隊400多人起義,加入紅軍,要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反動氣焰。
羅炳輝,雲南彝良人,家庭出身貧苦,18歲時當兵,北伐時在朱德部下曾屢立戰功,升為營長。后因同情革命,被責為有“通共”之嫌,所部改遺遣散,他自己被逐出軍。1929年春,受吉安紳商和金漢鼎所請,他赴吉安就任靖衛大隊長之職。其駐地值夏圩離東固革命根據地很近。他通過各種途徑,對共產黨的主張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更加同情勞苦群眾,常常做出一些保擴老百姓和所謂“赤色嫌疑分子”的事情,令當地土豪劣紳不滿。
根據羅炳輝的表現,中共江西省委派出共產黨員趙醒吾與他逐步建立聯繫,后又秘密吸收他入黨。經過周密工作,羅炳輝終於在贛西黨組織遭受大破壞、贛西革命鬥爭處於危急之時的關鍵時候率部起義。
羅炳輝起義后,中共贛西特委接著提出“攻取吉安”的鬥爭口號,人民群眾的鬥爭熱情不斷高漲,1930年1月18日,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界特委和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軍委在遂川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贛西和湘贛邊界特委合組為贛西特委,並決定將贛西和湘贛邊界活動的江西紅軍第二、三、四、五團和各縣赤衛隊集中改編,成立紅軍第六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軍委書記兼政委。全軍有2000餘人槍。這是繼紅四軍之後,在贛西地方武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又一支主力紅軍,對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贛西、贛南特委的正確領導下,到1930年1月,贛西南地區已有17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
“風卷紅旗過大關”
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贛西和湘贛邊界特委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
會議正確地確定了贛西南黨組織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擴大蘇維埃區域,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武裝”。從而統一了贛西南黨內的思想認識。
因河水陡漲而阻隔,贛南特委領導人未能參加“二七”會議。毛澤東在會後即率前委代表團成員和贛西南特委全體常委,於2月15日在興國召開了有贛南各縣區黨的負責人參加的贛南工作會議。會議除同意和接受“二七”聯席會議的全部決議外,還討論贛南黨組織的工作。
根據“二七”會議的決定,1930年3月22日,在吉安的富田召開了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成立了以劉士奇為書記的中共贛西南特委。大會還決定將“二七”會議后產生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擴大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由曾山任蘇維埃政府主席。並在贛西贛南各設一赤衛軍總指揮部,分別由曾炳春、蕭大鵬任總指揮。
鑒於贛西南地域廣大,在中共贛西南特委之下,先後設立了中共東河、西河、東路、西路、北路和中路等六路行委組織,分別領導贛南、贛東、贛西、贛北和特委直屬各縣區的鬥爭;在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之下建立了北路、西路、東路、以及贛南東河、西河五路辦事處,作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的派出機關,就近指導當地的革命鬥爭。
贛西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四軍抵達贛西,使吉安反動當局和當地土豪劣紳惶惶不可終日,“告急”、“求援”的電報雪片般地飛向南京。蔣介石急調嫡系唐雲山、鄧英兩個獨立旅馳援江西。並責令魯滌平手下的朱耀華、戴岳兩旅速往贛西南集中,儘快和駐吉安城的成光耀旅結合起來,一舉撲滅贛西南的革命烈火。
正擺開架式準備圍攻吉安城的紅四軍獲悉敵人進犯的消息,立即改變計劃,迅速收縮兵力,將備打擊來犯之敵。2月23日,紅四軍和紅六軍,抓住敵人孤軍冒進的弱點,首戰告捷,僅半小時工夫,就殲敵唐雲山部兩個營並佔領敵陣地,繳獲大批經武器彈藥。殘敵被迫向吉安方向潰逃。紅軍緊追不捨,在萬餘武裝群眾配合下出擊離吉安40里的施家邊,全殲敵人。此二役,紅軍共殲敵1600多人,繳槍2000餘支,機槍18挺,迫擊炮10門,子彈156擔。
唐雲山旅被殲后,進剿贛西南的敵軍膽顫心寒,紛紛嗚金收兵,固守吉安、撫州、南昌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迅速從吉安地區南下,圍攻困守贛州孤城的敵金漢鼎部。3月16日至18日,紅軍圍城三日,因贛州城三面環水,易守難攻而未克。毛澤東、朱德遂令紅軍主動撤回。
撤圍贛州后,紅軍前委在贛州城郊樓梯嶺召開分議,部署紅軍在贛南的第二次分兵。這次分兵,紅軍具執行了毛澤東關於“同時發展,同時深入”的方針。走到哪裡,就幫助哪裡建立、發展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建立赤色武裝,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3個月的分兵,取得了極大的成效:贛南、贛西原來梅花式的紅色區域,已基本聯成一片;贛南蘇區與贛西、閩西、及廣東東江蘇區的聯繫已經貫通;興國、於都、贛縣、信豐、南康、尋烏、瑞金、寧都等縣和於北、安於會贛邊界特區都先後成立了縣、區蘇維埃政府;安遠、上猶兩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贛南各縣紅色政權的最高指揮機關——贛南革命委員會也於6月間在贛縣江口成立。
“十萬工農下吉安”
為了迅速赤化整個贛西南地區,贛西南黨組織曾在1929年11月為1930年9月,組織贛西南的地方紅軍和革命群眾,先後8次攻打吉安、5次攻打贛州,出現了“十萬工農下吉安”浩浩蕩蕩的壯觀場景。
吉安是贛西重鎮,位於贛江中游。其西面是螺子山、真君山、天華山和神崗山等4座山崗,東面是奔騰的贛江,可謂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歷來是兵家必爭之重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視吉安為南昌屏障,布置重兵死守。贛西南的紅軍和革命群眾,則視吉安為白色堡壘,下決心要將其攻克,以使贛西、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
第一次攻打吉吉安,是在1929年11月間。以江西獨立第二、三、四團為主攻部隊,歷時3月,肅清了吉安外圍敵軍據點。約30萬革命群眾參加了攻吉行動。“喊一聲打吉安,農民丟下手裡的鋤頭就跑。”人人踴躍上前。吉安雖未攻下,卻使紅色區域擴大了方圓三四百里。紅六軍就是在這次攻吉安過程中成立的。
此後,從1930年2月至9月,贛西南地方武裝和革命群眾又先後組織7次攻打吉安行動。這7次攻吉行動,也都沒有打下吉安,但都供攻吉聲威,把廣大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地方革命武裝也在攻吉行動中得到發展,其中第五次攻吉時成立了以曾炳春為總指揮的贛西南料衛軍總指揮部;第七次攻吉安時組建了紅軍第二十軍,曾炳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
與贛西8次攻吉的同時,贛南革命武裝和革命群眾10餘萬人,也於1930年5月至9月先後5次攻打贛州。在攻贛鬥爭中,贛南各縣先後成立了紅軍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縱隊,並於同年6月在信豐組建了紅軍第二十二軍,鄧毅剛任軍長,羅貴波任政治委員。
8次攻吉、5次攻贛的結果,使贛江兩岸蘇區連成一片。吉安、贛州成為兩座孤城,各縣逃入城中的士豪劣紳們,成日提心弔膽,惶恐不安。統治江西的魯滌平,在給蔣介石的呈文中驚呼:“贛西南的三歲小孩、八十老翁都是“共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