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定友

杜定友(1898～1967)，祖籍廣東省南海縣西樵鎮大果村，祖父先在香港後到上海經營皮鞋，後來全家定居上海。杜定友後來概括祖父的創業精神為“廣東精神”。1898年1月7日，杜定友出生於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美昌照相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杜定友剪除髮辮，考入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南洋公學由盛宣懷1896年創建於上海徐家匯，因與天津北洋中西學堂相對，故稱南洋，幾易校名后改稱上海交通大學。

杜定友在南洋公學，積極參加各類學校及社會活動，十分活躍，他說：“我對於那些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同學，常常看不起。”他在一次學校運動會上，曾得過三塊金牌、一塊銀牌。他上中學后曾一度醉心於童子軍，擔任過隊長、副團長，他所著《童子軍日記》、《童子軍良伴》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南洋校長唐文治對其印象良好，獎掖備至。

1918年，杜定友中學畢業，他以自己家境拮据、數學根底又差為由，不準備再升大學。南洋公學建校20年，尚無一所圖書館，1917年，校長唐文治得交通部撥款3萬元、校內師生捐款萬餘元，準備興建圖書館，同年2月開工興築，4月成立董事會。唐文治決定派品學兼優的杜定友赴菲律賓大學學習圖書館學，以備日後之用。南洋公學往年派遣留學生均為大學畢業生，選派中學生留學，杜定友尚屬首例。

菲律賓大學創辦於1908年，為美國政府所設，其管理與課程均仿美國大學制度，圖書館學專業由美國教授親執教鞭。南洋公學派杜定友赴菲律賓，既能接受最新美式教育，又較留美經濟、近便，可謂培育人才的實用策略。另外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南洋公學圖書館有一筆來自菲律賓的捐款，派人前往學習，可省卻匯款至上海。

出洋留學志在圖書館

杜定友在菲律賓大學的畢業論文是《中國書籍與圖書館》(ChinesebooksandLibraries)。他得到恩師包瑪麗教授的悉心指導，包瑪麗是菲律賓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兼菲律賓國立科學局圖書館館長。那時他受英文目錄編製法的啟發，開始研究漢字排檢方法。同學陳友松後來回憶，當時杜定友書架上已有各種工具圖書，如各種辭典、百科全書、地圖等，他都不惜巨資購置，“大學生中恐怕只有他一個人有大英百科全書”。

1921年，杜定友從菲律賓學成歸國，三年間他共獲得文學、圖書館學、教育學三個學士學位和中學教師資格證書。他興沖沖歸到母校，此時圖書館早已落成，一派歐式建築，富麗堂皇，但校方僅安排其在館中做一般辦事員，毫無用其主持館務意圖，杜定友感覺難以施展抱負，乃自負“忘恩”之罪，拂袖離校。

杜定友離開菲律賓是先回廣州的，當時他曾拜見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相談之下，陳獨秀勸他留粵從事教育工作。杜定友從上海再回廣州，陳獨秀已經離職不知去向，而杜又結識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並頗得許的賞識。杜定友被聘為新設立的廣州市立師範學校校長，10月6日，市立師範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大總統代表胡漢民、省長代表朱念茲、市教育局長許崇清、高師校長金曾澄等俱出席，場面頗為壯觀。杜定友除在市師設圖書館管理科，開設相關課程，親自講授外，還奉命改組省立圖書館。省立圖書館位於文德路，前身為廣雅書局藏書樓，1912年改名為廣東省圖書館。杜定友改組省立圖書館，將舊日四部法編目改用十分法編目，依照新圖書館管理法經營。

1922年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召開第一次年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由蔡元培等在北京發起，為全國性教育社團，共設32個專門委員會，其中包括圖書館教育組。這次年會，杜定友與洪有豐、朱家治、沈祖榮、孫心磐、戴超等人出席，這是中國圖書館學專家的第一次聚首。圖書館教育組決議通過八項方案，其中包括杜定友提出的“呈請教育部推廣學校圖書館之建設”，他在會上還提出要在全國統一圖書分類法，但未獲通過，他因此憤然離會。

國難中圖存興業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次日炸毀東方圖書館，造成40萬冊圖書損失。這一年，杜定友與上海學界歐元懷等人共同發起創辦上海圖書館。1935年7月1日，上海市圖書館籌備處成立，政府委派洪逵為主任，杜定友為副主任。

1936年，在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力邀下，重回中大，主持圖書館事務並任教授。杜定友回憶：“重回中大，圖書館已面目全非。這時，圖書館已遷入石牌新校了。以前經手購入的大套珍貴叢書，很多都散失了。我接管時，按1935年出版的目錄點查，缺少了15000餘冊，數目驚人！查7年之中，換了6個主任。他們都以圖書館為逆旅，其中沒有一個內行人，朝秦暮楚，對圖書館哪裡會有什麼好處？”

這一年，杜定友為中大新圖書館進行設計，大至館舍建築，小到桌椅式樣，無不親力而為。其得意之作是解決了圖書館鑰匙問題，全館104個房間，有104把鑰匙，經機械專家設計，館長一把鑰匙可以開通104扇門，全館五部主任鑰匙可開通屬下各室。次年6月，杜定友查清全館現存圖書196121冊，添購圖書雜誌31868冊。

杜定友勵精圖治，準備重新整頓中大圖書館時，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此前，中山大學已經奉命著手西遷。早在該年1月，杜定友即將館內善本書、志書、整套雜誌、碑帖等2萬餘冊，裝成199箱，移存香港九龍貨倉，戰時又續存數十箱。廣州淪陷前夕，杜定友指揮圖書館員工將中大貴重圖書裝箱，木箱不夠，便把書架、桌子、黑板等改做木箱，最後裝成299箱共5萬餘冊書籍。

10月下旬，中大校方決定在羅定開學，杜定友覓得一城隍廟作為圖書館館址，請僱工修繕整理。11月中旬，中大又奉命改遷廣西龍州。遷徙途中，教育部又命遷雲南澄江。杜定友被校方指定為押運主任，每到一站，他親自先行布置。次年2月底，中大教工245人、學生1736人到達雲南澄江。學校圖書館暫得安寧，他又指揮大家把書箱改作書架、辦公桌和讀者座位。杜定友在書箱設計上用心良苦，使圖書館所用書籍能裝書即走，當時人稱“圖書館木箱化”。

1946年3月，杜定友赴香港辦理寄存圖書接受事務，但發現所存圖書落入敵手，不知所蹤，他托港大圖書館館長陳君葆與北平圖書館辦事處何多源四處查訪。不久，香港政府公報載：九龍倉有中國古書等約320箱，決定由港敵產管理處招商開投。杜定友急托陳君葆、何多源前往接洽，經抽查，這批圖書多有廣東省立圖書館印章，也是杜定友追蹤多時的一批書。1月21日，陳君葆、何多源又在香港永源倉發現圖書173箱，圖書上有中大圖書館印章，這正是杜定友當年存放九龍倉的圖書，被敵人發現後轉存於此。經省港雙方交涉，杜定友赴港將這兩批圖書接回，兩批圖書計有35686冊，古物等721件。杜定友此行不僅追回以往寄存圖書，同時還帶回中英文化教育會及美國圖書館協會贈送的一批圖書。

“我與圖書共存亡”

中大複員后，復校委員會中無杜定友之名，分配校舍也無圖書館之名義，杜定友時為廣東省立圖書館館長，他自掛“中大、省、市圖書館聯合辦事處”招牌，奔走接收各處圖書。此時，中大復校委員會不僅否決杜定友要求建臨時圖書館的建議，而且命令其將總館取消，分解成各院分館，並將舊員遣散。杜定友拒不服從。

1949年，省立圖書館藏書已達15萬冊，閱覽室讀者平均每天1500多人。該年9月，他還邀請文化界人士召開“民眾讀物座談會”，針對黃色書刊泛濫問題展開討論。10月，解放軍兵臨城下，當局命令杜定友離開廣州，他以“不做官”為由推辭；當局已準備好交通工具，命他把一部珍貴圖書運走，也被他拒絕。有人對他說：“你只接到命令疏散，誰叫你留守？你若不走，非但不能保存圖書，恐怕連你老命也不能保，徒為後世恥笑。”杜定友則說：“我與圖書共存亡，個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家人勸他避往香港，他也不從。

10月13日，國民黨守軍棄城而逃，當地惡匪號稱“大天二”的潘初準備趁機進城洗劫，省立圖書館門口也被畫上符號，在洗劫之列。杜定友奔走求救，以防文獻被劫，他通過間接關係聯繫上匪首，對方答應予以保護，但要杜先交港幣300元作“保護費”。杜定友拿不出錢，只得把圖書館鐵門拉上，終宵未眠，與館員輪流守護。幸得解放軍第二日即入城，圖書館文獻得以完整保存。

18日，中山大學教授會發表宣言歡迎解放軍，杜定友列名其中。21日，新政府接管省立圖書館。12月9日，省立圖書館改名廣東人民圖書館，杜定友繼續擔任館長。

1953年因職。1956年4月參加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和北京圖書館主辦的分類法座談會，討論研究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編製問題，1957年3月參加在南京舉辦的第一屆中國省市圖書館工作人員進修班教學工作。5月參加中國圖書館工作者代表團赴蘇聯和民主德國參觀訪問。1963年當選為廣東省圖書館學會會長。1967年因病逝世於廣州。

杜定友一生共撰寫著作86種(其中正式出版或刊行55種)，撰寫論文512篇(其中正式發表320篇)，共約600餘萬字，這是我國近現代圖書館學史上所僅見的。杜定友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圖書館學理論、圖書分類學、漢字排檢法、地方文獻研究、圖書館建築和設備等幾個方面，而以圖書館學理論和圖書分類學最為精達。

關於圖書館學理論，在1925年出版的《圖書館通論》一書中，杜定友已將圖書館置於社會大系統中進行考察，他認為，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拈人才，書籍、財力和時勢四個方面，這種認識已衝破單純的技論而形成了社會論；

1926年，杜定友在“圖書館學的內容和方法”文中指出，圖書館學與其它專門學一樣包括兩個內容：“第一是原理，第二是應用，而應用是根據於原理而來的。圖書館學若是只有目錄分類方法、書籍排列方法那種機械的事——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圖書館只有干這些事——那麼當然不值得研究；只能稱為技藝，不能稱為科學。但圖書館學所以能成為科學，是因為圖書館現在已成為一種活的教育機關，值得注意，杜定友此處的表述與阮岡納贊關於“圖書館是一個發展的有機體”的認識有相似之處；

1927年，杜定友在《圖書館學概論》中明確提出圖書館有積極保存、科學處理和活用益人等功能，並創造性地將圖書館的發展劃分為保守、被動、自動三個時期；1928年，杜定友在“研究圖書館學的心得”一文中認為，圖書館就如同人的大腦，其功用“就是社會上一切人的記憶，實際上就是社會上一切人的公共腦子。圖書館學則是專門研究人類學向記載的產生、保存與應用的”，這種認以又肖似巴特勒的觀點；

1932年，杜定友發表“圖書館管理方法新觀點”一文，指出圖書館事業的理論基礎可稱為“三位一體”，三位者，一為“書”(包括圖書等一切文化記載)，二為“人”(即閱覽者)，三為“法”(包括圖書館的設備、管理方法、管理人才等)，這就是著名的“三要素說”，它堪稱杜定友圖書館學理論的精華，關於圖書分類學，與阮岡納贊一樣，這也是杜定友偏爰的一個領域：回國后經多次修改於1935年定型的《杜氏圖書分類法》在當時是極有影響的分類法之一，1950年首倡新中國圖書分類法應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科學分類的理論為指導思想表明了歷經戰亂后杜定友思想境界的升華，1962年發表“圖書分類法的路向”一文則體現了杜定友在圖書分類領域的精深造諸和遠見卓識，等等。

1988年為了紀念與研究他，設立了杜定友紀念室，書目文獻出版社（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杜定友圖書館學論文選集》。